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专题 | 徐桐 | 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景观人类学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1年第3期 P10-15
徐桐.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景观人类学[J].风景园林，2021，28（3）：10-15.
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景观人类学
徐桐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城市保护与城市设计、文化景观与遗产保护
摘要：“景观”起源于地表形态研究，并作为地理学基本研究视野，经历了“区域特性”“人地关系”“文化史”等研究主旨的转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文化转向”。存在主义视角下的景观的文化认知，需要以理解性方法解析其地方情感和意义维度，以获取“知觉知识”作为新的研究范式。而几乎同时，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呼应了景观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论需求。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诞生了景观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基于地理学景观研究主旨历史脉络梳理，进一步厘清现象学视角下“景观”的文化现象本质；并由景观“知觉认知”的研究主旨、范式需要，阐释“景观人类学”作为交叉研究领域的研究范畴，以及未来其应用于景观研究实践的潜力。
关键词：景观；地理学；人类学；景观人类学；文化转向；知觉认知；解释性方法
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进入文化遗产领域中的景观概念，既包含地理学中对“人地关系”研究的景观论传统，也是地理学研究主旨从“空间特征”向“文化现象”转换的最新成果，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对于景观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①。与之相对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空间转向”（图1），通常作为社会文化研究“客体”存在的景观要素成为研究的“主体”，通过解析景观的文化意义塑造过程，开辟研究人类群体文化结构的新的认知视野。以此为背景，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英国人类学领域的景观人类学具备了交叉学科特征，成为地理学、人类学交叉研究的最新领域。
1 地理学（景观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意图
2 景观研究主旨的转换与发展
再次考校“landscape”的原始内涵，其古英文并不具有美学或情感（文化）意义，而是指地表空间要素组合，特别是乡村聚落土地②。17世纪早期，荷兰的风景绘画中使用了“landschap”一词，用以描绘风景绘画空间景深的特殊构图方式。在风景绘画者的影响下，landscape逐渐指一个地区的外貌，尤其是表示风景。此外，在古荷兰语中的另一词汇landskab和德语landschaft都包含了社区、地区和管辖权的法律和行政理念：将景观（landscape）作为传统行政单元（customary administrative unit）。上述双重含义，共同支撑空间审美意象（scenery）与空间地学（geography）。特别是后者，符合地理学对空间单元划分、区域特性认知的需求，并以此被引入地理学研究范畴③。
进入地理学视野中的“景观”，其研究主旨经历了如下主要转向：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景观的研究主旨为区域划分和特性的认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文地理学建立自然景观、文化景观二元论后，景观的研究主旨为解析其蕴含的人地关系；20世纪20—70年代，景观学派建立后，景观的研究主旨为其见证的文化史解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景观研究出现文化与情感转向后，景观的研究主旨为解析其蕴含的地方文化与情感价值。这些研究主旨的转换，推动了对“景观”本质的认知及其研究范式的转变（图2）。
2 地理学“景观”研究的主要进程示意图
3 “文化转向”的景观研究及其主旨
3.1 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70年代，对于空间研究出现了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的“文化转向”。人文地理学者以存在主义、现象学和人本主义的研究视野，关注具体群体“空间生活经验”（the lived experience of space）和“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等研究主题。德国和法国地理学研究中基于“日常生活”视角进行景观研究的传统被重新忆及。这种“地方”被段义孚提炼作“地方感”（topophilia），用以理解个人或群体及其居住区域之间的情感纽带（图3）。
3 具有文化意义的印第安人、中国人、玛雅人的方位观
由此，文化转向视野下的景观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景观的客观特征、变迁规律的探求，景观研究的新主旨聚焦于景观所属人类群体的地方情感价值、具体景观文化意义的解释。景观研究主旨的发展需要打破既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藩篱，探究新的学术范式。
回顾景观研究主旨的发展（表1）。19世纪初期刚刚进入地理学视野中的景观研究，乃基于经验主义，对景观的视觉表象的物质实在进行客观摹写描述，产生的知识是“实在知识”；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人与环境关系”和“文化史”视野下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乃基于实证主义，对推动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过程的文化结构、文化特征、形成过程等所进行的抽象性规律研究，产生的知识是“抽象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景观蕴含的地方情感与地方价值为主旨的研究，基于人本主义，对景观文化意义不再单纯追求解释，而更强调“他者眼光”的理解，由此产生的知识是“知觉知识”（perception）。
表1 地理学“景观”研究主旨及内容
当今，前2种研究范式仍常见于空间学科之中。然而，对于理解景观情感价值的“知觉性”研究，却方兴未艾。
3.2 以“知觉知识”为主旨的景观研究
研究“景观”的知觉知识，需要建立“景观”本质的新认知。景观中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作为一种存在，其物质实在或其特性、规律并不能解释其文化意义，需要且仅能通过建构其文化意义的具体人类群体的视野，方能阐述作为结果的景观的具体文化意义。以“解释景观的文化意义”为研究主旨时，建立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基础上的景观实在知识、抽象知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获取存在于具体族群情感、文化映射中的知觉世界的知觉知识；此时，有必要从建构此景观文化内涵、赋予其情感价值的人类集体内部（即以“他者眼光”）出发，考察其映射至景观空间之上的情感、精神信仰等文化动机，此方法为“理解性方法”（verstehen methode）。
以探求“知觉知识”为主旨的景观研究，“景观不再是表面和外在的，而是人类集团表达意识、创造和认同的重要手段” “（景观）一旦呈现符号意义，遂成为形塑人们的文化母体（matrixes），给予人们生活上的意义”。景观的本质应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是具体族群文化在具体空间中的映射。
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处于一种永恒的变化状态，为了理解景观的物质实在和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必须在具体时间的变化中进行研究，而不能把它们看作时间尺度上的静态现象。
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的研究，“它（景观）不容易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不是能够‘从外部’研究的东西。景观是由人们根据他们想象的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对他人与自然间联系的解释，来创造和解释的”，其方法论应当借鉴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只有我们不去企图把事物硬塞进我们为其制造的观念的框架中去时，它才能向我们显现自己”。由此，解析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的文化意义，不能通过景观的外在表象描述，也不能通过抽象的景观特性及其规律的研究获得，而只能回到建构其文化意义的群体本身。这也是景观研究借鉴人类学方法，应用“景观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
4 “空间转向”的人类学与景观人类学研究
4.1 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与空间转向
作为相关学科，人类学研究主旨的转换与上述“景观”具有极高的同步性和相关性（表2）。
表2 人类学研究主旨及内容
20世纪70年代，现象学被人类学家引入研究视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等发展了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现象学，将人类群体“间接性主观”构成的意义世界（阿尔弗雷德·舒茨称之为“生活世界”）作为研究的主题，将其作为在“一次性构筑物”的现实基础上所创立的理念性构筑物，即“二次性构筑物”，以存在主义的视角予以客观研究。作为“生活世界”之一的“意义化空间”具备了作为研究主体进入人类学研究核心范畴的理论基础。1989年6月，英国的人类学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场以“景观人类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发端，景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正式进入学术研究视野，这也标志着在人类学研究中，主旨从“文化”向“空间”正式转向，空间意义的解析成为“景观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旨。
4.2 景观人类学的方法学意义
作为新兴的研究分支，“景观人类学”近30年仍在快速发展之中。如日本学者河合洋尚在其系列论文中的阐述，“景观人类学”基于人类学主位（emics）和客位（etics）的视野，景观人类学关注景观文化意义的外来投射抑或内在映射的建立过程，产生“空间”和“场所”、“一次性”景观和“二次性”景观、外在的景观和内在的景观（风景）、“景观生产”和“景观建构”的对偶性研究范畴。研究核心目标之一是以象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环境知觉理论还原景观文化意义的生产或建构过程。
基于景观研究实践的需求，解析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的文化意义的目标，除上述“还原过程”，还存在其他借鉴人类学方法的可能。辨析人类学研究中既有范式，关注家庭、婚姻、生产组织、宗教信仰等核心对象，借鉴结构主义、象征论、认识人类学、解释人类学、文化符号论、现象学等研究框架，能够更加凸显景观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方法论优势。
以“景观人类学”方法，将中微观空间尺度的乡土聚落、圣山圣地、传统农耕社会产业场所、城市风土景观等作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主位眼光、结构功能性框架等人类学研究范式为理论方法，解析具体族群精神信仰、社会生活、物质生产等活动对空间及其构成要素的多元文化内涵，有助于将以获取实在知识、抽象知识为目的的学科研究范式，拓展至以“知觉知识”为目标和出发点的更广阔的学科研究视野。
5 结语
综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人本主义视野，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为彼此融汇交叉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景观研究需将“理解”主位视角下的“间接性主观”存在的人文主义的景观存在作为新的研究主旨，空间的文化意义、地方情感价值等文化性解析将产生区别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知觉知识”，需要借鉴人类学百余年发展建立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视野，特别是象征论、认知论和现象论等“理解性”方法体系。
应当看到，建筑学、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学科研究区域的文化，通常服务于建筑、城乡聚落、园林名胜的材料、形态、设计意匠等特征解析和类型学研究，服务于史学意义上的过程重建，抑或间接服务于当代设计实践。如何准确阐释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不同社会集团尺度的景观文化意义成为场所有效保护、积极性介入的基本前提。理解“文化转向”背景下的景观研究，能够为空间的地方意义、场所精神等研究提供新的人类学视野。近年，建筑史与人类学的学者相互沟通交流，促进了建筑人类学的蓬勃发展，而景观人类学对更广尺度空间的意义解析将会与之互补，进一步促进空间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注释：
①“二战”后学术界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以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的文化研究热潮，被称为“文化转向”，通常认为地理学的“文化转向”热潮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并促成了新文化地理学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雷尔夫（Edward Relph）、段义孚（Yi-Fu Tuan）、布蒂默（Anne Buttimer）、佛利蒙（Armand Fremont）等人推动的强调个人知觉、情感与地方意义的景观研究，具有明显的“文化转向”特征。
② 美国景观学家杰克逊（J. B. Jackson）在其著作《发现乡土景观》中，对一份10世纪英文档案中出现的“waterscape”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解读。与我们当代所认为的“水体景观”含义不同，其指的是“由水管、下水道、沟渠组成的服务于居住区和工厂的水系统”，说明“-scape”曾经表示相似物体的组合，或组织、系统的概念。杰克逊由此进一步解释“landscape”一词，“在印欧语系原始含义中，仅指小部分乡村环境”，并“没有证据表明同当代含义中美学或情感(文化)意义相关”；美国景观地理学派的麦克赛尔指出“在英国的中世纪时期，该词被用作一个地主控制或一群特殊人居住的土地”。
③ 地理学是关于地表的科学，地表各处的分布现象不同，那各地当然有各自的个性，由是发生一种要求，将地表适当地区分起来，并从地理学上，把握它那有个性的景观，想要认识地理学的个体，宛如认识生物学的个体一般（见参考文献[8]）。
④ 本研究中出现了景域学派（Landschaft School）和景观学派（Landscape School）两个地理学学派名称。其中，前者指早期洪堡、施吕特尔等开启的景观研究，其承袭德国地理研究中兼具地貌学、区域学视野的传统，实质上仍然包括了景观、区域两个研究领域，故一般译作“景域学派”；后者指20世纪20年代后，已经剔除了“区域”研究视野后的单纯“景观”研究，特别是指，以1925年德裔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发表的《景观形态学》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为标志，将文化驱动下，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过程作为研究主旨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译作“景观学派”。
⑤ 索尔与其在伯克利的同事历史学者博尔顿、人类学者克罗伯共同提出了Ibero-America的概念。
图片来源：
图1~2、表1~2均由作者绘制；图3改绘自《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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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 王一兰 王亚莺
微信编辑 刘芝若
微信校对 王亚莺
审核 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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