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收外资的国家，后来怎样了？
文 风灵
相比19世纪，20世纪有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地方，顺理成章，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资本，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没收外国资本，既彰显了国家主权，又消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威胁，还获得了发展国民经济所急需的资本，实在是大快人心、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好事。
于是，没收外资的行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最早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当然也包括外国人所有的生产资料。但没收外资不仅仅限于这些国家，1938年墨西哥政府把属于美、英、荷等国的17家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56年埃及没收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独立后的印度，有选择的进行了国有化，对未国有化的外资严格限制，实行许可证管理和次国民待遇；印度尼西亚国有化了前宗主国荷兰的资产；上个世纪5，60年代，古巴大规模地没收外资；70年代伊朗革命后，将外资银行国有化，等等。
除了完全没收外，政府也可能实施逐渐限制外资所有权的管制，包括歧视性税收、立法控制公司的管理、价格控制、强制雇佣本国人、取消许可权和货币兑换限制等。比如所谓的“墨西哥化”，强制性要求外资企业向墨西哥本国人转让51%的股份；1973年，印度制定《外汇管制法》，对外国公司的股权实行限制，规定外资持股比例一般不超过40%，外国投资者必须转让技术等。
没收外资不仅仅是实践中的做法，更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卡尔沃学说。阿根廷教授卡尔沃认为，国家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任何外国在投资争端中的干涉都是破坏东道国的领土管辖权。国有化外国资本是主权行为，不需服从于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包括国际法。投资纠纷不能成为国际求偿，外国人须放弃诉求本国政府外交保护，反对外国政府的求偿代位权，反对投资的外交干预。
卡尔沃学说或卡尔沃主义有力地反击了西方国家关于征收的古典理论，古典理论认为征收须出于公共利益，遵循非歧视原则，并且给予迅速、完全和有效的补偿。而卡尔沃理论与之相反，国家的没收行为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主权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或干涉，也不用补偿或只给予少量补偿，如果产生什么纠纷，只能在本国的法院按照本国的法律来解决。说得直白点，这就是一个“关门打狗”的学说。
那是第三世界人民扬眉吐气的年代。外国资本对没收行为几乎无可奈何，只能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纷纷逃回老家去。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曾经认不清形势，在苏伊士运河公司被埃及没收后，悍然出兵，却遭到了美国的强力施压。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问题诉诸武力行不通了，最后，英法只得灰溜溜地撤军，苏伊士运河就此归属埃及。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投资遍布全球，在风起云涌的国有化运动中受到了重创，元气大伤，再难恢复昔日荣光。多年后，英国人对此仍然愤愤不平。前几年，我问一个英国人怎么看英国二战后的衰落，他首先说到的就是当时在各国的投资被没收，认为这是英国衰落最大的原因之一。
然而，也有极少数持不同意见，大力鼓吹国际投资的人，比如米塞斯。1959年他访问阿根廷时，发表了系列演讲，其中一讲就是“外国投资”。他谈到：“现今世界的状况，由没收外国投资的体系所创立，包括直接没收，和通过外汇管制或税收歧视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没收。这一直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他认为，这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丧失信心，而且现今世界对国际投资越来越不信任。即使有国家考虑立即改变政策，并且实现所有可能的承诺，也未见得会再次激励国外资本家来投资。”当务之急是“订立一些国际法规，而不仅仅是协议”，“意识到国际投资的巨大作用，意识到仅是国际投资就可以改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应该有人站出来尝试从国际立法的角度做一些事情。”
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听进去他的话，至少在他生前，国际投资的环境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70-80年代，拉丁美洲地区经历了失业率持续增长、个人收入减少、金融动荡、资本流失、低储蓄率和高通胀率。巴西和阿根廷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每年通货膨胀高达几千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了30%。而墨西哥则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无法偿还欧美银行的贷款，国内资本枯竭。来自国际机构的报告显示，在80年代，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万般无奈之下，拉丁美洲国家被迫放弃它们引以为傲的卡尔沃主义，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向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承诺遵循西方的国有化和征收原则，尤其是承诺给予“迅速、完全和有效的补偿”，或“公平补偿”“全部补偿”“公平公正补偿”。不过，由于这是形势比人强情况下的无奈让步，民族主义的情绪仍在精神上发挥作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对外资仍然不是那么友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
东欧集团在1989-1991年以后，放弃了主权论，在一系列双边条约中采用保护投资的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
而印度在独立40多年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人均收入也只有300美元左右，大约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1年印度面临空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危机，外汇储备仅有11亿美元 ，只够支付两周的进口费用。政府决定放弃实施了40多年的尼赫鲁模式，大胆实施以“自由化、私有化、 国际化、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国投资的态度，从控制使用到积极引入再到全面放开，并且加入国际《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此外，印度已经与全世界数十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90年代前后，亚洲其他的一些前殖民地，也改弦更张，转向以各种政策吸引外资。
不过，也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不顾民族大义，秉承“有奶便是娘”的原则，在50,60年代的世界国有化浪潮中，它们不但不没收外国资本，还大量招徕外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因其丰富的劳动资源和稳定的外国投资环境，经济保持了长期的进步，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全面改善了就业、工资、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那些曾经大规模没收外资的国家，即使没有兵临城下的武力胁迫，没过几十年，也都纷纷屈服了，巴巴地迎回了当年被赶跑的外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看来是面包压倒了理想。但也不用太沮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吃饱了肚子，说不定又有力气排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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