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启示：仅凭自肃的“日本模式”如何成功？
日本抗疫的启示
作者 老狼是也
5月25日安倍宣布东京都及其周边的神奈川、千叶、埼玉三县和北海道解除紧急状态。自此，从4月7日开始东京都等地宣布紧急状态，4月15日进而日本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历经约一个半月针对新冠病毒的紧急状态终于解除了。
总体来看，日本1月16日发生第一案例，是从武汉旅游回国者；而日本本土发生的第一例患者，是旅游大巴司机，因为与武汉游客相处两天受感染……就这样，日本国内的新冠疫情推移如下（5月26日数据）：
至5月25日安倍首相宣布全日本解除紧急状态之时，日本的新冠疫情感染总数为16,628例，各地疫情如下（5月26日数据）：
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日本将新冠疫情控制在这样的程度，安倍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日本模式”。所谓日本模式，就是既没有封城，也没有强制，还没有罚则。
日本政府只是“要请”人们回避“三密”（密集聚结，密切接触，密不透风）场所，提出的指标减少8成与外人的接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倡远程办公和错时上班，不跨界到外县旅游—这些要求都是“自肃”，也就是自行管理。所以所谓“紧急状态”，日本轨道交通没有阻断，新干线继续运行，高速公路仍畅行无阻。同时，也没有动用警察或者民间纠察，来封锁小区街道。所以，这样的“紧急状态”不是国人或许以为的那样带有强制和暴力。
姑且不和欧美等一时疫情失控的国家比较，和被视为抗疫优等生的韩国相比，按每10万人的感染率来说，日本约为125例，而韩国则是209例。如果和号称采取佛系措施抗疫，也就是期待自然产生社会群体抗体免疫达到60%来抵御新冠病毒的瑞典，它的每10万人感染率高达2500人以上，日本仅是其20分之一。笔者并不认为自然产生社会群体抗体免疫抵御新冠病毒是科学合理的办法，鉴于新冠病毒的邪恶和诡异，其超强传染力和较高的致死率，使社会难以承受巨大的死亡和损失。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曾提出群体免疫的主张，但几天后就认识到不可行而采取了包括封城（lock down）的严格防疫措施。
3月11日，WHO才正式宣布新冠疫情全球爆发（pandemic），并称重点疫区转到欧洲。现在人们已经对新冠病毒其迅猛之势有所认识，都知道这姗姗来迟的宣告，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当时意大利已经失控，一周之内感染者就翻倍增长；不久在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拿纽约和加利福尼亚比较，因为前者只是晚了几天采取封城措施，结果就大相径庭。这里不想谈责任追究，但相信WHO等的严重失策终将遭清算。今天（5月2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已经明确提出，疫情结束将提出对WHO的施策进行核查。
正值意大利等地失控的状况，WHO发布警报后，日本开始探讨针对新冠病毒的特别措施法。日本NHK对世界一流哲学家、史学家、医学专家分别组织采访和对话的节目，以色列学者尤瓦拉・赫拉利（《人类简史》作者）就提出，在历史重大节点，特别是紧急状态下，最易于产生集权、强权，历史上希特勒如此，而在欧洲疫情紧张之际，匈牙利的奥班・维克多就借机大大扩张了首相无期限的权限；他还谈到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也有这一企图，想就疫情来扭转其大选中的颓势以继任总理。他的行径甚至遭致他的儿子叱责，称他有成功的经历，但借疫情谋取政治利益是卑劣行径。
日本视新冠疫情为百年不遇的国难，与此同时国会对行政权力的界定也十分警惕。为了限制过分的集权，国会的特别措施法，最终是2013年国会通过的《关于新型流感等的特别措施法》进行了部分改动而已。该修订法案还设定了期限至2021年1月31日为止；并把一些针对新冠疫情的措施等同于应对新型流感的措施。其主旨，就是要把行政权力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最少限度地侵犯自由和人权。
这次，安倍内阁到目前为止还算循规蹈矩，其决策都经过以下的步骤：
召开和公布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主要是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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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和公布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就政府采取的措施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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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众参两院分别进行汇报并接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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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阁的对策总部讨论决定
以上就是日本在疫情期间的决策程序。有兴趣的话，看日本国会唇枪舌剑的讨论其实也很有意义，可以更多了解各种措施决策及其背景，也表现出相当程度上决策的公开和透明。
日本国会讨论的直播画面
如上所述，有关疫情的政府重大举措，都经过众参两院讨论并通过。借此简经由NHK全程直播。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国会一般情况：
1. 日本国会一般1月中旬起召开，按国会法规定会期150天（注：不是一两个星期或者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样的1-2天）
2. 日本国会的全会或专题议案，比如预算案的审议，都由NHK全程直播，当然包括这次有关抗疫所采取的相关措施的审议。
3. 日本国会都是民选的专职议员，在选区设有专门办事处，随时接受上访，听取选区民众意见，做各种调研，所以他们能够反映民情，具有相当的民意代表性。
笔者在前一篇《日本“战疫”：法治、科学、理性》一文中也提到，在审议特别措施法过程中，因法务大臣的就他事有不当发言，曾一度引发在野党抗议并声称不撤回该言论将不参与特别措施法表决的这一案例。
看似执政党占绝对多数，如果以占有多数议席，单独强行通过决议，理论上看，即3分之2以上议员出席，半数以上赞成，也算合法。但这等同于至少把三分之一的民意排除在外，将成为宪政史上的污点，也是执政党想回避的。况且特别措施法本来就是各党联合修订的。
日本国会在议会讨论或质疑时，发言质疑不以席位多寡来定，而是在野党占6成，执政党占4成，几乎正好与席位占有率成反比。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因为执政党有必要接受在野党的监督。这就是日本国会的民主实践。
以上的内容尽管重复，但还是想籍此再次强调把民主理解为“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或什么“民主集中制”，这是对民主的歪曲！
日本国会已经通过了第一次抗击疫情高达108兆日元（约1兆美元）的预算，相当于日本年度GDP的20%，因5月4日安倍内阁又将紧急状态延至5月末，所以拟将近日提出追加预算交国会审议。安倍在宣布解除紧急状态时已经表示，追加的预算总额预计仍达100兆日元，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总共将相当于年度GDP40%的金额投入抗击疫情。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早在4月27日就宣布将无限制收购国债。注：日本央行不是日本政府的下属部门，而是独立的金融机构。
日本政府强调庞大的资金投入，第一保民生，第二保就业，第三保各行业的生存，这包括对中小企业甚至零散企业和个体户的补偿等。同时对中小企业还有无利息无担保的贷款。第二次追加预算，将对应政府要请而停业的餐饮业的房屋租赁费等、困难学生（包括留学生，要求成绩上乘，出席率80%以上，即不含“游学生”），失业者进行补助，同时为加强医疗机构，对第一线医护人员给予个人补偿之外，还对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每例补助20万日元（注：新冠患者属于指定传染病，所以治疗费用本来就由国家负担）。
比如，最先安倍内阁考虑的是对每户家庭给予补偿，经在野党特别是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强烈主张，最后改为对全体国民每人补偿10万日元，并包括持有居留证的外国人，此外还有振兴地方经济和财政补助，等等。
尽管安倍昨天不无得意地声称“日本模式”如何如何，但安倍及其内阁成员不仅在议会中屡遭质疑，在各种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批评和责难。
在宣布紧急状态不久，一时口罩成为紧俏品，安倍内阁就宣布向全国每户发放两枚口罩，被戏称为“安倍口罩”，时隔一个多月，前天笔者才收到这纱布口罩。这笔开销总共达46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亿元），一直受民众嘲讽和质疑，至今还未能全部派发到位，但一般口罩已经充盈于市。不过，市面上口罩价格则比原先贵了5～10倍，而Made in China的口罩成为滞销品,笔者也曾买过中国制口罩，戴上才知道有种库存货的霉味……
备受嘲讽的“安倍口罩”
安倍不敢说这阶段抗疫的是自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云云，因为这样就必须亲自承担责任，若非如此，绝不是完整的政治家应有的姿态。
目前日本在抗疫中取得的成果，是和民众以及各行业的努力配合密切相关。笔者觉得，日本人的生活卫生习惯和对公共秩序的良好素质也不无关联。比如，日本一般进屋换鞋，没有拥抱习惯，握手也少，戴口罩也不会过度反感，一般来说遵守公共秩序，等等。但要说遵纪守法，必须首先是权力受法律的约束，不然社会终究会堕落为丛林法则横行。
而在抗疫期间，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才至为关键，这样人们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环境，针对疫情以合理和克制的态度来应对。如果按照中国的古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么偏偏又来个昏昏之君，就可能把民众带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中。
现在新冠疫情蔓延并危害全球，造成巨大灾难，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这是一场对各个国家的考验。有的国家一上来就把相对单纯的疫情当作政治题，有错难纠，结果又把自己逼入“失控的电车”这种无解的道德伦理上去，也就是说扳到岔道撞死一个无辜的人以拯救另一轨道上的五人。其实，这个课题还可以引申到杀死一个健康的人，用其脏器分别来拯救五个患有不同器官疾病患者，这能合乎什么“道德伦理”？！
日本近一个半月也经历了严峻考验。据报道，特别是东京和福冈县，医院的收治几乎达90%前后，也就是濒临医疗体制崩溃的边缘了。尽管各地都征用了饭店接受轻症患者入住观察疗养，也有些轻患则居家隔离。但现在知道，新冠患者有些会急剧恶化，埼玉县就发生两起这样的悲剧，患者在等待安排住院前，突然危急而病亡在家，鉴于惨痛教训，现在取消了居家隔离的措施。
此外，日本PCR检测始终被人诟病和指责。201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本庶佑教授在NHK邀请世界著名专家共同进行实况讨论中就毫不隐讳地指出，日本的新冠患者数量因PCR检测数量低而未能准确把握疫情，但死亡率在日本不会出差错，由此反观感染者数量或也吻合，但不排除有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这是隐患。
日本一开始对PCR检测把关过严，需要四天发烧37.5度以上，与患者有接触史的人，经与卫监所电话咨询后，在指定的专门医院的医生诊断后才进行PCR检测。卫监所都是国公立部门，负责指定区域的各种公共卫生的管理，所以很难应付集中的爆发性疫情。而且PCR检测需要的专业人员也不足。据报道，日本的PCR检测在十万人中仅187.5人，是美国的11%，是德国的6%，在先进国家中大大落后了。虽然其他方面日本有其强项，但针对本次疫情的PCR检测这一环，日本的民间检测机构和医科大学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反映了日本政府在调度方面动作迟缓。有的医学专家甚至叱责说，这是日本之耻。
但是日本的专家都认为，疫情还会袭来，政府则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强化PCR检测，采用抗原检测和PCR检测结合，还拟通过唾液检测的测试后采用这更简便的方法，等等。这些都将在此后接受考验了。
这波疫情中，在NHK的民意调查中，安倍的支持率下降到新低的37%，而且在抗疫人物排行榜中，前五名的排位分别是，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他曾力劝政府对全体国民补偿），第四名安倍，第五名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五名之中，地方自治体负责人占有三名，这反映了在抗疫中，地方自治体发挥了巨大作用。
北海道的铃木知事先于安倍内阁在北海道采取了紧急状态；大阪府知事则指责政府没有提出解除紧急状态的目标数据，因此大阪府按照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自己的颇有创意的“出口战略”：①监视不明感染源者一周平均数值；②PCR检测阳性率7%以下；③在院新冠患者病床数在60%以下。如果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时，大阪标志性建筑通天阁和太阳塔（大阪国际博览会会标）以绿色灯光装饰，否则就用黄色示警，都未能满足条件时就发出红色警告。并且依据这一“出口战略”，早于安倍内阁的决策就宣布大阪府解除紧急状态。
另外，东京都知事小池也提出了东京“路线图”：
迎击今后疫情来袭的指标
对于解禁的阶段步骤
地方自治在这次抗疫中的敢作敢为敢当，也是这次日本抗疫取得一定成果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高度评价地方自治，认为这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石。他说：“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在美国，人民是各级政府必须竭力讨好的主人”，“乡镇自由，来源于人民主权学说”。
拉拉杂杂概述了日本的抗疫阶段性成果，这里再补充一条最新消息。安倍内阁今天（5月27日）上午公布了第二次抗疫的追加预算案，将交国会审议。于是其抗疫的预算总额高达230兆日元（约合2兆多美元），占年度GDP的40%左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预算。其重点也是保护民生、保障就业（比如暂停业的职工补助从8333日元/日，提升到15000日元/日）、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加强医疗体制等方面。从目前巨款投入的方向看，还不完全像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庞大的预算，无疑是寅吃卯粮，国家负债，最终还是转嫁到国民甚至下代人身上。从对抗这百年不遇的疫情来看是有益的，但长远看如何，且等日本国会的审议和今后日本的发展来检验吧。
想重复一下从日本抗疫中所具有的启示：
1. 要对权力做明确的界定，对权力进行监督
2. 要把对人权和自由的限制降至最低限度
3. 决策和措施要公开透明，要让民众理解自身的处境和自身的责任
4. 国家有责任在抗疫期间对保障民生和社会经济做出公平合理的补偿
5. 充分强化和发挥地方自治的力量
最后，对安倍在发布解除紧急状态时所作的一项表态点赞。他说，在全球抗疫期间，国际社会不免出现空窗期，日本将为维护自由民主和国际秩序，与具有共同价值理念的国家携手共进，为维护世界和平和自由民主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即成为象征，全球因此遭受的灾难和深远影响无法估量，这必定引起深刻的变化。狄更斯的话，此刻用来也恰当：
这是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个智慧的年头，这是个愚昧的年头……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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