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战争史大观》：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欧洲大战
编者注：本篇为石原莞尔《战争史大观》的正文部分，本次连载的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原书中有些不正确的用语，例如“满洲”等等，为保持原文原意，译本未做粉饰修改，读者应自行辨别。
战争史大观
翻译 老狼是也
第一篇：《战争史大观》纲要
第二篇：石原莞尔的思考——《战争史大观》的由来
第三篇：《战争史大观》——从早期战争到腓特烈大帝
《战争史大观》——拿破仑的战争
第七节 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欧洲大战
持久战争中，作战目标自然地以争夺领地为主（持久战争也有针对敌军使用歼灭战略的情况—原注）。决胜战争的特征，是歼灭战略的彻底运用，作战目标是敌军，是敌军主力。
决胜战争中，作为一种主义，战略考虑优先于政略，与此同时战略和战术的利害关系不一致时，以战术优先为原则。我们在中少尉时代，就曾竭力地鼓吹这一主张。而克服法国大革命前的用兵战术的论争，甚至一直持续到这一决胜战争时代的末期。这实在让人无限感慨。
推进决胜战争当然以彻底的歼灭战略为基础。即，歼灭敌军主力具有最重要意义，这种会战是战争的中心问题，彻底扩大这一会战成果是作战上的最大目标。
要取得会战的更大成果，最理想的就是围歼敌人。因此，在毛奇时代就特别强调和提倡分进合击。在会战的战场集结兵力，即迅捷地调动军队行动分头进击，集结使得会战易于对敌围而歼之。
而且，拿破仑在会战前通常就是努力集结军队。当然，集结了也有不尽其然的情况，例如1806年的深秋之战、1807年向阿连斯坦因的进军、以及在佛洛伊、艾劳附近的会战，以及在1809年雷根斯堡（Regensburg--译注）附近的会战中对马塞纳（André Masséna，<Andrea Massena>拿破仑时代法国元帅，1758年-1817年）元帅的使用，以及1813年在包岑（Bautzen—译注）会战中对内伊元帅（Michel Ney，拿破仑时代法国元帅，1769年－1815年—译注）的使用等方面，他考虑并调集了有力的部队，在会战战场与主力配合作战。但是即便这样的场合，在佛洛伊、艾劳的会战中，局部战斗却引发不利的形势，还有在包岑会战中，统一指挥的效果也无法用实例来证明。这些都是因为拿破仑时代，军队的通讯不发达，还不得不依赖传令骑兵逐一传递命令，而且兵团的独立性也不充分的缘故，所以在会战前当然就必须尽力集结兵力了。
毛奇时代，已经采用了电讯技术，铁路成为作战有力的搬运手段，而且兵员增多，各兵团的独立作战能力也加强。不仅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的军官教育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1810年设立的陆军大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毛奇参谋总长自身对于高级军官和幕僚的教育，也使得战略战术思想自然得到统一。其结果，分进合击即在会战战场集结部队的作战要领得到了推广运用。
但是，毛奇也有很多未能勇敢将其彻底贯彻的情况。
毛奇元帅在1890年议会上的演说中曾说道：“将来，不会没有七年战争或者三十年战争。”但当时一般认为，工商业的迅速进步使得长期战争毕竟不太可能，而且军事的进步也突飞猛进，1891年到1906年的参谋总长施利芬就倾力于歼灭战略的彻底实施上。这里不妨从其论述坎尼战役（Cannae，意大利中东部，公元前216年汉尼拔的布匿战争的著名会战—译注）中拔萃要点来看看施利芬的战略思想：
“（坎尼会战）实施了彻底的歼灭战略，特别值得惊叹的是，该会战与全部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劣势取得了胜利。克劳塞维茨说‘集中兵力对敌，对于弱势方来说是无望的’。拿破仑说‘以劣势兵力也应该同时包围敌方的两翼’。然而，汉拔尼却集中劣势，不仅包抄两翼，还从背后进行了迂回包围”。
“根据坎尼战役的根本形势看，针对正面狭窄而具有纵深配置的敌人以横向的战线进行攻击，先予以正面迎击，伸展出的两翼向敌人的两侧回旋包抄，并且以先遣骑兵从背后对敌进攻。如果遇有情况，一翼从中央被分隔，在中央发生接触后，无须拘泥于正面的推进，为完成同时的包围进攻，必须经由最便捷的路径贯彻对敌侧后的攻击。”
总而言之，不是满足于一般的小胜，而要冒着一切重大危险包围敌人两翼，以强兵抄敌背后进行攻击，这就是捕获敌军予以全歼的“歼灭战”的彻底贯彻。
施利芬为了向德国全军贯彻这一思想倾注了狂热的努力。他的思想不能说绝对可信，他的战史研究等论述也是不拘史实，相当主观武断，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主观地不惜歪曲史实来论证自己的理想状态。只能说这是带有冒险性的东西。但对于不得不追求彻底速战速决的德意志而言，他在这方面的意志是坚定而值得赞许的。他的临终呓语仍是“让我的右翼进攻更加强大”。我作为外国人，也不得不怀着感慨一边流泪一边阅读他的著作。坦能堡战役（Tannenberg，波兰境内，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首战地点）就是他的理想之战，而这正是他的高徒鲁登道夫予以实践的。
施利芬任参谋总长所作的最后的计划是1905年的对法作战计划，它最典型地显示了施利芬的作战理想。在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译注）只使用极少兵力应对，主力向摩泽河以西挺进，十个军团从拉斐尔和巴黎之间穿插，对巴黎另补充六个军团进行围攻，更用七个军团从西南方进行迂回包抄，从而捕捉全部法军并歼灭之。这应该就是歼灭战略的彻底贯彻。
第八节 第一次世界欧洲大战
德意志倡导和盛行着歼灭战略，而行将到来的彻底决胜战争时代之际，日俄战争、南阿战争却呈现了持久战争的倾向。这些可以简单地归之为都是因为殖民地战争的缘故。当然，对于地面兵力在广阔的地域且交通不便的的情况下，这也是使得两个战争不得不成为持久战争的客观原因。而详细观察两场战争的状况，可以注意到正面突破至为困难的局面。这是欧洲大战成为持久战争的预报。德意志根据这些战争的教训，努力增加了重型大炮。着眼点不错，但显然这远未把握时势的真相。
第一次欧洲大战一开始，具有丰富的殖民地战争经验的基茨那元帅指出，战争可能将持续三年以上。但是一般人都相信，战争会在最短时期结束，特别是在德国，大家相信能在柏林享受圣诞节，在输送军队的列车上，还有兵士涂鸦书写着“开往巴黎”的字样。
然而，势如破竹般地逼近了巴黎的德军，在马恩河战役却受阻败退，由此战线从瑞士到北海形成胶着状态，东方战场也没有构成决战。这与大众的预期相反，战争成为长达四年半的持久战争。
1914年毛奇大将（译注：此时的毛奇，又称“小毛奇”，是老毛奇的侄甥，见后）的作战，与1905年施利芬方案相比太过消极了。即，施利芬的方案是，在梅斯（Metz，法国东北部—译注）以东地区仅使用一个半军团、后备四个半旅团及骑兵六个师团。对此，毛奇却在该地区使用了八个军团、后备五个半旅团和骑兵六个师团，对凡尔登以西一带的侧翼攻击仅有第一至第四军，兵力总计不过二十一个军团而已。德军的右翼进攻未能到达巴黎，这成为当然的事了。（参见图表No.9）
施利芬退任后，协约国方面的军备不断增强，相反德意志方面几乎没能按照预期做些什么。第一次欧洲大战前的德意志的政治局势，和满洲事变前的日本极为相似。自由主义的政党得势，参谋本部的要求很难得到陆军部的同意（而且参谋本部的要求也因受舆论的压力，实在已经很保守了—原注）。加之，在陆军部和财政部、政府和议会之间，十分激烈地就军备问题相互掣肘。此外，还完全被英国宣传所迷惑。日本许多知识分子以为，开战当时同盟国的军事实力要远优于协约国，但是对同盟国一百六十七个师团而言，协约国已经具有二百三十四个师团，占据了明显优势。同盟国的军备扩张，也远不及俄国和法国。
施利芬1912年提出的作战方案，是针对法国增强兵力及采取攻势作战（1905年时期判断法国将以防御为主—原注）而如何先敌制胜的设想。因很难从安特卫普和那幕尔（Namur，比利时城市名—译注）之间的狭隘地区通过，所以最初开始就包围敌人侧翼是困难的，考虑有必突破敌战线，为此对敌正面需加以全面攻击（1905年方案中洛林[Lothringen，法国东北与德接壤—译注]以东地区以防御为主—原注）。所以施利芬主张大大增加兵力，动员全部的受训部队，而且不减少师团兵力反而大幅增加师团。当然，方案中主力还是彻底地使用在右翼。
施利芬退职后，仍旧每年私下制定作战计划，在圣诞节必定递送给参谋本部的科尔将军。作为日本的军人们，对此当作何感想呢。
被自由主义政治大大压制的德国陆军因为摩洛哥事件、巴尔干战争以及受俄法军备扩充的刺激，于1911年实行了一些军备扩大，特别是1913年参谋本部提出平常时期增兵三十万，但得到议会通过的才仅增兵十一万七千。这些战备若没有政治掣肘而果断加以实现的话，马恩河战役的胜者就是德军了---这是参谋本部的人们经常提及而扼腕叹息的事情。
同时，德意志的军部（军部为政府部门，参谋本部则是统领军队的机关—译注）对于国防之根本问题也没有充分的热情，如果稍作努力的话，不会看不到已陷入困境的行政人事问题，并以此为重点来打开局面实现扩军。平常时的兵团增加固然重要，为了应急之需，我相信如施利芬所主张的更为关键的是，首先应该把大幅度动员复员军人以充实兵源作为重点来抓。
毛奇大将的作战计划，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指责，被认为是对施利芬方案的篡改。这不无一定道理。如果，施利芬在第一次欧洲大战为止，继续出任参谋总长的话，德意志将以决胜战争打败法国也未可知（打败法国后能否使英国屈服则另当别论—原注）。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毛奇的计划方案的退步，其实反应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和作用。
1906年，施利芬隐退之时，恰好德意志可谓正在彻底决胜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巅峰之时，德国参谋本部却提出了设置经济参谋本部的建议。这显示了一种征兆，无意识中反映了对持久战争的一种预感。我相信，对一般社会而言就此进行考察将非常富于启示。正是作战计划的当事者最早感知了这些情况，这点特别值得注意。而在舆论界、特别是军事界意识并开始倡导有必要准备经济动员的时候，已经是1912年左右了。但是，这未能取得响应以至于达到影响和引导局势的程度，除了做些财政准备以外，看不到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为。
安东·契休卡所著的《发明家打破封锁》一书中记载（34-35页—原注）了这样一件事：“1914年7月初，内务部副部长冯·德尔布吕克（Von Delbrück—译注）因得知鹿特丹存有大量谷物，拟急速建筑德意志帝国的谷物储存库。这需要五百万马克，财政部部长不予拨付款项，并书写信简给德尔布吕克答复称：‘我并不认为战争将会到来。如果，答应了阁下五百万马克款项的要求，谷物对所建仓库的补偿和卖掉这些谷物相等。这将使已经困难的1915年预算方案雪上加霜。’结果，资金未能支付，预算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但是七十五万德国人却因此饥饿而死。”
毛奇大将是老毛奇元帅的侄甥，长期任老毛奇的副官，不是陆军大学出身，在参谋本部的工作时间也很短。成为参谋总长好像主要是因他和德皇个人的关系密切。他也不是施利芬的弟子，作为毛奇来说，似乎这反而使其比参谋本部其他人更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性。
施利芬的计划，不仅仅无视比利时，对荷兰的中立也拟毫不犹豫地加以蹂躏。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志向于欧洲战史的研究，和北野中将（当时大尉）一起听取了奥德中佐（译注：德国教官）关于战史的课程。该教官一上来就对讲义要点先向陆军大学的学生提出这样那样的诘问。因为这些很无聊，我们从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反使他相当难堪。某日，我们问及，施利芬是否有不惜侵犯荷兰中立的决心吧。这使他感到为难又不得不做些应答，于是他从施利芬计划的起因说起，陈述了各种理由，还特别搬出战史研究科科长菲尔特斯达中佐著作中的记载，然后反问说，施利芬一直为安特卫普和那摩尔的狭隘通路而苦恼，前面不是更有列日（Liège，比利时东部—译注）和那摩尔之间的大峡谷吗，这是侵犯荷兰中立的证据吗？奥德中佐还提出就此问题要大家向菲尔特斯达咨询。而此后我请奥德中佐在学业合同上签字时，他写下了“我与你研究战史，但不会泄露德意志的机密”之类的留言。后来据说奥德中佐私下里向朋友说“日本人不可小觑啊” 。其实菲尔特斯达的名著《施利芬和世界战争》第二版中，记载了强渡马斯河（Maas，法国经由比利时、荷兰流入北海的河流—译注）（原著第41页—原注）的图示就是对此的解答了。这些至今也是愉快的回忆。菲尔特斯达在此后更于《快讯》（译注：当时德国的军事刊物）中刊登了“施利芬不拟对荷侵攻而是加以制服”的论文。结论的解释是，施利芬并非蹂躏荷兰的中立，而是想迫使荷兰给予谅解。
但是后来找到了1922年毛奇大将夫人出版的对毛奇大将的《回忆/书信/文书》一书。在阅读中发现有关1914年11月的“观察和回忆”中记载着：“施利芬欲以德军的右翼通过南部荷兰，而我不赞成与荷兰为敌，宁愿承担技术方面更大的困难，使我军右翼强行通过亚堔（Aachen，德国的德法边界地区—译注）和林堡（Limburg，跨比利时荷兰之间的区域—译注）南端之间的狭小区域。为了使这一行动成为可能，必须尽量迅速地占领列日，因此制定了对该要塞的奇袭计划。”
如果不侵犯荷兰的中立，德军的主力进入马斯河左岸，从荷兰的国境开始到达那幕尔要塞，必须行进七十公里。这之间，有费伊的碉堡工事和比利时国境上号称难以攻克的列日要塞。而列日要塞在欧洲大战中很容易地被攻陷了（这也应该和制定偷袭计划的负责人鲁登道夫恰好也参与了实际作战具有极大关系—原注），世人对此也看得轻描淡写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毛奇来说如何使德军主力跨越马斯河左岸，这里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良苦用心。
根据谍报，大致可以确信敌人拟对阿尔萨斯（Alsace，法国东北部与德邻接处—译注），洛林（Lorraine，法国东北部与德邻接处—译注）进行攻击。但是，洛林的萨尔（Saar，现属德国西部—译注）矿工业区对德意志的价值显得日益重要，当然进行彻底的决胜战争的话，忍受一时的牺牲也未必不能考虑，而对于抱有持久战争预感的毛奇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毛奇大将对于敌人的攻击，想利用梅兹要塞设置个口袋诱敌深入给予打击，主力则进攻在马斯河右岸敌人的背部。毛奇在有一年的参谋旅行中，法军恰好推进到洛林地区，对于建议按照作战计划以主力迎战进入马斯河左岸的研习参谋的方案，他曾讲评说：“没有这样的必要。应该在马斯河右岸攻击敌人的侧背。”
但是，缺乏魄力的毛奇，也没有勇气断然否定施利芬大迂回作战的传统。从参谋本部的氛围来看，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毛奇在这方面也没有确切的见解吧。从毛奇长期未被传统所左右的自由角度来看，他当比其他人更加强烈地预感到持久战争的倾向，即便他还是没能明确把握未来时代的脉搏。并非说毛奇是个特别凡庸的人。但他不是拿破仑那样、希特勒那样从几亿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要做到这些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No.10
1914年8月18日，如果毛奇能够看透这些事情的真相也许可以解决自己的烦恼吧。敌人如预料的那样通过洛林侵攻进来，但很谨慎，能否进入预置的“口袋”呢。而这同时列日已经被德军攻陷。按照预定，可以集中兵力了。是否要继续等待敌人的攻势呢？正是为等待而完成了兵力集中，但对大迂回作战还踌躇不定的话，显然是形势所不允许的，这大概就是毛奇当时的心境吧。
不彻底的计划，犹豫不决的指挥，就构成了马恩河战役的结果。但是战况至此，仅仅责备毛奇一个人，也有些勉强。我们必须看到当时迅猛发展的形势。
毛奇大将因为马恩河战役的失败被革职，由陆军部长法尔肯海（Erich vonFalkenhayn，1861年-1922年）兼任参谋总长。他连军团长的经历也没有却临危受命得到提拔。法尔肯海想努力挽回西线的颓势而未果。鲁登道夫一派则在1914年、特别是1915年在东方战线取得成功，他们乘机提案果断地把兵力用于东线但未被采纳，为此法尔肯海受到攻击。鲁登道夫派的设想是，给予俄国重大打击从而使战况得到根本性扭转。但法尔肯海大概判断与具有地域辽阔的俄国强行进行决胜战争，当时恐怕难于取得成功。
因法尔肯海被撤职，使得兴登堡、鲁登道夫取得了军队的统帅权。德国的军事成功是伟大的，但随着经济陷于困境，形势渐渐变得对德国不利。德国应该充分利用军事上的成功，见好就收果断地接受美国总统（译注：指当时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无兼并、无赔偿为基础的和平倡议。政府方面都倾向于和平，但是鲁登道夫认为，欧洲大战是克劳塞维茨的“理念的战争”，同盟国不把协约国军队彻底歼灭绝不罢休，这一战争中统帅权不应受到政略的制约。这使得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分歧增大。鲁登道夫誓言：“既已如此当战斗到底”，但迎来的却是一场惨败。正如德鲁布吕克所说，鲁登道夫一伙没有正确地认识这场战争的本质。即，他们断言拿破仑以后，战争的唯一性质就是决胜战争，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正在进行的却是一场持久战争。（参见如表No.11）
No.11
但是，德国的惨败和那个极其苛刻的凡尔赛条约的强制性，成为了今天纳粹德国诞生的原动力。由此看，可以说因一种带有弊端的夹生的和平，促使今天的德国要把所谓“英雄的战争”进行到底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人的智慧而言，真可谓天意从来高难问啊。
鲁登道夫主张潜水艇战术和他的各种计划都是基于歼灭战略的设想。因为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问题，他和德鲁布吕克教授进行了频繁的论争。但鲁登道夫特别显现出在两种战略定义上暧昧不清。他似乎坚信如果排除政治干扰，极力推进的潜水艇战术就是歼灭战略。但我们认为，严格的意义上说，潜水战术很难说就是歼灭战略。
因俄国的崩溃，1918年试图对西线展开大攻势的鲁登道夫，大声疾呼应该断然实行歼灭战略。其中，他的一些军事行动可算作歼灭战略的运用，但是彻底坚持到最后所实施的战略，看不出鲁登道夫具有对大陆的敌主力进行攻击，或者强制法国与之进行决胜战争的决心和信念。即，他只不过在持久战争中运用了歼灭战略而已。这不过如腓特烈大帝在持久战争的末期，为了打开困局，毅然而然进行的托儿高会战的意义相同。（参见图表No.12）
No.12
关于鲁登道夫的1918年3月攻势的进攻方向，当我们把此与科尔大将提案的佛兰芒（ Vlaanderen，法比荷三国交界处—译注）攻势和圣昆汀攻势进行比较的话，战略上来说，应该认为前者更加有利。然而，采取圣昆汀攻势方案，应称其为仅属于战术要求的作战。
如果真正逼迫法国进行决战的话，应该突破圣昆汀一带，分断英法军队，采用运动战以歼灭敌军主力，毋庸置疑这才是战略上最为有利的。
然而鲁登道夫判断当时德军运动作战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打击英军并占领英法海峡沿岸，使敌人放弃抵抗意志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主张采用佛兰芒攻势以取得了战略优势。因此，鲁登道夫在现实意义上也意识到决胜战争的不可行。
三月攻势的目标是击败英军，突进到英法海峡。然而，因为攻势初期就取得了预想以上的战绩，鲁登道夫不知何时竟然改变了初衷，进军索姆河（Somme，法国北部—译注）南岸，想开展更大规模的会战。可惜，这一攻势被挫败。他关于攻势受挫，认为原因在于“运动战最终未能成功”。结果，他也未能打到英法海峡，转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战又未能实现，反而使得新占领区左翼也隐伏着不安定因素。
应再次指出的是，即便战争已经变为与开战前所预想的完全不同的局面，德国军事部门却仍对此毫无觉察和反省，对于战争性质的顽固见解，以至于对1918年攻势的指挥也造成重大影响。
就这样，德国统帅部被所谓的“既已如此当战斗到底”的口号所引导，其实不仅军部信心全无，政治上也当然丧失了信念，只能听凭时局的摆弄，最终导致了凡尔赛和约的耻辱。
与众人预期相反的持续了四年的持久战争，其第一要因是武器的进步。机关枪的威力极其大，特别有利于防御。占据了坚固的阵地并坚守的话，想突破阵地变得至为困难。加之，兵力的扩大，使得战线从海洋延伸到海洋，无法进行迂回作战。突破战线不可能，迂回作战不可能，从而形成了持久战争。
与法国大革命从持久战争到决胜战争的转换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即，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使用的兵器几乎是相同的，是社会革命使得军队的本质发生变化，在从来的消耗战略能够得以清算时，才迎来向新的决胜战争的转变。
第九节 第二次欧洲大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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