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败战例分析——总结篇（上）

编译 老狼是也

【编注】这是日本包括防卫大学在内的专家教授对日军失败战例进行的分析研究，他们主要从日本所拥有的丰富资料出发，对这些战例从组织行为学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而并非从战略战术角度所做的战史战例研究。但这里展示了一些新史料及新视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日军战略·组织方面的失败

六个战役中共同的特性

从1939年日苏之间的诺门罕事件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英帕尔、莱特湾、冲绳的作战，日本军都以失败告终。

各次战役不仅作战的时间、空间不同，日本军本身的兵力、装备、补给状况也不尽相同，当然也非仅限于同一个对手，因为对手的作战能力、作战方式不一样也产生很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战役在不同的状况下开展，或许失败原因也依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战役中，不可否认也并非个别独立发生的问题是，这些作战失败都是作为近代组织的日本军所进行的战略规划和通过组织加以实施的这一事实。而且，一次一次的战役都积累为太平洋战争最终战败、无条件投降这具有决定性结果，构成与结果本身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而且接二连三的失败之间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断重蹈覆辙的日本军这一巨大组织形态中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日本军会招致这些失败呢。从各个作战中所反映出来的战略上、组织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而且这些问题存在着什么样的共同特性呢？

本着这样的意识，这里把探明从六次战役中暴露出来的日本军的组织特性中的问题作为课题。用另一种方式表述的话，就是运用组织论的观点来讨论作为组织的日本军的失败。

（1）    这些都是多个的师团或者舰队参加的大规模作战。因此，作为日本军作战中枢部门的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参与了作战计划的策定。

（2）    这里意味着作战中枢部门和实施部队之间，时间上空间上都有很大距离。加之实施部队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时空差异这类共通的问题。

（3）    直接作战部队具有高度的机械化，因此这是需要补给、情报通讯、后方支援等组合起来的近代综合战争。

（4）    几乎没有因对方的突袭而进行的突发性质的作战，都是根据日本军方面事先制定作战计划来实施的作战，是有组织的作战。

以上这些共同特性，超出了各个战斗中指挥官的误判或者个别的作战失误，不如说产生和导致这些失败反映了日本军组织上的特性，即战略构想上的特性和组织缺陷所造成的问题之本身，这是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日本军在各个作战中，以组织的形式进行战略策划，以组织的形式予以实施，其结果也就是组织的失败。

回顾整个太平洋战争，日本军的最主要也是最强大的对手就是美军。这里例举的除了诺门罕和英帕尔战役以外的4个战役都是以美军为对手的战役。作为组织，日本军彻底败于美军。以下探讨日本军的失败原因，而各个战役中也反映出美军在作战中的组织特性，相形之下日本军的组织问题更加鲜明突出了。

战略上失败要素的分析

暧昧的战略目标

军事上的任何作战，都必须具有明确的战略和作战目标。目标暧昧的作战必定招致失败，因为这种情况下只能对大规模组织化的军队进行无目的无方向的盲目指挥。原本不该有缺乏明确统一目标的作战。但是，日本军却偏偏不时发生这种不该有的情况。

在诺门罕事件中，日本军的作战目标就不明确。尽管围绕着与苏联国境线进行的是师团级别的战斗，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大本营也没有明确的战略判断，而是任由关东军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关东军又始终按照前线部门的角度和判断，在这一框架内制定作战计划。关东军发令的“满苏国境纷争的处理纲要”，尽管下达的同时也上报了总参谋长，但是大本营没有对此表示什么具体意见。而且，之后大本营制定了“诺门罕事件处理纲要”也不过是个内部文件，没有向关东军下达。大本营的这一态度，想尊重关东军的地位，仅以用兵限度等这类微妙的文字表现来传达军部中央的意图。当正规军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时，也只是以“了解”为基调，任由当地处理而仅要求相互进行情况沟通，这一背景事实上反映出大本营自身就对事件的战略目标不明确。从关东军来看，中央大部分不过是事后主义，所以中央部的意图、命令、指示总是暧昧的。

目标暧昧在中途岛海战和莱特湾海战中也暴露无遗。特别是在舰艇、潜水艇、战机之间展开的近代综合海战中，作战目的不明确的话，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瞬间就会被误判所诱导。本来，目的明确、集中兵力是作战的基本原则，相反持有复数的目标，势必造成兵力分散，这本身就为失败作了铺垫。同时，目的和手段必须相吻合。所谓的“目的攻克巴黎，目标法军”（编注：引自二战时德国的对法作战方针）就表现了这样的关系。

中途岛作战时，当初军令部考虑的是消灭敌人的反攻基地，制定了为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联系而攻占斐济、萨摩亚的计划。但是山本五十六司令官率领的联合舰队却主张攻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将美舰队从夏威夷引诱出来加以歼灭。山本司令官抱着继续扩大初战胜利以便早期进行决战的考虑。结果山本司令官压倒了其他意见制定作战计划，但这个作战目的却变得暧昧了，其内容大致如下：

    攻克中途岛，封锁美军从夏威夷方面对我本土进行航母跨洋作战；在攻击中途岛之同时歼灭将出战的敌舰队。

前段志在攻克中途岛，后段就是歼灭敌舰队了。尼米茨将其称为“双重目的”（dual purpose），一旦设定双重目的，暧昧性就显现出来。当南云司令官在侦察机发现敌航母时不是立即出动舰载机进行攻击，而是首先接受第一批次攻击机的返航和对战机进行换装炸弹作业，违反了航母舰队的空中决战原则。这里就反映了双重作战目的的阴影。本来航母的甲板上对敌舰攻击用的轰炸机载鱼雷已整装待命，但为了进行对中途岛的第二次轰炸，却正进行对地攻击的炸弹换装，恰在此时收到了发现敌舰队的报告。发现敌舰队过迟，是由于对侦察行动未予重视和侦察不彻底所造成，但有关作战目的，可以说山本司令官的意图和航母舰队之间也发生了抵牾，由此就产生了关键时候不知所措，作战本身犹豫不决。

对此，美军方面虽然实力上处于劣势却获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因破解了密码，详尽解读了日本军的作战计划之外，还因为在夏威夷进行指挥的尼米茨将作战目的集中指向日本航母，甚至严令“航母以外不得出手攻击”，以集中战斗力而创出了有利的局面，这点绝不容忽视。

以后，在号称史上最大海战的莱特湾战役中，日本军仍不能克服作战目的的暧昧。作为海战中的主力、固执于传统的大舰巨炮、舰队决战主义的栗田舰队就最终未能理解联合舰队司令部要求攻入莱特湾的战略目的。莱特湾作战的主要目的在联合舰队司令部下达的“作战要领”中应该已明确，就是即便联合舰队遭到消耗甚至毁灭性打击，也要对从海上登陆的美军进行攻击，并为切断其补给而打击敌运输船队，因此必须突击进入莱特湾。

应该如此这般，至少联合舰队司令部认为阻止美军进攻菲律宾、确保南方资源输送线是至高无上的使命。又有陆军精锐的第一师团为主的地面大部队迎击美军登陆，这是一场真正的陆海空大规模的综合作战。

而实战中担任主力的栗田舰队在认识上却存在很大差距。小柳参谋长以下的一段话就非常说明问题。

    即使我们不幸付出全部牺牲，也要让敌舰队承受难以挽回的损失，以此来书写日美海军的最终决战。这种死是光荣的，是男子汉应有的胸怀。

这里表达的是主力战舰相互之间一决胜负的决心，是舰队决战思想。长期以来，日本海军正是为此而整装军备、训练士兵的。在马尼拉召开的大本营、联合舰队司令部包括栗田舰队参加的作战会议上，对于这一关键的作战目的，可以说海军中央部的意图并没有充分彻底地得到统一和贯彻。

日本军的作战计划都是概略的，通常惯例其细节部分再由中央部的参谋和实施部队的参谋进行探讨决定。但是，莱特湾海战会议关系到作战目的的落实，和交付给栗田舰队具体作战目标和任务的关键事项。在诺门罕事件时，陆军中央部以尊重关东军的自主性而迟迟未表示自己明确的意思。但莱特湾海战时，在允许作战实施部队自由裁量的前提之上，本应该首先实行思想统一以彻底贯彻作战目的。

在英帕尔战役中，第十五军以进攻印度为作战目的，而上级司令部的缅甸方面军、南方军却自认为是为了加强缅甸的防御，两者并不一致。上级司令部没有将自己的判断和意图积极明确地传达给第十五军，只止于希望第十五军通过兵棋推演来探讨计划修正。大本营尽管也认为不可实施这一作战，但又觉得不能忽视当地驻军的共同意愿，所以指示南方军进行作战准备。南方军接到这一指示，又对缅甸方面军下达了作战目的为加强缅甸防御、作战目标仅限于英帕尔的指示，但缅甸方面军对第十五军的指示却变得暧昧不清。这样关于作战目的、作战准备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沟通上不彻底而且变形了。相比较而言，在中途岛中英勇善战的美军斯普鲁恩斯少将就经常和参谋长在甲板上一边散步一边进行长谈以提高相互之间的信赖，在探讨作战计划的同时又获得了价值观上的统一，这事例与日本军的相互迁就和暧昧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战目的不统一，在最后的冲绳决战中日本军再犯此类错误。上级司令部主张空中决战，当地驻军第三十二军却计划着以地面战为中心的持久战。在台北会议上就可以典型地看出，当地驻军的参谋奉命沉默以对，而上级司令部和当地驻军也没有试图为统一战略思想进行积极努力的沟通。上级司令部对于当地驻军的情况和想法愚钝无知，当地驻军也无意申诉自己的意见，只是独自以变更作战方针的形式来应对状况的变化。

结果，日本军在六个战役中的作战目的全都未达到全军一致，最终归于失败。这之间，包含几次陆海军的协同作战，但往往都是根据双方的妥协采用了两种观点并记的折中方案。

产生作战目的多重性及暧昧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缺乏将各个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尽最大可能使得整体战役导向有利的战略构想（grand design）。也可以说，日本军的失败模式就是依存于主观愿望和自以为是的判断所制定的作战目的，在战争实践过程中被现实和其逻辑性逐渐摧毁的过程。

事实上战争的开始以及终极目标的暧昧，就笼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致上，美国的对日作战战略，就是进攻日本本土，直接登陆日本以终结战争。美国早在1935年4月制定的对日基本战略“橙色计划改订案”就有如下的陈述：

    对日作战将以长期的、需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来赢取胜利。初期将丧失菲律宾，美国的攻势作战将由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为起点，逐次攻克日本委托统制的领地，确保西太平洋联络线并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作战。

其后，1941年1月罗斯福总统指示制定的战略方针中就明确要求美海军能够具备对日本城市实施轰炸的可能性。同年9月在“对世界战争的基本综合战略的预估”中，更加具体地提出了在对日参战后的战略是，“以西伯利亚及马来半岛的坚固防御，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以空袭来打击削弱日军”。

综合起来看，美国预测到如果不能控制中部太平洋诸岛屿，海军就不能对日本实施有效的进攻，也无法确保陆军的进攻基地，并预测到最终将由空军对日本进行空袭来打击破坏日本的军事抵抗。这就是美军对日战争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

所谓大战略，就是“以一国（或若干国家的联合）的所有资源，调整并指向通过某一战争达到其政治目的---即基本政策所规定的最终目标”（李德·哈特《战略论》）。可以说美国在受到珍珠港袭击后能够立即进行总动员并实现总体战态势，就是因为早期就确立了这一基本大战略。

对此，日本军的战略，一开始就没有计划进攻美国本土以登陆作战一决胜负的构想。因此，直到日美开战前的1941年11月15日（袭击珍珠湾为12月8日），对于战争终结的目标是：

    迅速消灭美英荷在远东地区的占有地，在确保生存自卫之同时，以积极的措施迫使蒋政权屈服；并加强与德国意大利两国的协作，首先使英国屈服，进而促使美国丧失继续战争的意志（“关于促进对美英荷战争终结的草案”）。

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极其暧昧的战争终结理念，即，对人和物质方面给予某种程度的打击，确保南方资源以进入持久战的话，认为美国就会丧失战争意志，结果就可进行谈判讲和。由此引导出来的各个作战目的就总是带着暧昧性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这一战争观念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军对于瓜达尔卡纳尔是根据进攻日本本土的大战略之一环展开作战的，对此日本军对美的真实意图毫无察觉，只是把该岛作为威胁和切断美澳之间联络线的一个前进基地，这样的战略构想的差异，就造成了日本军逐次投入战斗力使得作战最终归于失败。

而且，美国在欧洲与太平洋针对几个国家进行着战争，但美国能够与同盟国协同作战，对此日本与轴心国盟国的德国意大利之间几乎没有协同作战。

短期决战的战略意图

日本军的战略意图具有很强的短期决战性格。对于日美战争，日本就按照这一厢情愿的路线，认为初战胜利了，确保南方资源后进入了持久战的话，美国就会丧失战争意志，结果就是谈判讲和。联合舰队的训练也是对跨洋来犯的敌舰队进行决战以一决胜负，以此为唯一设想。但是，即使决战胜利了，战争是否就结束了，或者万一输了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没有认真面对和深入研究。

日本就是在没有切实的长期展望的情况下冒然进入战争的。近卫首相曾向海军询问日美开战的话海军对今后的预测，山本五十六回答说：“要说干吧，最初的一年半载，或能打他个天翻地覆，但是第二年第三年，就完全没有什么确信可言了”。山本认为，日本以美国这样的大国为对手没有实力赢取长期战争，因此必须在短期内结束战争。

对于战争的发展没有确切的把握，在这点上当时多数的最高负责人都持有同样的认识。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的前一天，决定设置期限进行对美谈判或开战的“帝国国策实施纲要”时，陆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就作战计划受到天皇的质询：“绝对能取胜吗？”杉山陈述了自己的认识，说：“绝对不敢说，然而有取胜的可能，但也不能说必胜。”

而永野也答称，关于进攻南方（指东南亚—译注）的第一阶段作战“胜算较大”， “开战两年之内，有打赢的把握……但对将来战局的长期化，就难于预测了”。开战时最高领导人东条英机首相兼陆相也曾说：“对短期结束战争有种种考虑，但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遗憾的是没有致敌于死命的手段”。

如以上的发言中所反映的，日本军战略意图的短期性格就是指缺乏长期预测和判断的情况下，却冒然进行日美开战的这种近视的思考方式。

然而，战略上的短期性在各个作战计划及实施上都反映出来。开战初期奇袭珍珠港也仅仅进行第一批次轰炸攻击就撤回了，对地面的储油罐和工厂设施就未进行轰炸破坏。也许这只是事后诸葛亮，但对未进行第二批次攻击的批判是成立的。这种一次性打击的攻击战法，此后在日本海军的海战中也经常出现。为了击沉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补给的美军运输船队使其攻占该岛的作战受挫而展开的第一次所罗门海战（昭和十七年<1942年>8月）时，三川舰队通过夜袭击沉了敌重型巡洋舰4艘、重创敌重型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取得了对敌主力舰队的沉重打击，但是作战主要目标的敌运输船队却1艘也未伤及。

莱特湾海战中短期性格的一次性决战意识也随处可见。该作战原本存在着短期决战性格，缺乏后续手段。栗田舰队突入莱特湾不是歼灭敌进攻部队以实现第一作战目的，而是莱特湾近在眼前时却撤返寻求敌航母舰队进行决战，可以认为这正是联合舰队中根深蒂固的短期舰队决战思想在作祟。

缺乏长期战略思维的短期倾向的战略展开，在陆军中也并不例外。随处可见的兵力渐次投入就如实反映了这种倾向。在诺门罕战役中，最初投入的兵力过少，随后又逐渐追加投入，结果在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苏军面前只是积累着更多的伤亡。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也先后投入一木支队、川口支队、青叶支队、第二师团、第三十八师团，逐渐扩大投入兵力的规模。但结果战死达1万2500人，伤病死亡达4200多人，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不得不放弃瓜岛。英帕尔战役的“ウ号作战”拟用三周时间一举击败敌军，也是一厢情愿地想运用奇袭来进行短期决战。

如前所述，短期决战倾向的战略，一方面与强调进攻、重视决战的思维紧密相关，一方面就表现出对防御和情报谍报的关心程度下降，同时忽视兵员补充和后勤补给。首先防御方面，以海军的例子来看，由于轻视对海上运输线的保护，运输中宝贵的兵员和物质等不断受到敌潜艇和战机的毁灭性打击，经常给实施作战造成重大障碍。不仅如此，就看航空母舰、战机、轰炸机等作为实战的主要装备体系来看，技术上对防御明显有欠考虑。中途岛海战中，南云航母舰队的三艘航母上的战机整装待发，但中弹着火后火势迅速蔓延，而因为缺乏将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的防御设备，少量中弹（250kg～500kg炸弹2～4发）却导致航母严重损坏而沉没。这就是因为应对中弹后的消防灭火和控制损害的手段、装备都不充分的缘故所致。

开战之初取得赫赫战果的零式战机，在防备设计上也根本没加考虑，如零式1号的对地攻击机就被海军航空兵戏称为“1号打火机”，因为非常容易一被击中就着火。

情报谍报的运用方面，和美军相比更处于绝对劣势了。在各个战斗中，与美军具有相同实力甚至超出其实力的作战，日本海军仍然败北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军令部的第三部是情报部门，但始终不受重视，其意见、判断很少有被积极采用。这种情况在陆军中也同样，参谋本部中担任作战指导的第一作战课集中了精英中的精英，其他的部门特别是应该密切相关的第二部（情报部）的存在感就微乎其微了。诺门罕事件发生以前，就有情报人员提出苏军的武器装备的优势，但作战参谋无视了这些情报。

中途岛海战中，美军对联合舰队的作战动向已经了如指掌，因为他们已经成功破解了日本军的密码。而事实上日本方面到事后对此还未有察觉。英帕尔作战中，第十五军的“白头鸟飞越”战法毫无发挥，就因为英印军的前哨和空中侦察等事先就探知了日本军的作战概要和准备状况。相反的第十五军却把英印军的战略撤退当作了退却，加紧强行突进。这也同样是忽视情报谍报和侦察而成为日本军败北的原因。

短期决战倾向，也导致了轻视后勤补给的问题。这是贯穿于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的思维方式和作战形式。英帕尔作战是这样，瓜达尔卡纳尔作战也是这样。燃料、弹药、食粮等物质补给常常发生延误，不仅如此，在战争中期，飞行员呀下级指挥官等人力资源就迅速显出捉襟见肘的窘况。在萨马湾追击美航母舰队的栗田舰队就差一步却停止追击，据说担心燃料不足。

日本军的短期作战倾向在整个战争中支配着各个战略的计划制定而毫无改善。即使在必要的场合，也极力回避着长期持久战。菲律宾的罗宋岛作战中，看似采用了长期持久战，但那并不是前途有望的持久战，只是在弹尽粮绝的状况下坚持等死而已。冲绳战中，第三十二军的长勇参谋长及下属们都主张总攻并实施了作战，但是从战略合理性角度主张坚持持久战的高级参谋八原大佐就逐渐受到了孤立。

主观“归纳”的战略制定---“气氛”左右思考

（编注：此章节所谈及的“气氛”左右思考，系日本评论家山本七平提出的对日本军的一种批判性概念。他在太平洋战争中征召入伍，曾任少尉。战后出版的《一个下级军官所见的帝国陆军》中提出这一概念，还著有《空气（气氛）的研究》、《何为日本人》等。所谓“空气”，就是一种精神论为主的气氛占压倒性地位，而参与其中的人丧失正常思考，随波逐流）

关于战略制定的方法论，单纯地说，日本军的特征是归纳性，美国的特征是演绎性。这些加以定义的话，演绎就是根据既知的法则来解决个别问题，归纳就是从经验事实中抽取一般性法则，当然在实际的战略制定中两种方法有必要相辅相成。但是，如果把两军战略制定的方法论的差异加以特征化，那么上述的对比是可成立的。更加严密地看，应该说日本军甚至都没能掌握从事实抽取法则这一本来意义上的归纳法。

与其说日本军根据一定的原理或理论进行战略制定，不如说差不多就是被情绪和气氛所左右的倾向更浓重。这大概因为科学的思考、组织性的思考没有达到成为共同基础的缘故。比如即使有类似“科学的”思考，也总是在“科学”名义下却不能摆脱“神话般思考”的窠臼（引自山本七平《1990年的日本》）。

曾参与制定冲绳作战计划，但坚持主张科学理性的八原高级参谋所感叹的正是这种情况，即日本军过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和随机应变的运用，但非常缺乏实事求是的探讨。第十五军在制定因帕尔作战计划时，对于牟田口中将“必胜的信念”，辅佐参谋们就被那种说什么也没用的“气氛”所困惑。能够阻止或变更这一作战计划的上级司令部（缅甸方面军、南方军）也一个个把组织内的融洽置于优先考虑，军事合理性则处于从属地位。而作为统帅最高负责人的杉山参谋总长则以既然是南方军司令官寺内的要求为由，迫使持反对意见的真田作战部长改变意见，真田也就屈从了杉山的“人情论”。

冲绳战时，联合舰队制定了以战舰“大和号”和其他剩余舰只一起组成海上特攻队，向冲绳方面突击敌海面舰队和运输船队的自杀性作战计划。就连军令部也没有简单地批准这一计划。

“大和号”等舰船没有护卫飞机，在敌人完全的制空权下绝对不可能到达冲绳，这只不过是图自我牺牲的壮烈表现而已。事实上，联合舰队司令部会议上，与会者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可行的，这几乎不是作战，理性判断被精神论取代。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中将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整体气氛来看，不用说当时，即便今天也会认为大和号特攻出击是当然的”（编注：最终“大和号”还是进行了特攻，葬身海底）。

这种“气氛”左右思考的情况从诺门罕到冲绳的主要作战计划制定、准备、实施的各个阶段随处可见。被“气氛”左右时，一切的议论最后都被“气氛”所决定。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科学的数据、情报进行理性探讨的时候，而是在探讨议论中就产生了某种“气氛”。同样制定冲绳作战过程中在台北召开的会议，八原高级参谋读完了具有战略合理性的“第三十二军司令官的意见书”后保持了沉默，但由此被说为“使得会议的气氛沉重起来”。实际上中央有关军务负责人的大本营作战课长服部大佐就对八原大佐的态度感到吃惊，失去了具体的议论的“心情”。被“气氛”、“心情”所支配着，也没有进行有关战略判断的议论，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

日本军一开始如果说有什么“战略构想”（grand design）的话，不如说仅仅是应对眼前发生的状况，逐渐积累成果，这种思维方式才是更擅长的。这种思维方式，如果尊重客观事实及其行为结果的反馈再加以总结，循环往复持续下去，遇有不确定的状况时经验法则应该产生一定效果。但是，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从参谋本部作战部轻视情报和后勤补给的倾向而不断重蹈覆辙的情况看，只能说日本军平庸的参谋们与科学方法无缘，他们只会以独特的主观的累积法（increment）来制定战略。

日美战争整体大转折的瓜达尔卡纳尔的攻防战中，最近发现一个重要的史实，日本以当时中立国西班牙为据点的谍报小组，得到从美国经由加勒比海的轮船送达马德里的重要情报。情报称：美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是反攻的第一步，将派出大规模舰队出击。驻马德里的日本大使馆将情报送达东京，但是参谋本部无视了这一情报。他们固执地相信开战初期所作的预测，认为美国的反攻在1943年下半年才会开始。听说美国登陆了瓜达尔卡纳尔以后，继续认为“从敌海军的战机和航母的实力等来看，对瓜岛和图拉吉岛的进犯只是试探性的登陆”。因此，以后日本军的进攻，反复陷入逐渐追加投入兵力的消耗战中。这里充分反映出日本军轻视情报、仅凭主观意识来制定战略计划的特质。

被认为是个例外的具有战略构想的袭击珍珠港，明确地反映航母战机取代战舰已成为海上进攻的主力。而且继袭击珍珠港后的马来亚海战中，英国海军所夸耀的最新式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卻敌号”又被飞机击沉。尽管这些成功，本应该使海军从历来拥有的大舰巨炮主义的舰船决战思想中脱身，但传统的作战思想根深蒂固。从这两个战例中学得经验教训而迅速以航母战机为主力进行转换的不是日本，而是美国海军。

日本军在诺门罕事件中犯下了过小评价苏军实力的错误，而对这一作战实施结果并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汲取教训，迅速修正战略思维。可以说这又成为导致英帕尔战役中重犯无视客观事实对英印军主动撤退作出误判的原因。

日本军缺乏个人或者组织应该共享的关于战争的科学方法论，对此美军的战斗展开几乎就是经验实证主义的过程。在太平洋的海战中一直贯穿着的美军作战特征之一，就是不断确保有质有量的安全性之上发动攻势作战。在数量上达到优势之前，尽量避免出击，在物质和实力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开始发动进攻。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因为日本军极其顽强，所以先易后难地攻取薄弱环节，绕开坚固的阵地，然后再对这些坚固阵地进行集中火力的强攻。以后，在新几内亚和其他作战中都采用了这一方式。这就是根据某种合理的法则，在作战计划和实施的意义上出色地以演绎法运用于实践的结果。

以瓜达尔卡纳尔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在塔拉瓦（Tarawa）作战、硫磺岛作战、冲绳作战的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共展开十八次的登陆作战，海军陆战队的水陆两栖作战理念在展开过程中，都反复运用着演绎·归纳法来追求科学合理的作战。

另一方面，日本军的精英中却几乎没有能够创造理念并加以实践的人物。一个个作战指示，只是用些诸如“战机成熟”、“ 谨遵圣旨执行任务决一死战”、“天佑神助”、“神明的加护”、“超越胜负一赌国运断然实施”之类抽象空洞的口号，至于如何实现就根本看不到有什么方法论可言的具体措施。因此，他们没有受过冷静客观面对现实的训练，而只是频繁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埋头于与实质毫无关联的琐碎事务中。在英帕尔战役时，在第十五军司令部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第十五军后勤参谋薄井提出自己难以保证补给的问题，对此牟田口司令官站起来，“说什么呢？根本无需担心，和敌人遭遇了就朝天开三枪，我保证敌人就投降了”，表示了他信心满满。这既非笑话又非实情，算什么话呢？最后强行作出的结论就是食粮从敌人那里夺取。英帕尔战役一开始，食粮和弹药就没有补给，这是日本军的败北的决定性因素。而牟田口的这席话，置本来严重的补给问题于不顾，反而雪上加霜。

有关近代战争的战略论概念，几乎都是从英、美、德等西方国家引进的。本来理论概念取自外国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咀嚼消化并努力转化成为自己的东西，而且更在于有无创出新概念，这才是问题关键。因此，日本军精英们的学习，除了在第一线积累起来的经验以外，只能在指挥官·参谋·士兵既有的战略结构中来发挥作用，如果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只有用应急计划（contingency plan）来应对，完全没有创造性制定战略的能力。

英帕尔战役中与日本军对阵的英第十四军斯利姆司令官曾指出：“日本军的缺陷是，一旦作战计划发生失误的话，就完全没有立即进行修改并重整旗鼓的想法”。

日本军的战略制定不能适应状况的变化，其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组织中缺乏理论性探讨的制度和习惯氛围，日本军最大的特征也被指责为“话语权压倒一切”（引自山本七平《一个下级军官所见的帝国陆军》），这样就使得战略制定即便出现失误都无法进行变动，所谓的修改就只是中止作战或者撤退了。诺门罕、瓜达尔卡纳尔、英帕尔的作战就是这样的典型战例。

狭隘僵化的战略手段

日本军与美军相比在战略选择性上相对狭隘。开战初期以奇袭取得很大战果，这成为了日本军喜好的作战模式。

曾经以来一直以苏联为假想敌的陆军在对美战争方面就没有什么概念和准备，对此海军多年来则明确地以美国为假想敌一直进行着研究准备和战略计划。即便如此，战略的概念却极其狭隘，无非就是集中力量先发制人思想加以具体化并着重于短期性的战术运用而已。举例来说，这种战术就是利用夜间以驱逐舰的鱼雷对敌舰进行攻击呀、训练超常的优秀观察员（优秀的目视者在夜间能够识别八千米左右海上军舰的活动）并依赖这种能力进行大舰队先发制人的进攻等等。但是，追求高强度训练发掘士兵的极限能力，这与必胜信念这类精神主义混杂在一起，反而忽视了对军事科学技术的开发。经由苏里高海峡北上向莱特湾进击的西村舰队，就是因为被美战舰、巡洋舰支队的出色的雷达技术捕捉到而被全歼。

有时候，在战斗中这种小手段的实用性在战术、战略上也不都是失败。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的第三次所罗门海战后的伦加湾夜战就是个其中的一例。日本军的一支小舰队有5艘驱逐舰和3艘警戒舰组成被派往瓜岛执行物质运输任务，美军事先就已察觉，派出5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进行伏击，并通过雷达监视着。当日本军发现敌舰时，支队司令田中赖三少将果断命令“停止卸载，全军出击”，这支历经一年半集训的舰队这时候出色发挥了出其训练成果，3艘驱逐舰同时发射了36枚鱼雷，击沉美重型巡洋舰1艘，重创敌舰3艘，给予美舰队以沉重的打击。

日本军这种战斗中的灵活应对，如加以彻底发挥也能转化成战略上的优势。即所谓的战术战法的战略性转换。但是，在近代战争中这不是总能够适用的。当敌人的行动具有可视性，自己的行动又不要求庞大复杂的协调时，一定的条件下或许是有效的。因此，当日美海军实力已失去平衡时，仅依靠这种战斗技术训练出来的手段就无法进行对抗了。1944年6月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日本海军最精锐的第一航母舰队（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第一波攻击就使用265架战机尝试远距离进攻，因为被美军的雷达在前方150海里处捕捉到，美军以将近一倍的战机（450架）进行迎击，结果日本军遭受毁灭性的损失，而且美舰队高射炮使用了新研发的VT引信弹（不是命中目标而是接近目标进行爆炸）。在新的军事科技体系面前，单纯的战术战法就变得无能为力了。其次，战机的远距离攻击需要拥有高度的技能，而飞行员的技能训练不足也是造成这一攻击效果相应低下的原因。

本来，战斗无法弥补战术的失败，战术也无法弥补战略的失败。这样的话，从可供选择的战略手段中选取符合战况的最适合的战略至关重要。但是，被一般人认为比陆军更具有弹性的海军的战略思维也意外地顽固僵化。其原点可以上溯到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中。因为日本赢得了日俄海战的胜利，大舰巨炮、舰队决战主义就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战略手段。这个思想是以东乡平八郎联合舰队司令官手下担任参谋的秋山真之少佐起草的“关于海战的纲领”为蓝本，1901年制定成“海战要务令”以后，成为了海军的作战法宝。

“海战要务令”根据以后状况的变化进行了五次改订，但是以战舰为中心的思想却一如既往毫无改动。

   “战斗的要点在于采取攻势作战迅速歼灭敌人。战斗的决定要素在于集中兵力先发制人。舰队的排列要以舰队主力针对敌主力担负进攻任务”

    “潜水舰队要与他舰队合作，单独承担对敌主力的攻击任务”

    “航母战机的战斗要与己方友军合作，以攻击敌主力为宗旨”

这一“海战要务令”的条项明确反映出日本海军坚持的就是短期决战、突袭思想、舰队决战主义的教条。潜水艇、航母战机对于跨洋来犯之敌，就是对敌舰进行伏击和消耗作战。日美的舰队实力为六比十，美军方面占优，所以在舰队决战之前有必要尽量削弱其战斗力。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其他国家将潜艇更多地用于对商船进行袭击。事实上，日本的商用运输船几乎就是没有护卫防备而屡屡遭到美潜艇的袭击，无数商船被击沉。但是，日本的潜艇却因循守旧地只用于实际作战，而在作战中又极易遭受美驱逐舰和航空战机的攻击，因而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对于这样僵化的战略思维，连秋山真之也慨叹道：“海战要务令成了被依样画瓢的教科书了”。1934年以后“海战要务令”再也没有进行修订，丧失了海军在内部正式把航母作为海战主力的机会。实战经验丰富的联合舰队参谋千早正隆曾说：“像海战要务令所指示的那种海战场面，实际上可以说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应该说概括全部状况的战略公式是根本不存在的。当初，日本海军的“海战要务令”是秋山真之根据周详的情况分析和合理的思考制定的战略，这在日本海海战的实际运用中得到了有效的证实，正因为此，根据围绕着日本海军的新形势的变化，本应该科学地加以改订，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战略的进化。因为进化，必须有意识地推动多样性和各种变异（variation），从中进行筛选把有效的变异留存下来，具备这样的功能才能保证战略的良性循环。但随着“海战要务令”以一种经典的形式趋于僵化被奉为金科玉律时，它反而起着扼杀进化的反面作用。

这一点上，美海军却通过日美海战成功地切实地进行着战略的进化。中途岛海战约一个月之前的珊瑚海海战中美海军经历了惨败。“列克星敦号”和“约克镇号”航母为中心构成的圆形阵型为了回避日本战机的轰炸和鱼雷攻击而拉开了距离，日本战机利用警戒网扩散的间隙进行袭击，结果美军主力航母“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约克镇号”航母遭受重创，日本军1艘改装航母、1艘驱逐舰被击沉，比较而言美军损失更为惨重。但是，经历了这一惨痛失败，美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就将三艘航母分开，各自周围有舰船护卫形成了复数的圆形阵势，之间相隔10～20公里，这使得日本侦察机很难把握美海军整体的布阵。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大败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发现美海军航母过迟成为中途岛海战胜败的分水岭。

而且提出水陆两栖作战概念（concept）的美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也是自1775年海军创设以来到今天为止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和进化着战略概念的历史。不仅如此，它更是由军事科技、体制机构、管理系统、组织行动都不断地为适应环境来支持新的变化，是战略概念上进行着有组织的综合开发和实践的过程。

日本军的战略手段之狭隘且没有更新换代，与美军相比在整个战争的战略构想（grand design）层面上更决定性地显现出来。山本五十六就曾说：“为大势所迫不得不挺身而出时，作为舰队的负责人按照通常那样的作战毕竟无法预测将来，但结果又落入凑合的境地，只得像木桶里行船似的把奇袭（编注：所谓鹎鸟作战，即偷袭）和川中岛之战（编注：日本16世纪战国时代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之间的长期拉锯战）的战法捏和在一起了。”（山本五十六致岛田繁太郎的信）可见，尽管明治1907年以来长期把美国作为假想敌（日本自1907年开始定期制定战略大纲，确定假想敌和战略方针）而养精蓄锐进行战备的海军，开战之初联合舰队的作战计划也只是传统的舰队决战思想和山本司令长官的奇袭珍珠港构想之间的妥协方案而已，而实际上占领东南亚要地后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作战，再没有后续的战略计划。

关于陆军战略选择的狭隘更无须多言了。诺门罕战役中运用了张鼓峰作战中成功的夜袭战法却未能奏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军对夜袭战法越来越痴迷时，苏联军队却早就对这些做好了防备。再加上瓜达尔卡纳尔以来的迂回作战，夜袭和迂回这两手，都只是不切实际地教条地反复运用，这种作战模式经时间的推移几乎没有长进。

所谓战略选择的狭隘，即在某个作战中的重要作战计划的前提条件不成立时，却轻视忽略战况变化而且没有相应的备用计划（contingency plan）。英帕尔作战中第十五军的“ウ号作战计划”是以战略突袭为前提的，一旦突袭的效果不再成立，本应该准备构筑切实的防线以转入撤退作战。但是，由于轻敌和过度的自信以至于根本就不认为有考虑这种备用方案的必要。牟田司令官主观认为事先考虑万一作战不成功的备用计划，就是和必胜信念相矛盾。于是，把战略突袭作为作战的前提，因为英印军的主动撤退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时，不得不对眼前发生的情况做些毫无章法的临时应对。因为缺乏计划性的备用方案，作战本身失去了基础前提却又没有回旋的余地和弹性。

日本陆军“必胜的信念”就是精神主义、拼搏主义、士兵英雄主义的具体反映，而在“步兵操典”的纲领中就明确记载：“通过系统的训练，培养士兵以军队的光荣传统为基础而拥有必胜的信念，再以出色的指挥加以充实”。而关于师团以下作战方针的“作战要务令”中规定：“军队主要用于作战”，“其战斗的一般目的在于压敌制胜，迅猛夺取战果”，这都明确表明了重视战斗和短期决战的思想。并且对军以上的高级指挥方针的“统帅纲要”中规定：“作战指导的本义在于采取攻势作战，迅速歼灭敌军主力”，在这一基础上更要求一旦作战方针和计划决定后必须加以贯彻。据冈崎久彦（编注：日本外交官）说，在英美战略学、德意志军事学中都没有如此详细规定高级指挥官的指挥行动的规范，“统帅纲要”只是日本军独特的东西。无论怎么说，正是这一系列的纲领的存在，并且在逐渐被奉为圣典的过程中，军队出现了视野狭隘、想象力贫瘠、思想僵化等病理现象，并且明显地限制和阻碍了战略的进化、战略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不相配伍的战略技术体系

陆军中有一个名为“ふ”（编注：读音“FU”）的秘密武器开发。1935年左右在科学研究所开始研发，曾经暂停了，但随着战局的恶化，重又开启该项研究。1943年11月完成第一号样品，翌年2、3月左右进行了实验。实验的结果不明，但1944年11月～1945年4月为止，实际使用了9300个此类秘密武器。关于这个武器的开发目的，大本营有如下的命令：

为了使美国国内发生混乱，对美国本土实施特殊的攻击（大陆指2253号令）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气球炸弹”。气球（注入氢气，直径10米）的主要材料是日本和纸和以蒟蒻芋（编注：日本人爱用的一种根芋制成的食品）为粘合剂制作而成，因此又被称为“蒟蒻芋炸弹”。为了进行气球炸弹的作战，新设了直属于参谋总长的气球连队，在面向太平洋的三个地点设立了放飞的基地。计划是一个气球载有二十公斤的燃烧弹，约在10000米高空飞行60小时到达美国本土。实际的战果，抵达美国本土和其周边的约285个，爆炸了28个，造成人身伤亡的有1件，死亡六人；物质方面的损坏，制造了小规模的山火2件，炸断输电网线1处。到达率为3%，成功引爆的未满1%。而这期间，日本人都吃不到蒟蒻芋了。

陆军的主要战斗力为步兵，其装备是1905年制式的三八式步枪。这种步枪命中率高但火力不足（子弹口径6.5毫米）。1939年制式的九九式步枪，子弹口径7.7毫米，枪身比三八式步枪短，但是最终也没能装备全军。

在诺门罕大败于苏军坦克的日本坦克，是陆军装备上的一大缺陷。在欧洲已经有以坦克为主的战略单位发起闪电战而成为陆战的新概念，日本军在坦克战中使用的坦克炮开发方面大大落后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追赶上。

对空防御武器、雷达等研发也落后了，高射炮射击欠缺精准度，而且没有美军开发的VT引信的对空弹，旧式雷管炮弹难以提高实战效果。

火力集中的精确射击所需的测量技术当时已然落后于时代，陆军这种程度的装备，曾主要针对苏联进行战备，而在太平洋丛林中和美军作战就更加不适用了。

以上的若干例子来看，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战斗技术水准只是停留或相当于日俄战争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有在当时技术水平来说相当高性能的、远超美军的武器装备，其中多数是海军的，不过陆军也有些技术成果不可小觑。在诺门罕事件中，陆军开发的对苏空战中占有压倒性优势、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国产军用机，这就是九七式战斗机。作为九七式战斗机的下代战机而诞生的就是一式战机“隼”。这与海军所夸耀的零式战机共同成为当时高性能的优秀战机。

海军作为相互对决作战的组织，同时需要技术体系的比拼。战舰、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等舰船需要与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通过紧密的联络开展战斗。为此，无线通讯、电话、雷达等通信系统必须准确有效地发挥功能。从这种综合技术来看日本军的技术体系就难于说取得了协调和平衡。某种技术凸显出来其优异性堪称一枝独秀，而其他部分又令人绝望地落后于人，平均来看仍是旧式装备占了多数。这种典型的例子从“大和号”和“零式战机”上可以看出来。

“大和号”在莱特湾海战中初次亮相登场，却未能发挥拥有46公分超级主炮的威力，当莱特湾近在眼前却又折返，其后的冲绳战中作为“特攻”战舰出击在途中就被击沉，这就是日本军技术体系不协调的象征性表现。由于华盛顿条约、伦敦条约的规定，以美英战舰数为十的话，日本被限制在六的比率上，因此在舰队决战中要想取胜就采用了大口径大炮，能够在敌射程之外先行进行攻击以削弱敌人的实力，在势力对等后再以全部战舰与敌进行决战。为此有必要建造世界最大的46公分（18英寸）大炮。“大和号”就是这样作为大舰巨炮思想结晶而诞生的。其建造完成后的几项指标如下：

①    标准排水量6万4千吨　②最高航速27节　③续航能力7200海里（16节）④装备：46公分大炮9门、15.5公分高射炮12门、24毫米机炮24架、13毫米机枪4架、水上侦察机6架、飞机弹射设备2台

主炮的最大射程为40千米。这相当于从东京到大船（编注：神奈川县镰仓市地名）的直线距离。这几乎就是海军所期待的集日本造船技术之精华的巨舰了。当时美国的战舰在大西洋的船坞建造，为了通过巴拿马运河，舰船的宽幅为33米、最大限度的排水量在3万5千吨级，只能装配40公分（16英寸）的大炮。“大和号”的建造费用几乎相当于3艘飞龙级航母。大西泷治郎大佐（当时横须贺航空兵副队长，后任中将）等就曾竭力主张将这些费用用于航母和战机的建造上。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耗费了四年时间所完成的“大和号”，具有耐受从相距20千米的敌舰以46公分穿甲弹射击过来的坚固甲板，对于鱼雷攻击，一次被击中也完全不受影响，即使被两发鱼雷击中同一侧，加上紧急处置也不会影响其战斗力。

但是对于轰炸机的攻击，即对空防御的火力装备是其弱点。因此，数次改装增加了机枪和雷达装备。但在莱特湾海战中“大和号”主炮的威力最终也没有得到发挥，远距离炮击所需要的雷达性能差，加上与指挥系统的联络通讯落后，而日本海军曾经引以为傲的炮术也因为操作训练不足大大降低了其效能。结果，“大和号”和其姊妹舰“武藏号”还没充分显示其威力就沉没于大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海军脱离实战需求的技术体系问题。

关于“零式”战机已经谈到很多了。以它的续航能力、速度、战斗能力来看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战机。但与其说这是日本独创开发的，不如说这是追求和发挥当时已有技术到极致的革新产物。该战机为了增强攻击力而牺牲了防御性能，最大限度地追求轻量化。材料因为使用了超轻量的铝合金，材料来源和加工就极为困难，很难进行批量生产以补充战斗的消耗。美军开发了与“零式”战机相对抗的F6F“地狱猫”（ Grumman F6F Hellcat）战机。该机种是“零式”战机2倍的马力，最大时速达604公里（“零式”战机时速为540公里）的新机种，而且由于彻底标准化，能够进行大批量的规模性生产。在战斗中，美军采用并在实战中坚守两机一组对付“零式” 一架战机的方法（ThachWeave战法<萨奇剪战法>），使得日本的“零式”战机急速消耗，而补充又极为困难。

以下，来看看美军的技术体系的特性。美国的主力坦克谢尔曼最大装甲厚度为75毫米、搭载75毫米的大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生产了5万台；而日本军的一式中型坦克最大装甲厚度为50毫米、搭载47毫米的大炮，不仅性能上处于劣势，而且全部生产台数只不过570辆左右。再比较一下日美的驱逐舰、战舰、潜水艇等主要舰艇的建造数量，参见表1（1940年～1945年）。

（摘自堀元美《联合舰队的生涯》）

日本方面仅有海防艇生产数量占优，但这是标准排水量仅740～940顿级、最高航速不满20节的小型警备兼护卫舰。大部分于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为了本土防卫、海上护卫而紧急生产配置起来的。因此，除了海防艇及护卫舰，只看主力战舰的建造数量的话，190艘对799艘，日本仅是美国的23.8%。，也就是说日本主力战舰的实际产量只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的水平上。

而且，日美战争中成为主力的航空战机的生产数量如表2。

（摘自山本亲雄《大本营海军部》）

从这里也能看出，日本的战机生产量仅仅是美国的13%～34%，但美国自1944年6月以后生产量下降的原因在于，美国进行了战机大型化的改型，因此从重量比来看，日本的生产能力仅仅是美国的10%左右。

陆海空主要装备的生产量存在如此巨大差异，即使美国有必要在大西洋、太平洋两线作战，但反映出美国拥有可资调度的丰富资源、能源的存量及其巨大的生产规模。如果没有这样的供给能力，“地狱猫”对“零式”战机要以二比一来进行战斗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以物质上的军事装备的生产量还不足以反映国力的差距，这里不能忽视对生产体系的认识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日美关于军事装备本身的指导思想之不同。

美国的产品或者生产技术体系是基于科学管理的方法以彻底标准化为基础的。拿潜水艇为例，美国将各舰种归类分析，力求做到同一型号的舰艇保持其长久性而不作设计变更，以便进行大规模生产。不仅明确潜艇主要使用目的在于攻击运输船队，同时在安装雷达后舰体自身则没有必要特别强化。而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潜艇可谓“丰富多彩”。

①   一等潜艇（伊号）有二十七种舰型共计建造113艘

一种舰型平均建造4.2艘（最少1艘，最多20艘）

②   二等潜艇（吕号）有七种舰型共计建造57艘

一种舰型平均建造8.1艘（最少1艘，最多12艘）

③   三等舰艇（波号）有三种舰型共计建造21艘

一种舰型平均建造7艘（最少1艘，最多10艘）

产量最多的“伊号”潜艇就开发了27种舰型，一种型号平均仅制造了4.2艘。其中，只制造了1艘的舰型和建造了4、5艘的舰型就有20种之多，采用了几近于1艘1舰型的生产方式。或可以说这是技术上急速进步的结果。但特别是日本军把潜水艇作为战斗的先遣部队，给予的任务是为了舰队决战而打击消耗敌舰，于是要求潜艇具有对战舰、驱逐舰的攻击能力（比如在水面的航速达24节）。但是，这造成了小小改良就要进行舰型的改换，使得标准化定型难以实现，也无法进行批量生产了。

这种问题在航空战机、航空母舰、运输船等生产方面几乎同样存在。追求极致却制约了不能达到与美国相比的量产方式。在美国，就航空母舰生产在标准化上也并非例外。美国把艾塞克斯级（以后追加了香格里拉级）作为航母标准型之外，还大量改建了商船作为护卫航母。美国正确地认识到，现在的战争是一大消耗战，为了赢取胜利各种武器装备都需要持续大量地生产。因此，在开发阶段就彻底追求标准化的量产，由此就可能大大缩短建造周期和降低单位成本（experience curve effect），这与大家熟知的在汽车等产品的批量生产中的生产体系是相通的。

日本也不是完全无视标准化的作用。由于受到占有优势的敌潜艇和轰炸机的攻击而大量消耗的运输船（货船、大型油船等），在1943年以后就采取了标准型号使得造船数量大幅增加；还有前文例举的海防艇也采用了战时标准型批量生产，大幅度缩减了建造周期。但是，这些方式还未能来得及全面扩展到主要舰艇的建造中，战争就结束了。可以说，关于产品和技术的生产方式与概念之差就成为制约性的因素了。

美军开发的具有高度技术的武器体系从产业工学（industry engineering）原理出发使之成为一般军人易于操作的武器装备。这与日本军追求的某项一枝独秀的技术却需要通过高技能培训掌控的思维具有本质的不同。此外，日本军工技术体系对于硬件而言软件开发更是弱项。其结果就反映在对情报系统的轻视上。莱特湾海战的四支舰队缺乏紧密的策应配合，最后被各个击破，就是因为通讯功能低下，各舰队与联合舰队司令部无法准确把握战况，结果引起各种判断和失误。中途岛海战中，日本舰队受到美军先发制人的攻击，瞬间丧失了航母和舰载机，就与通讯暗号被破译密切相关。日本海军擅长夜战，这反而成为迟迟不装备雷达设施的原因；航空战机的雷达装备也大大落后，美军战机早早就装备了雷达，日本海军则在1944年阶段实际使用雷达的战机仅数十架而已。由于美舰艇装备了针对潜艇的声纳系统，也限制了日本潜艇的行动。

物流系统的落后也大大左右了各个作战的胜败，很难说日本军拥有后勤补给这一概念。先发制人·短期决战的奇袭思想也起着轻视补给的作用。有武器没弹药，有舰艇没燃料的事情频频发生。但“当地调度”成为常用语，其实这在更多的场合却是轻视后勤补给的日本式的托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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