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殷著、金可可译：法学中的体系思想 | 前沿

法学中的体系思想：历史及其意义*

海尔默特·科殷** 著  

金可可***译

摘要： 1. 广义体系，指以一贯标准对材料所作组合，如按所涉生活领域，将法条分为婚姻法、继承法、买卖法等。狭义体系，即演绎体系，指法条间具有可推演之内在关联。就后者，体系论者与经验论者立场迥异，进而对法律人之工作、立法与法之功能所见不同。2. 欧陆法学之体系化特征，可上溯至西塞罗时代罗马法学家之努力，惟此并非罗马法之固有特征，乃希腊思想之影响：罗马法本身之发展，是经验式、个案决疑式的，只是其思维方式具有一定抽象性。盖尤斯之体系，仅是外在编排，但具有演绎之外观，且令罗马法首具理性法色彩。人文主义者注重建构一般概念，力图令法学成为演绎体系。启蒙运动发展出自然法与理性法，令体系架构得以脱离实证法之限制，且以自由、平等理念为体系奠定伦理一贯性之基础。十九世纪德国私法学最终形成法学体系之皇冠，即私法总则，将体系建构之两项标准融于一体：以自由、平等思想铸造伦理统一性，以主观权利概念及其形态架构形式统一性。质疑体系的思潮随之继起，对体系思想亦发生深刻影响。3. 法学无法彻底摒弃体系，唯其不能成为严格的演绎体系，亦非仅为外在编排，而应是具有理据上内在关联的广义体系。体系之伦理预设似应更为宽广，视野应超越国别，直指世界法体系。

关键词：体系，罗马法，人文主义，自然法，理性法

  一

对知识所作编排，若其所据标准一以贯之，即为体系。严格而论，个别知识间之关联，若无漏洞，且显现为若干初始命题的演绎形态（易言之，得自某些基本假定，经逻辑推演而获致个别命题），方堪称体系。近来的逻辑研究，尚要求其推演关系可以演算（Kalkül^[1]）形态呈现。故知体系概念，有广狭二义：后者意指演绎体系；前者乃指依统一标准（即所谓编排框架）对材料所作组合，严格而言，无非是依若干核心标准，以论题学式操作对认识材料进行归类，但一般语用，尤其是法学上，亦将之归入体系概念。此种一般语用是否应受赞同，非本文所论；为清晰起见，唯须强调，下文所称体系，原则上采广义；若采狭义（即演绎体系），当另作说明。

于任一知识领域，体系之形成，均有一前提：所涉领域须具有此类统一标准，亦即，组成体系的个别命题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

1. 于特定时间、特定社会规制共同生活之规则（术语即所谓实证法规范），系法学之对象。个别法规范在法学中之地位，相当于个别认识命题在其他学科所处之地位。原始文化时期，法条为数甚少，时至现代社会，已非个人所得窥其全豹。若欲将此诸个别规范纳入体系，即等于假定：实证法上一切个别规定间，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联系，据此可为其整合提取统一之标准。

法学所处理之个别规范，各针对社会生活之特定进程，诸规范间据此已有某种关联，显而易见。于此意义上，婚姻所涉法条属婚姻法，买卖相关者为买卖法，事涉保险者即保险法。此等关联，自无可否认。

2. 法体系之思想，却远未止步于此。此种思想认为，与特定生活关系之指涉，更多只是外在事实，法规范间纵不论此，尚有某种内在关联。若欲构成严格意义之法学体系，此种内在关联即应令法规范间具有演绎式联结。就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如哲学领域（其他学科或亦无不同），思考者于此分道扬镳：经验论者仅关注个别问题；体系论者则首重一贯之整体。

体系之拥趸假定法条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其或在于规则之所谓法学结构，亦即技术性概念之某些普遍特征；或在于某些源于伦理命令或合目的性考量的实质法律原则。^[2]即此，通常认为，法规范间具有推演关系，易言之，自若干更普遍的原则，得以逻辑方式推演出个别规则；据此，体系非仅为外在之编排，而是形成为所谓演绎体系。反之，经验论者认为，个别法律规则间并无此等内在于法学的内部关联，纵或有之，亦非我等所得而知。于经验论者而言，规则是历史形成的，即此而言，多少具有偶然性，法无非是此类规则之总和，其唯一关联即在于对特定生活领域之指涉，其续造应就待决个案审慎为之。

3.  体系论者与经验论者见解上的针锋相对，涉及法律与法学之基本问题；因其基本立场之不同而得之结论，可资为证。

于此，有三点应予澄清。其一，基于两种立场，对法律人之工作即持不同看法。体系论者认为，法律人工作之本质是逻辑性的：首先，其须将个别法条纳入体系整体；其次，通过体系之概念工具，以逻辑操作将待决个案涵摄于给定规则之下。反之，经验论者认为，法律操作的重心在于完整把握个案客观情事，基于对个案之洞察，即得经由经验方法找到判决；“法源于事实（Ex facto oritur ius）。”据此，法律人之工作，在于尽其所能彻底探究事实，并基于其法感觉而为个案寻找解决方案；当然，于此过程中，其得依待决案之客观结构，比较其他已决案型，确定其异同之处，或因循旧判，或别求新制。易言之，体系论者将普遍规则置于核心地位，经验论者首重之目标，在于个案之衡平。

其二，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导致对立法（Gesetz）之功能所见不同。体系论者认为，一切法条均处于统一的逻辑关联中，故其不惮于以包罗万有之立法呈现法之全体。易言之，此种包罗万有之立法，即所谓法典，系体系之结果。相反，经验论者始终怀疑将全部法条纳入一部立法的可能性，其归诸于立法者之任务，乃规制个别问题，立法者若欲以法典规制法之一切领域，甚或某一生活领域诸如商法，其必劝谏万勿有此一劳永逸之想。因此，无所不包之法典，系体系论立场；单行法（而非致力于对某领域整体作全面规制），系经验论立场。

其三，法（Recht）之功能何在，两种立场之见解亦大相径庭。体系式之法，注重法之安定性与平等思想；体系若完备，所生情事应作何种裁判，即得预期，故法之安定性有所保障；体系既已确定，同案自当同判，故可保障法之平等性。相反，经验论视角首重个案及其裁判之衡平，裁判之平等性与可预期性则退居其次。易言之，于体系论者而言，正义之内容已一劳永逸纳入体系之诸原则及其推论中；一旦体系建立，于理想状态，仅需以逻辑方法适用之。于经验论者而言，正义须于个案寻求之。

4. 于历史世界中，法有其实践形态，其中，上述立场之对立亦不无显现。于西方文明范围内，当今有两大法系：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欧陆法之代表，系欧陆诸大国（如法国、意大利与德国）之法秩序；唯其流风，不限于此，中南美洲、土耳其、埃及、日本与中国均于其晚近立法中承袭之。英语世界之法与此呈对峙之势；其根源于英格兰中世纪，英国殖民者将之远播至但凡英属之殖民地，故其亦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印度今日之法律，南非亦然，唯其程度不如前列诸国。^[3]若以上述问题为视角观察两大法系，大体而言，欧陆领域以体系论立场为主，英美领域则以经验论立场为主。

  二

上述引人瞩目之对立及其理论意义，易生如下疑问：体系思想自来即欧陆法之特色，或仅系于特定时点、纯依特定历史因缘而成？若为后者，是何种因缘？

    1. 为此，于历史方面，对欧陆法作一考察，颇有必要。盖令欧陆诸国之法，得合而论之者，实乃环环相扣之历史。就私法而论，一切欧陆法之渊源，均在古罗马法。唯此种历史关联，非罗马世界帝国直接所致，乃一场思想史进程之结果，此进程至为独特，甚或堪称独一无二。罗马法形成于古代，因罗马帝国之灭亡而式微，终至为世人所不识，亦无适用之片土。直至中世纪，十一世纪，讲学之风复兴于欧洲，中世纪学者重拾记载罗马法条文之手稿。自意大利以始，随后至法国、西班牙、德国，此类手稿遂成中世纪各大学法律课程之基础。学生将其于大学所学，用于实务；以此，于贯穿中世纪后期长达数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罗马法广为传播，远及欧陆诸国之外。此一进程，即所谓继受，直至十六世纪方告一段落。以此，欧陆诸国法律之发展，具有共同之基础，其共性从未全然消匿。若忆及欧陆诸国曾历经相同之命运，为诸种相同之思想运动所席卷，此点自不难理解。集权国家与启蒙，民族国家理念及技术革命，均于此大陆引发相同之社会问题，就其解决方案形成相同之思想。如此，即形成一法族，其下诸国之法，无论于基础上，抑或诸多具体问题之解决方案上，均堪称类同。

2. 鉴此历史关联，若欲探究法体系如何能于欧陆诸国形成，先应探究古罗马法上，是否已以体系思考方式为特征。基于近六十年来历史研究之成果，就诸多问题之认识，均不得不作原则性之修正，此问题亦属其一。若于百年前，就此问题，十之八九当作肯定答复，且颇具自信；于时人眼中，罗马法学家首先是逻辑学家；萨维尼氏曾谓，罗马法学家便是以概念思考，故而卓绝古今。但百年以来的历史研究，令罗马法学之形象发生极大变化；较诸于百年以前，其诸种具体特征更为清晰，其图景更为宽广、复杂。

诚然，时至今日，体系萌芽之形成，似仍应归诸于罗马法学之贡献，但我等亦已看清，体系建构并非罗马法形成之真正驱动力。如今已知，发展体系之诸法学家，不具此前见解所称之影响力。

罗马法之发展乃经验式的，而非体系式的。倘回顾其最重要之时期，即所谓古典时期，罗马法如何形成，即知此点甚明。罗马法史之可见部分，约计千年：元前五世纪中叶，其已有迹可循，至公元六世纪中叶，终于拜占庭。可揭示其特征者，乃于整个期间内，于长达千年之发展中，罗马法仅有两部真正堪称全面的立法：一部在其起点，即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十二表法》，其古风犹存（archaische），内容与形式尚属原始；另一部在其终点，即《优帝民法大全》，系罗马皇帝、法学家及法官所作命令与裁判之官方汇编，系于古代世界行将就木时对罗马法律知识所作之总结。于如此长之时间跨度内，并未出现堪称法典的全面立法。自意大利之蕞尔小邦，直至成为高度文明的世界帝国之首都，罗马法律之发展，并非以立法为其特征；其毋宁是裁判官、以咨询为业的法学家及罗马皇帝法务顾问委员会（Konsilium）之产物。

不妨先就裁判官作一略观。于共和时期，裁判官掌管法律事务，其系经选举任职之市民，任期一年。于元前一、二世纪，一种崭新的私法，即由裁判官奠定其基础，唯其非以普遍适用之法条，而系就个案为之，此亦系必然。任一裁判官均沿袭其前任所设之诸原则，略作修正并增补规则。于此种法律形成方式下，对法律作全面、原则性的型构，自无余地。

从事实务的法学家所作咨询意见，系裁判官法之补充。法学家们就书面或口头咨询作出答复，涉猎极广。此类咨询意见经收集，代代相传，终被视为法源。此乃古典罗马法之第二层，由咨询意见之性质即不难得知，其亦系就个案所作。

古典法之发展，随皇帝之敕令而终结。敕令系皇帝偕同其法律顾问（即所谓法务顾问委员会（Konsilium），系近乎于法庭之机构），就上呈圣裁之法律事务而作。其自始亦系就个案所作，非以一般规制为旨趣；反之，皇帝甚而不时突破传统规则。

上述总体发展之结果，系无数法条，几就古代社会生活之一切问题，均有答案。但此类法条之内聚力，亦仅在于传统，非因体系而有结合。

载有上述法条的罗马法原始文献，其外部结构即可说明此点。记载裁判官法的《告示（das Edikt）》，无非是实证法条之简单罗列，古典法学之诸巨著，亦以评注或裁判汇编形态为主。具体规则与个案裁判随意罗列，并无严格之编排次序。

3. 易言之，体系思想确非发轫于罗马法之思维方式。相反，其滥觞于希腊，确切言之，源于希腊哲学。希腊思想家将普遍者（概念），而非各种具体现象，视作真正现实，此点与现代人所持观念截然相反。故其努力将个别现象置于普遍概念之下，自普遍概念推导出个别现象。为此，其发展定义技术，作为辅助工具；以此，即将现存之个别知识，成功纳入体系结构之中。其以最上位划分标准为纲，次级划分与界定随之；同一概念之下者，即作共同之描述。此类体系化把握的知识，希腊人称为“技艺（τεχνη）”，[4]并以此种形态发展诸学科，诸如数学、辩论术，甚或实践科学如建筑学。其常非严格意义之演绎体系，只是按客观内在关联作编排而已。

名言谓：罗马军队征服希腊，希腊文明征服罗马。[5]法律领域亦无不同。于共和最后一世纪，即西塞罗之同时代，对法学知识作体系化架构的兴趣，于罗马法学家中日渐涌动。不难看到，其如何致力于定义基本概念，如“dolus（即恶意欺诈）”，并就所获概念作讨论、修正与扩展。此种尝试既指向若干伦理基本概念，也针对技术性概念诸如“诉（actio）”。其努力对现象进行分类，对诸如监护之本质作出定义，依其发生类型区分不同的种类；同样，其亦提出若干普遍法律原则。斯时，此类努力不复为个别人偶发的追求，而是自觉的改革尝试，由西塞罗的著作可知此点。西塞罗本人即力图令罗马法学家了解希腊之体系学；其似有一轶作：“De iure in artem redigendo”，意即论法之形成为“技艺”（即希腊所称之体系）。

西塞罗时代罗马法学家的此种努力，系欧陆法学体系化特征之历史根源。易言之，此种特征乃罗马与希腊思想之融合。但在一点上，罗马法律思维之特征，与希腊观念截然相反。亦即，罗马人于其法律传统中，自始即有某种抽象特征，其将法律规则与基础生活事实作严格区分。若将罗马人之著作与英格兰法律传统作一对照，此种特征更为显著：后者乃纯正经验论者，其所设法律规则，彻底关联于据以形成规则的个案全部事实；反之，罗马人仅记录规则本身，唯于理解规则所必需时，方述及案情，且其描述，自来便仅限于法律上重要因素。

4. 于帝政时期，体系之风更盛，尤于法律学校中为然。此点可见于古典时代罗马法教科书唯一流传至今者，即盖尤斯法学阶梯，其成书于公元后二世纪，歌德对博伊塞雷（Boisserée）声称，自己某世曾于其时投生，其时周流统驭之伟大智性（der große Verstand）、万物之理（die Ordnung in allen Dingen），已向其确证此点无疑。盖尤斯之此一教科书，与古希腊语域现存的其他学科之教科书，全然相应；其阐述法律之方式，一如修辞学家就修辞术、语法学家就语法之阐述方式。其系以简单的分类为基础，依其规制对象为人、财产或诉讼程序，将法条分类。盖尤斯进而对此标准作次级划分，以此将其时罗马法上一切具体规则均成功纳入其中。细观盖尤斯所持最上位之划分标准，可知其虽部分提取自社会事实，却具最高之抽象程度，盖其所采者乃人与财产。此外，体系内部已有纯属法学之范畴，诸如负担行为之视角。于盖尤斯，体系之首要功能，仍系阐述内容之外在编排，演绎体系尚未进入其视野，唯其多处阐述方式易生演绎之表象。记住此点颇为重要；正因此点，后世（现代）孜孜以求、力图以演绎方式把握法学时，即以盖尤斯之理路为据。

5. 盖尤斯所作体系化，范围固然有限，下文却将表明，此第一步即已导致法之转型。其不仅是希腊理性主义、希腊之体系论与罗马人之经验论、源于经验之具体法条相结合，更是希腊法哲学与罗马法实践之融合。罗马法上具体规则间之历史区别，已渐模糊；于长期发展中本具历史性者，现被置于同一层面，作为理性考量之同等表达。例如罗马法上诸种契约类型，于数百年间方相继形成，但盖尤斯将之并列，均作为契约概念项下之要素，皆属不同缔约方式，具相同位阶。以此，历史形成者，即具单纯理性之面貌。昔为罗马共和国之法，为裁判官、法学家与皇帝之作品，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书面理性（ratio scripta）；作者于卷首即言之凿凿，谓罗马法上部分法条，乃自然理性对万民之教诲，作者此举亦非偶然为之。综上，体系甫一登场，法即因之一变；罗马法脱离其历史背景，初现理性法之新颜。

盖尤斯此著，时为教科书，据此可知，体系于其时所具之主要意义，在于何种方面。其乃教学工具、课程之要素，意在为学生讲授代代相传之法律。于古典时代，其对实务几无影响；在古代末期如何，依文献之现状，尚难遽断。引人瞩目者，乃于古代末期，包括优帝时期法学家及拜占庭法律学校在内，虽对体系有所发展，结果上却仍尊重传统之裁判；体系之作用，似更在为旧有裁判附上新的理据，而非厘定新规。

 三

随古代之终结，体系式法学亦告一段落；千年之后，体系建构方得赓续。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之理性法，将古代体系论者之思想发扬光大。中世纪令大学引领法律之发展，从而为此进程奠定基础，但就方法论而言，中世纪之法学并不具体系性。

    1. 中世纪法学所关注重心，系以逻辑工具消除文本之抵牾，亦即，系具体问题，而非体系之建构。实务亦契合于此学术方向，力求借助于传统文本解决具体问题，而此等具体问题要求古罗马法调适于中世纪之实际情事；至于将其解决方案发展成引领性之原则，似尚非其迫切需要。

2. 此种立场，于文艺复兴发生变化。十五世纪末期，尤其十六世纪，体系化追求复兴于法学。此种发展如何发生、具体进程如何，今日尚无法一窥全豹。但显然，其时有多种倾向，均有助于法学中之体系思想。首先，法律课程之需求再度发生作用。十六世纪，欧洲诸国就法律课程之构造均有热烈讨论。于传统方法（即所谓意大利式）之外，人文主义者提出一种体系化授课方式（即所谓高卢式）。中世纪法律课程，系向学生口授传统文本，再由教授以经院主义方法逐条阐述。相反，人文主义者所主张者，非止于对文本作哲学-历史之理解，而是一种全新的讲授方式，即不再受限于传统法源之编排顺序，转而遵循体系化之标准。即此，盖尤斯之法学阶梯体系，构成最初之起点。此种新方法起初盛行于法国，唯始终多有争议；法国体系家多诺（多内鲁斯）长期任教于德国，桑提利（Gentiles）^[6]则在牛津捍卫意大利式授课法。

但此种法学内部之发展，或亦反映学术时代精神之普遍倾向。柏拉图哲学及经重新阐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之新影响，辉映其间。就此，梅兰希顿之尝试及其于威登堡大学所起之作用，可资为证；自卡尔文主义领域、自荷兰，亦焕发生机勃勃之影响。其间具体关联之探究，尚待来日。唯就本论题可谓重要者，乃如下论断：彼时之作者，均力图将法学中此前之编排次序，发展为严格意义之体系，即演绎体系；故其建构一般法律概念，堪称殚精竭虑，例如自核心概念契约，发展出意思表示（即个人对其有法律意义之意思所作表示）概念。

3．自启蒙精神运动，体系思想获得进一步的动力。在关于现实社会之论辩中，启蒙运动发展出理性法或自然法，体系思想得于其中任意施展拳脚，不必顾虑传统法上之实证法条。罗马法之历史构造必定有碍于体系统一性之追求，而于其时，此障碍即因之而克服。但启蒙运动所赋予体系思想的，主要乃统一的实质基本原则，故而在概念统一性外，体系亦取得伦理上统一性，此即作为社会组织之基础的自由、平等思想。

4. 于自然法、文艺复兴所奠定之基础上，法律体系由十九世纪之私法学最终完成。此运动之中心在于德国。德国私法学未自囿于某一实证法，^[7]借力而未受制于罗马法上传统规则，复以德意志理念论哲学为动力，最终形成法学体系之皇冠，即私法总则。法学体系建构所据之两项标准，于此融为一体：伦理之统一性在于自由、平等之思想，形式之统一性在于主观权利之概念及其诸种形态。实质标准令法律行为、契约于法律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唯当一切社会成员均自由、平等时，协作方为可能，法律关系亦仅得因自由个体相互缔约而变动；法律世界之一切变动，均应理解为人类行为（法律行为或侵权行为）之结果。

形式方面，私法系个人主观权利之体系。此种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紧密相关。法秩序之唯一任务，既在保障众人享有平等之自由，自须先于个人之间划分自由范围（Freiheitsspähre）。易言之，法秩序之任务，仅在保护此种自由范围，唯其名为主观权利。确切言之，体系之完成，所倚重之形式标准，乃区分不同种类主观权利（诸如相对权与绝对权）之诸特征。

为此目的，于实证法条之上，高耸法律概念之大厦，具体法条隶属于此等概念。以此，个人之法律裁断终得理解为单纯逻辑之涵摄。正义似已全然纳入体系，且依时人之信念，此系真正之演绎体系。既如此，法学以及法律实务，得仅为体系之逻辑适用。十九世纪末，法学家领袖之一鲁道夫·索姆（Rudolf Sohm）踌躇满志，其宣布：

“材料浩如烟海，我等所求，唯一贯之思想；法条汗牛充栋，我等所求，唯统领一切之理念。统一性之追求，系人类精神之需求，满足此种需求，系法学之最高任务。

故因法学之理念本性，方有法体系之寻求，亦即寻求一种呈现方式，令法之全体直观呈现为唯一概念——即权利概念——之自由展开。材料随之退居其后，思想胜而君临天下。”

 四

1．但法学史亦如大戏，突变紧随高潮，体系甫胜，旋遭败绩。十九世纪，体系于法学中取胜；亦是十九世纪，其他学科领域中，于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形成一股质疑体系的思想；此种思想终波及于法学。体系之根基，在于对人类理性之无限信任。但十九世纪末期，理性于人类生活中之绝对支配，却受到心理学知识之质疑。体系追求法理念之逻辑展开；社会科学之研究，尤其是卡尔·马克思之思想，却认为理念追随而非塑造经济之发展。十九世纪末期，此种观念即与法学中之体系思想相峙。基于意思之至高地位，时人推论，法律裁判亦无非仅是意思决定，无法以逻辑论证之；1930年，以赛（Isay）写道：“法之呈现自身，非由规范之全部，乃以裁判之总体”，其所谓“裁判”，系指“基于法感觉而对个案所作处理”。基于经济之至高地位，时人推论，法学之关注重心，乃社会之经济发展，乃与之紧密相关的矛盾与张力；故法规范不应源于体系之推演，而应直接理解为个体利益冲突之结果。社会法学派领袖之一写道：“任一法条，倘未认识其乃利益衡量之结果，便难谓已受彻底之理解。”

上述视角之成功推进，决定了今日私法学之性格。体系思想不复具有统治地位。以利益探究为纲领的社会法学派尤其主张，法之任务乃随顺现存之利益，并赋予其效力；此种思想对法学与判决产生深刻的影响。

2. 但另一方面，此种新见解绝未彻底排除法体系之影响，及其衍生之逻辑方法。以此，当代具有过渡性质，类似于十六世纪，新旧杂存：十九世纪之体系思想，社会法学派之见解以及判决之经验。此种现象，非德国仅有；于法国，亦可观察到类似现象；或更值瞩目者，乃英美法系亦处于类似中间状态，唯与我国不同，于其乃体系思想高歌前进、经验论节节败退；尤其是美国，大学对法律之影响日增，由此而致法律体系化程度之增强。

3．二十世纪中期的私法学，再度面临法体系之意义与价值问题。详究此问题之可能解决方案，非本报告之任务。于此，唯容鄙人为诸君勾勒若干重要之点。依愚见，此前之发展已可澄清两点：一方面，私法体系乃历史性之遗存，仅因循旧制，似非可行。另一方面，将私法发展成为体系之目标，亦不能全然放弃。

以矛盾律为圭臬的形式逻辑，于法学中之重要性，已远不如十九世纪理论之所称，此点已无疑义。法体系不能以几何学为模型而削足适履；其乃一种伦理——实践之关联。近期的逻辑研究尤其表明，法体系或永不能构成真正的逻辑演绎体系，唯得为广义之体系。

此外，业已表明，历史体系之伦理预设失之于窄。例如，保护自由与平等，诚为私法的使命之一，但保护善意，保护对交易的正当信赖，令给付与对待给付不致失衡，亦属必要。此类视角须纳入体系之伦理预设。据此可作推论，诸如非因契约、亦非因侵权所生债务之思想，即术语所称准契约，当重新引起关注。

最后，显而易见，私法体系不应仅以个别国家的法典为基础，而应基于比较法结合法史研究之成果。私法规制生活关系，此种研究可揭示生活关系一般、原则性之问题域，及其解决方案之诸种视角。我等精神视野中之体系，当超越于国别法典，为全体文明社会之私法秩序提供空间，于此意义上堪称真正的世界法体系。

即此，上已述及，依鄙人愚见，法学无法放弃体系思想，此体系纵非严格演绎之体系，但亦非仅为外在之编排，而是指法条间所具理据上内在关联。法条不可胜数，仅将之作为不具推演性的事实，系法学之所不能容忍，其必将探求其内在之关联。

综上，法体系乃一种努力，欲将涉及社会生活特定形态之全部正义，纳入一定数量的理性原则之中。而精神与物质世界系由理性的、思维可把握的结构所统领，正是一切学科不容动摇之基本假定。

脚注

* 本文系科殷教授就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时所作讲座，原收录于“法兰克福大学演讲录”第十七辑，后分别收录于其文集《论法律体系之历史》（1962）、《法律史、法哲学及民法论文集》（1982）。在上述“演讲录”及后一文集中，尚留有其报告时之开场白：

“任职校长者，以其专业讲演而开始履职，可谓合理之风俗。以此可令我等牢记高校之自治性质。大学之最高职位，不应由行政专家执掌，而应由教职成员担任，任职一定时期后再交还于其同事。鉴此，校长开始履职之方式，不应是在校议事机构展示其行政宏图，而应在学生社团集会做一场其教学科研领域的演讲。

系里由我负责之领域，系民法史，此乃我尤具研究兴趣且浸淫其中之问题域，请容我就此向诸位报告若干心得。今日所论，乃法学中体系思想之历史形成及其意义。”参见：Helmut Coing,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Rechtsgeschichte, Rechtsphilosophie und Zivilrecht, 1947-1975, Band 1, Frankfurt am Main 1982, S. 191.

** 生于1912年，卒于2000年。德国著名法史学家、法哲学家。1941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民法与罗马法教授，1955年至1957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64年创立马克斯-普朗克欧洲私法史研究所，任所长直至1980年退休。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本译文系“上海市领军人才”项目（瑕疵担保责任与民法典的制定）之中期成果。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胡坚明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黄雪媛老师就文中歌德所称“der große Verstand”、“die Ordnung in allen Dingen”之译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浙江大学民商法博士生傅宇同学指出译者一处笔误，特此致谢。

[1] 译者注：Kalkül之含义有二，一为微积分，二为演算（法）。自语境观之，系指后者。舒国滢教授亦将“Aussagenkalkül”译为“命题演算”，参见舒国滢：“逻辑何以解法律论证之困？”，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就此译者注，感谢华东政法大学18级民商法博士生谈天同学。

[2] 译者注：此句文字，62年文集中版本不同于“讲演录”与82年文集。对照之下，62年文集版本文辞不通，似有阙漏，82年文集版本乃据“讲演录”修正。故本译文系按“讲演录”与82年文集版本。

[3] 译者注：62年文集中，此句无关于南非之内容。“讲演录”与82年文集均有之（即句末有“und, in vermindertem Maße, von Süd-Afrika”）。本译文系按后者。感谢华东政法大学18级民商法博士生谈天同学。

[4] 译者注：“讲演录”、62年文集及82年文集中，均为“τεχνη”。德国美因茨大学民法博士生张鸿指出，ε上亦可有重音符号，即“τέχνη”，特此致谢。

[5] 原文如下：Nach einem bekannten Wort erzog das unterworfene Griechenland das siegreiche Rom, unterwarf es seiner Geisteskultur. 即：罗马战胜希腊，却受其熏陶，臣服于其精神文化。此处系采我国通常表述习惯。

[6] 译者注：Gentili, Alberico (1552-1608)，意大利人，因信奉新教而逃亡英国，任牛津大学皇家民法教授（1587年），被誉为“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之“先驱”。参见Michael Stolleis (hrsg.), E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 vo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01, S. 235f.

[7] 译者注：62年文集中，系“ein enges positives Gesetz”， “讲演录”与82年文集中，为“ein positives Gesetz”。本译文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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