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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史上的六次灾难给我们应对新冠危机的启示

Dow Jones 道琼斯风险合规 2022-03-20

1918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处理西班牙流感受害者。图片来源:ZUMA PRESS


冠状病毒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最初体现在供应链中断和出行受限上,而现在,影响迅速蔓延,人们开始自发或应政府要求进行“社交隔离”,学校等公共场所关闭,大家留在家中。各行各业都停工歇业。

至于此次冲击的规模和性质,历史上没有明确的先例。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未来一个季度的产值将比2008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最严重的那个季度降幅更大。尽管如此,以往的大规模流行病、灾难和危机事件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将来可能发生什么、决策者如何使局面好转或恶化、以及可能产生的长期后果等。

我们从中总结了几个主要的经验教训:

首先,政府和公众永远得在经济稳定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权衡利弊。他们越重视健康和安全,短期内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就越大,反之亦然。

其次,灾难发生之初,决策者要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最初的反应往往是畏手畏脚或偏离目标的,而且往往由于存在政治分歧,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更彻底的行动。

“我们领悟到:必须做到速度优先、分阶段思考问题以及保持信息透明度,至于这样做的成本,放到以后再考虑。”蒂姆·亚当斯说道。在“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期间,亚当斯供职于美国财政部,现在担任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长。他说:“如果你行动迟缓,想制订出完美的应对措施,就会失去宝贵的时间,而且不管你的应对措施多么完美,总会有所遗漏。”

第三,灾害往往会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习惯,而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恢复。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的人口下降了一半,虽然后来人口数量稳步回升, 但迄今还没有恢复到飓风前的水平。不过,就整个社会而言,创伤的愈合速度非常快。人类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虽然冠状病毒不是流感病毒,但新冠疫情与20世纪的大规模流感相类似,因为它具有高度传染性和相对高的致命性。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率最高,导致全球至少5亿人被感染(占当时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亡人数至少达到5,000万;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其中美国死亡人数达67.5万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西班牙流感只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轻微的影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称,美国的经济衰退始于1918年8月,并持续到1919年3月。流感可能不是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

2006年,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和蒂姆·萨金特(Tim Sargent)为加拿大财政部写了一篇论文,论证西班牙流感对国际贸易、零售、铁路客运和股价几乎毫无影响。他们发现,流感疫情对美国工业生产有一定影响,工业产量在1918年10月和11月急剧下降,但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军工生产也随之下降。他们认为,西班牙流感只导致美国的年度工业产值下降了0.5%。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与现在相比,那时候需要密切社交接触的工作种类要少得多。按詹姆斯和萨金特的说法,当时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的人口占美国职业人口的16%;而到200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0.3%。当时的工人几乎没有病假,也没有失业保险。因此,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没法工作,工人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其次,当时很多政府都专注于战事,不像现在这样重视遏制疫情;而联邦政府在抗击传染病方面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约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书中写道,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从未公开提及过西班牙流感;芝加哥的公共卫生专员甚至拒绝关闭企业,巴里引用他的话说:“我们的职责是让人民远离恐惧。忧虑比流行病更能夺人性命。”

根据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J. Hatchett)、卡特·迈切尔(Carter E. Mecher)和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07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凡持这种态度的城市,其民众的死亡率高于其它城市。疫情爆发16天后,费城才开始限制社交聚会,甚至还允许一个游行照常进行。圣路易斯市则在疫情爆发两天后就采取了限制措施。在疾病高峰期,费城的日死亡率比圣路易斯市高出五倍甚至更多。

这里的经验教训是:美国人越愿意承受短期经济损失,就能挽救越多生命。

1957年,源自亚洲的大规模流感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造成100多万人死亡,在美国造成10万人死亡;不过,有些估算数据比这低一些。那年2月份,疫情在中国出现,6月初蔓延到美国;9月份学校开学,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根据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下属生物安全中心(Center for Biosecurity )所做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0月7日,曼哈顿43%的学生和11%的教师因病请假;而到了10月底,全美国超过一半的县都受流感侵袭。

与1918年一样,这场大规模流行病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但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美联储一直在提高利率,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詹姆斯和萨金特发现,流感疫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非常小的” 影响,而这主要是由旷工造成的。

1957年的疫情对经济影响如此之小,原因也许在于人们普遍没有采取社交隔离措施,这与1918年的情形如出一辙。1957年,各州官员和联邦官员都接种了疫苗,这是他们的第一道防线;而在1918年,疫苗尚未问世。但是,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疫情达到顶峰时,美国所生产的疫苗只够17%的人口接种,而且最多只有60%的疫苗有效,所以它对缓解疫情效果甚微。当局拒绝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大多数学校照常上课,很多人病情不重,医院不予以收治。

1957年,美国礼来公司的工人正在生产流感疫苗。图片来源:ASSOCIATED PRESS

1957年、1968年和2009年的大规模流感具有高度传染性,但与西班牙流感和2019新冠病毒病相比,它们的致死率要低得多。或许因为经历过这些大规模流感,公众起初对冠状病毒并不在意。现在,各国政府愿意采取比以往更具经济破坏性的补救措施。


当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驾驶喷气式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他们给美国人的安全感和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用航空停业三天;由于曼哈顿下城遭受严重破坏,股市也随之关闭;全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往来陷入停滞;民众焦虑不安,不敢到商店和购物中心购物。

当时,经济学家预测恐怖袭击将使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并进入衰退期。人们不再愿意坐飞机,不再愿意在高楼里工作,或者不愿把办公室设在纽约市。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过后,世贸中心被大火吞噬。图片来源:MARIO TAMA/GETTY IMAGES

但随后,美国经济迅速反弹。事后的结论是:恐怖袭击发生前六个月,互联网泡沫破灭早就已经引发了经济衰退,而在恐怖袭击两个月后,这场衰退就结束了。

经济反弹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政府制订了激进的应对政策。市场重新开放那天,美联储及欧元区、加拿大和瑞典央行都进行了降息。在低利率的刺激下,汽车制造商推出零利率贷款,汽车销量飙升。后续没有发生新的恐怖袭击,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感也逐渐消退。

不到两周时间,美国国会就批准划拨400亿美元用于应急重建和国土防御,并提供50亿美元现金援助和高达100亿美元的航空公司贷款担保。民主、共和两党都同意采取更多经济刺激措施,但不久后谈判因刺激计划的具体构成陷入僵局。到了3月份,国会终于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揽子计划,同意在一年内增加510亿美元预算、五年内增加940亿美元,以此刺激经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目前我们能学到的也仅此而已。当时,美国政府要求民众继续工作、娱乐和购物,宣称这才是打败基地组织的最佳方式;而如今,政府要求民众闭门不出,以此消灭冠状病毒。此外,由于利率过高,零利率汽车贷款不复存在。当年“9·11”袭击对经济的冲击仅限于美国,而且持续时间很短;而如今,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所以美国民众无法指望外国伸出援手来缓解国内的经济衰退。

彼时美国经济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人们迅速适应了高度戒备状态;而在接下来几年里,航空客流量以及对纽约办公空间的需求恢复到了恐怖袭击前的水平。

2003年,中国香港经历了非典疫情。此次疫情可谓新冠肺炎的预演。非典病毒最早出现在中国大陆,起初官方没有及时披露疫情,随后不得不采取严厉的隔离措施来阻止其蔓延。非典病毒可能是通过一名大陆医生输入香港的,该医生于2003年2月入住了香港的一家酒店。

政府起初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到3月底,香港一幢公寓大楼疫情爆发,经媒体报道之后,香港市民几乎自发地采取了社交隔离措施。

“对于非典病毒的恐惧感开始在整个香港蔓延,”香港大学经济学家萧如彬(Alan Siu)和王于渐(Y.C.Richard Wong)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口罩迅速脱销,到处都可以看到戴口罩的市民。公共场所每天消毒数次;人们更加频繁地洗手,尽量不去拥挤的地方;餐馆、商店、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无人光顾。”


香港政府最终关闭了学校,并要求任何确诊或疑似非典患者进行自我隔离。

非典疫情给依赖观光旅游业的香港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根据萧如彬和王于渐的数据,3月至5月间,日均抵港和离港旅客数量下降了80%,酒店入住率则从80%下降到不足20%。第二季度失业率飙升,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大幅缩水。

社交隔离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疫情在4月底前得到控制。在政府并未给予大量直接支持的情况下,香港经济迅速反弹。

就抗击新冠疫情而言,非典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它在人们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新的流行病出现时,香港机场会很快行动起来,检查抵港旅客的体温。1月底,大陆首次发现冠状病毒病例,之后不久,香港就开始限制游客人数,并关闭学校、政府办公室、主要旅游景点、图书馆和游泳池。香港居民普遍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此举类似于大规模疫苗接种,有助于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截至3月下旬,香港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已经下降,而且政府没有宣布封城。尽管如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2003年一样严重。香港政府已经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不是自然灾害,也没有直接导致任何人死亡。然而,它就像冠状病毒一样,起初只对个体造成冲击,但很快就吞噬了全球经济,迫使决策者以前所有未的方式作出响应。

首先,美联储降低利率,并鼓励各大银行从美联储的贴现窗口借款。2008年年初,总统布什和美国国会批准了总额达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美国人可获得一张600美元的退税支票。

到了3月份,这场危机蔓延至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美联储和财政部动用紧急救助权帮助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摆脱困境;同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产;美联储和财政部随后救助了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保险企业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股市遭受重创后,国会批准了总额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财政部通过该计划向银行、证券市场和汽车企业注入资金。2009年初,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主导完成了一项金额达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

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得益于美联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财政刺激措施,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另一轮经济大萧条。它还给如今的决策者留下了大量重振经济的工具和策略。

2009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在国会就“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作证。图片来源:WIN MCNAMEE/GETTY IMAGES

这场危机还使美国政坛陷入严重分歧之中,且这些分歧延续至今。虽然“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令美国政府受益,但大多数民众认为,该计划救助的是那些引发危机的人。这种情绪引发了右派的茶党运动(TEA Party)和左派的“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如今,上述观点依旧存在。有人说,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不亚于金融危机;而特朗普总统和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考虑采取救助措施和其它措施抵御新的冲击时,必须要权衡上述观点。


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的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造成1.9万人死亡或失踪,并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将其列为人类历史上经济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损失金额高达2,390亿美元。该地区是全球中间部件的供货地,在地震和核泄漏后陷入停产,零部件短缺随即导致世界各地工厂停工;因为人们担心受核辐射影响,日本旅游业、渔业和农业同样遭受严重创伤。2月至3月期间,日本工业产值下降了16%,经济陷入衰退。

日本最初的经济反应是典型灾后做法: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救援和重建,助推经济复苏。政府还投入资源重建该地区,截至2014年,其制造业生产已恢复到灾前水平。

2011年,地震和海啸肆虐后的日本,一名救援人员正在执行遗体搜寻任务。图片来源:PAULA BRONSTEIN /GETTY IMAGES

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的经济学家中田教授(Hiroyuki Nakata)表示,这种反应措施在短期内达到了预期效果,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地震过后,政府补贴东北地区企业的做法产生了积极和直接的效果,并形成了溢出效应,但一揽子计划的规模可能过大,让一些僵尸企业也活了下来。


为了解决公众害怕核辐射这一难题,在接下来几年里,日本关闭其所有核发电机,核电在日本发电量的占比从2010年的25%下降2018年的5%。 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去年,马修·J·奈德尔(Mathew J. Neidell)、内田新介(Shinsuke Uchida)和玛塞拉·维罗内西(Marcella Veronesi)等学者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电价上涨后,日本家庭在天气寒冷时采暖减少,2011年至2014年间1,280人因此死亡。然而,他们指出核辐射并未直接导致人员死亡,而只是引用了外界的预测数据,称核辐射最终会导致130人死于癌症。

公众对有害事物所带来的已知后果会产生抵触情绪,这是合情合理的。而政府要在公众的抵触情绪和潜在经济损失之间做好平衡,福岛核灾难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直到3月下旬,新冠疫情似乎呈现了相反的风险:公众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冠状病毒威胁,从而迫使政府采取更具颠覆性的措施,即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同时设法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抵消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与上述所有灾难一样,新冠疫情使政府、企业和公众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要在痛苦中权衡利弊。而新冠疫情与过往灾难的主要区别是,其规模和广度是人们前所未见的。

Greg Ip / Danny Dougherty / Anthony DeBarros

注: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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