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2）内忧外患
赫尔回忆录
科德尔·赫尔
翻译 老狼是也
战前的美英法关系
罗斯福上台时（1933～1944年），德意志正在加强武装军备，日本在扩张战争，意大利正进行着战争准备。极为不幸的是，美英法关系也不够协调。我入主国务院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如何协调美英法三国以取得共同认识，如果能再加上苏联就更有利了；此外对于侵略性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如何才能使其真正回归正路。但我们和英法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取得一致，不如说更多的是意见分歧，更难以接受的是还互相推诿责任。
在与英国的关系上，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不断使我们为难。西蒙对于日本侵略满洲以来，一直没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我从各种情报分析看，西蒙同情日本，持有相当偏向的态度，至今我还这么认为。令我们诧异的是他竟然承认日本在满洲拥有特别权益。罗斯福就任总统后，马上就决定在条约（译注：指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扩建海军，但西蒙声称希望我们停下来，认为这会引起海军军备竞赛，但他对英国自己正在推进的扩建计划却避而不谈。他在伦敦经济会议上也不予合作，是个冷漠的人。
1935年3月，西蒙反对在国际监管下的军备生产原则，这很大地刺激了罗斯福总统。我和总统是赞成这一原则的。我把3月8日日内瓦公使发来的电报转给了罗斯福总统，这里面陈述了西蒙的三项反对理由，大致如下：如果实行国际监督，英国的军备情况将在欧洲大陆国家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英国同意这么做，英国就等于放弃了制约法国的一张王牌，而这样也许不得不刺激进一步缔结一般性的裁军条约；第三，军用品的订购都详细公开的话，有可能引发不正当的竞争，英国的军需产业将陷入困境。
次日的3月9日，总统给我发来了如下的备忘录：
“你送达的报告很重要，我认为将来的要点有必要准备着手应对，这显示了两个方面：第一，英方以避免军备的弱势为由，不接受军备的国际监督原则，因此我们期待对德国军备进行监督的重要步骤再难推进。换言之，要使德意志的军备不超越协定的界限，必须监督德国的军备，而英国自身拒绝，那么这一期待也就不再成立。西蒙最后的说辞，以妨碍英国军需品买卖为由，直接表明了不接受军需品订购的公开。这是英国政府将来不会限制或缩小军备和武器贸易的证据，将这份文件拿出来曝光的时期也许会来。不管如何，我对英国的态度感到非常失望。”
当时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罗纳尔多・林泽也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他只和美国最上层的社会精英接触，而这些人大部分是反罗斯福总统的，很难让他理解我们的考虑和认识。我与前任大使罗斯安和哈利法克斯都相处得很好，而且两人能力都很强。
协调英法两国的关系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之一，两国之间的关系从巴黎和会开始就处在不友好状态。法国与美英交换保障条约时想把莱茵划为其战略边界，但最终未能如愿。自此开始，法国觉得要防备德国只能依靠自己，美英有意要消弱法国的国防。英国希望德国复苏和繁荣，而法国则希望把德国踩在脚下，嫉妒德国拥有优秀的工业基础，总之对德国充满不信。法国不能允许德国和自己具有对等的军事实力，但英国又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占有支配地位，这样可以使英国对欧洲的势力均衡发挥自己决定性的影响。法国竭力反对英国的这一意图，想方设法要把英国拉入到对抗德国的安全保障条约中。当时英法的实力远胜于德国，为什么德国逐渐占据优势，甚至威胁到英法呢，这是世人几乎无法理解的一大疑问。其理由就在于，英国和法国都未能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事先防范，都不希望再有战争。英国强烈的孤立主义气氛绝不逊于美国。法国在1923年作为防御手段派兵进入了鲁尔地区，这遭到英国的激烈反对，普恩加莱内阁因此倒台，从此法国政府再无勇气对战争采取预防措施了。
这是民主主义国家以及人民具有重要言论权的政府中存在的根本弱点。这样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有优越之处，不幸的是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时行动迟缓，甚至太过迟缓。民主主义是雅典市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但这个小国，对是否进行战斗来抗击逼近的外来威胁时，要依靠民众的投票来决定。这样的民意缺乏方向，对于政府的领导于事无补，于是给攻打雅典把市民掳为奴隶的侵略者以可趁之机。雅典这一缺陷，使它最终灭亡。
我坚信，30年代时，各国人民如果为保卫和平，不分阶层，团结一致，加强军备的话，美国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将能够与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样的强盗国家进行对抗，就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
我们为维护和发展欧洲的和平进程，在努力改善与英法关系的同时，还不断努力增强国际联盟的权威。总统和我，继承了威尔逊总统的遗志，充分尊重国际联盟，1920年以来我们为了充分发挥国际联盟的力量，竭尽全力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但都付诸东流了（译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在威尔逊总统的倡议下设立，但美国因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影响，自身终未加入）。
总统不时跟我提出，他考虑着能否向国际联盟派出美国的大使。但这里牵扯诸多问题，未加入联盟的国家无法派驻大使，而派驻日内瓦（译注：国际联盟会址）的大使已充分担当起相应的工作。此外，派驻大使会引发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借机对政府发起猛烈攻击。
然而对欧洲和亚洲不断增长的严峻威胁，引发了和美国的愿望正相反的结果。大多数具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携手对抗武装挑衅的国家，这样情绪高涨本应该不足为奇，但实际上美国人却令人惊异地表现出犹豫，一种不和美国以外的世界发生瓜葛的意识更加强烈。这种情绪倒并无恶意，他们只是以为在哪儿发生大战美国也不会受到影响，对美国其实可能受到的威胁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不断地向美国人民和外国政府发出警告，告诫大家威胁和平的危险正在扩大。即便在今天，还有人指责我们当时的外交人员没有作为，他们的健忘和无知令人感到震惊。
他们说：“你们在1933年以后的几年都干什么了？你们不知道逐渐发生的危机吗？你们为什么不警告美国人民对这样的危机做好准备？即使有孤立主义的倾向，对发出这样的警告形成障碍，但为什么不引导人们和舆论去关注这些动向呢？”
对于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指责，好在有清晰的记录可以作答。随着侵略的危险越发明显，我都竭力发表措辞强烈的演说或声明警告世人。我任职国务院最初的两年，这样的声明和警告就达两千次以上。
这之后我也不断发出警告。我非常注重公开演说的准备，因为知道我的演说在国内会被广泛引用，在国外各国政府也会阅读全文。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考虑，表明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见解。有时候为了一次演说花费好几个星期进行准备。我把主要顾问叫来办公室，告诉他们某日某地要发表演说，我是这么考虑的，有时我带着笔记的要点，这一般是前晚在家整理的提纲。我会征求同事的意见，然后指定某人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作为国务院这么一个大部门的负责人，几乎每天要就各种问题发表声明，不可能有时间事必躬亲地执笔文稿。
演说初稿出来后，我会加以修改或重写，然后再返回给顾问，有意见和添删内容的再加整理。重要的演说到我同意为止有的易稿达15次之多。
发表美国政府一定政策的重要演说时，我们事先将讲稿提交给总统。一般我亲自把讲稿送交给总统，因为总统不希望在他阅读前传到他人手里。他在审阅时我就在一边等候，有疑问的话可以加以说明，也想知道总统的反应如何。总统默默地阅读文稿，特别感兴趣的地方，还随时发表感想，偶尔也会提出意见和评论，但几乎不涉及什么根本问题。
我除了这样的演说之外，还和主要的大使们就这些内容进行非正式的谈话。大家好像倾听了我的意见，但未必引起十分的重视。二十年代时，我作为国会议员，就曾经历过不为世人所容的预言者的命运，三十年代初在国际关系上又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与孤立主义作斗争
引导美国制定“中立法”（译注：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禁止对处于战争状态和内战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的是以参议员杰拉德・奈伊（Gerald Nye）为首的参院奈依委员会（Nye Committee），这是调查军需产业出口情况在参议院设立的听证会。参议院除了曾经审议威尔逊总统提出凡尔赛条约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外，大概就没有比这个奈伊委员会对我们的外交关系造成更恶劣影响的了。
他号称要详细公开美国军工企业对国外的出口情况，还发表各种论文，接着这位从北达科他州选出的共和党议员向参议院提出设立调查委员会的提案。参议院以为这个委员不会有什么大碍，甚至做不了什么事，结果通过了提案。于是加纳副总统（译注：罗斯福第一任的副总统）就任命当时少数派共和党中最极端的孤立主义者奈伊为委员长。这是个无可挽回的失败。责任应归于参议院议员彼特曼，他自己在许多方面也是孤立主义者。设立特别委员会，尤其是调查委员会时，通常委员长由多数党（当时民主党是多数党）的议员出任。彼特曼当时是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不愿分心，就推荐任命奈伊。如果彼特曼推举其他人的话，副总统大概也会同意。
如果稍微意识到任命的是共和党的孤立主义者，我应该当即提出反对。但我以为按照惯例将任命多数党民主党的议员，调查也就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不会发展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任命奈伊为委员长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委员会在奈伊的领导下，扩大了调查范围，举证指责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银行家和军工资本家的利益。这个委员会无视德国潜艇非法击沉美国商轮并造成人员伤亡的事实，还否认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所奉行的政策一旦取得胜利，将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和伤害，这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
所以支配这个委员会的意见，是试图从根本上推翻美国必须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努力，否定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应持有的立场。这个奈伊委员会的主张是，应禁止对交战国贷款和出售武器，这样美国自然就可回避战争，没有必要为了战争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他们强烈的倾向是，美国不应该卷入欧洲和亚洲不断增长的战争危险，或努力协助他国解决纷争，美国应该龟缩在自己的壳里就好。
奈伊委员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的动机和诚意进行这样那样的挑剔指责，视同盟国英法两国动机不纯并加以丑化，却美化德皇威廉一世，向美国人民宣传和灌输美国参战是完全错误的认识。这个委员会确实也揭露了一些有价值的事实，但其结果是把美国更加推向孤立主义的深渊。这些，还都在需要我们发挥影响力以避免正在逼近的战争风险的当口上。
奈伊委员会看到民众喜欢对大银行家和军工企业家的攻击宣传，他们发布的内容都被大大报道，于是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带煽动性。从各方面看，指导这个委员会宣传活动的是斯蒂文・劳森布什，他狂热追求委员会的工作都要力求受到头版大标题的新闻报道，至于这些内容给民众什么印象，在国际上造成什么影响，就全然不顾了，而且不惜杜撰内容半真半假。
在这种场合也是常有的情况，即委员会对这个作为参议员的委员长放任不管，而委员会倒也凑集了相当的人材，都以攻击大银行家和军工企业家为能事，而这些人成为主体承担了这一职责，而且新闻发布源源不断地向内外爆出猛料。
政府明显地无法抗衡这股孤立主义的旋风。当他们提出要进行什么调查，总是受到欢迎。总统和我当然也同意给予协作，因为调查军工贸易本身无可厚非。
奈伊委员会1934年夏汇集了调查的结果和证据，于9月4日开始召开听证会。结果引起国际反响，外国提出的责难和抗议纷至沓来。阿根廷政府因委员会对阿根廷海军上将的指责提出抗议；英国的副外相文西塔特因提及乔治五世的问题发来强烈抗议；墨西哥政府因有关墨西哥总统的爆料提出抗议；更有中南美的政府因指责其高官的贿赂问题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发来备忘录，关于美国一千万购买小麦的贷款用于购买武器的证词予以全面否定。
因此我于9月11日访问了奈伊委员会，与他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我指出，把关于外国政府首脑的传闻大大加以报道，给美国的外交关系带来莫大损害。奈伊委员长随后以书信形式答复我，称在委员会的档案中的有些内容给人以错误印象，对此表示非常遗憾。我也发表声明，声明我们政府和奈伊委员会完全没有对外国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指责的意图。我把奈委员长的信件和我的声明一并发给了提出抗议的各国大使。
但是，奈伊委员会把未经批准公开的国务院的文件公然拿出来发表，使事态进一步恶化。通常的外交惯例是，外国政府发来的信件只要未经该国承认就不可公开。所以奈伊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我们与许多国家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要想制止这个委员会的轻率和极为有害的宣传活动非常困难。为此我不得不对受到伤害的国家进行说明和辩解，忙得不可开交。
但奈伊委员会进一步深入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资料，要求提出当时和国际联盟有关联的纽约各银行的记录。我们面临更为严重的困难，英法大使反复提出了抗议。
我为得到总统的帮助，让奈伊委员会的活动能够限制在适当范围之内，3月15日我向总统提交了备忘录：希望总统“在白宫召见奈伊委员会，告诫他们不要危害美国的对外关系，制造无谓的流言蜚语。”四天后总统倒是召见了奈伊委员会，但不知何故却没有涉及我提出的要求。
我希望奈伊委员会的委员至少理解以下的问题：希特勒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墨索里尼正在制定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在这一时刻，美国应该站在和英法合作阻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施这些行动的立场上。正在这时，英法退出了与德国的军备限制协定，并表明要墨索里尼停止对非洲的侵略，但奈伊委员会所酿造出来的反英法的舆论浪潮，毫无疑问对英法所做的努力没有丝毫帮助。
奈伊委员会作出最恶劣的事例在后来还是发生了。1936年1月15日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们拿出了1917年英国外相阿萨・贝尔福发给美国国务卿莱辛的秘密备忘录的内容。这个备忘录中记录了英国和其他同盟国政府秘密协定的内容。奈委员长就此主张，“威尔逊总统和莱辛国务卿声称没有在巴黎和会前与英国有秘约，这完全是谎言。”这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其实在之前，我门就公开这些内容向英国政府征求了意见，英国政府拒绝了。这在1935年12月23日也通知了奈伊委员长。
我向奈伊委员长提出了严重抗议。结果该委员会同意将贝尔福备忘录的复印件全部返还给国务院。
1月20日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明确了国务院公布机密文件的态度。我在声明中表示，“在未经对我政府给予信赖的国家的同意，毋庸置疑我们不能对外发表秘密通信的内容。”
我还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如下的说明：“我在威尔逊总统时代就担任了公职，我与美国人民一样都对威尔逊总统的爱国心和诚意抱有最大的敬意。”
奈伊委员会的听证会，是为孤立主义者做跳板以制定所谓的中立法，把我们引向时代的歧途。正因为这样，我才用这样的篇幅来进行说明。
我不赞成制定中立法，更反对像奈伊那样的孤立主义者所主张的中立法。在面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时，这些将束缚政府的手脚，放纵扩张侵略的国家任意发动战争，并且禁止美国人民对于遭受侵略的国家给予援助。
我认为美国人民不会任由那些国家发动战争。但是，这是制止我们事先向世界发出警告，阻碍我们为防止战争而发挥影响力的法律，或者爆发战争时，完全禁止我们与作为世界组织的国际联盟共同为结束战争而努力，这样的法律我绝不能接受。
决定扩大军备
1935年12月9日召开伦敦裁军会议，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3月末。罗斯福总统对这个会议的进展非常关注。其实，总统从孩提时代起就接触了各种类型的船只，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在新英格兰湾对通过的军舰特别感兴趣。他到华盛顿就任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副部长后，就热衷于研究海军战术以及有关海军的行政等。他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为重要资深的海军问题专家，一个倾心热爱海军的人。
作为总统的罗斯福，他应该是历届总统中最了解海军的。他对有关海军的问题特别关注，他也亲自作出许多有关海军的重大决策。伦敦裁军会议中，显示了总统对包括技术方面在内的问题也具有惊人的见识。他对技术发展的各种问题，都具有专家资格参与讨论并提出意见。他对海军问题的广泛知识和具备舰队司令官的资格背景，令人敬佩。
我就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问题向总统发电，或者直接面议，关于海军军备的限制，他不断重复的常常是“量”和“质”。前者指对总吨位的限制，后者指对舰型和大炮口径的限制。某天，总统终于忍不住了，他说：“量、质，量、质，我对这些完全腻味了，还有什么适当的说法吗？”我无言以对。
伦敦海军裁军会议
2月28日总统向国务院发电，阐述了他对海军裁军条约的意见。我们把这些意见传达给在伦敦的美国代表团长诺曼・戴维斯（译注：曾任威尔逊时的副国务卿，并在巴黎和会和签订凡尔赛条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总统的意见在伦敦条约中得到采纳，这是伦敦会议最重要的一项成果。
总统的提案是：“能否向戴维斯发电，即使是个君子协定亦可。各国在决定制造百吨以上军舰时，要英法意保证向他国进行报告（德国通过英国提出报告）。如果能够签订这样的君子协定，那么这四五个国家就能共同相互约束，或者可以把日本也个别纳入进来。”
是否让德国参与协定的问题很微妙。1935年6月18日，英国和德国签订了协议，规定德国海军为英国海军的35%。这是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持有的海军军力的三倍，因此招来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强烈抗议。我们美国政府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英德协定根本上说是欧洲的问题，再者我们也不是凡尔赛条约的签约国。英国提议让德国参加伦敦裁军会议时，法国提出，要就莱茵兰问题和德国签订条约，并与英国缔结合作协定，将这些作为前提条件，不然就反对德国参会。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毁弃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单方面抢先出兵占领了莱茵兰。恰好这时伦敦会议正在进行草案最后的审议。德国出兵莱茵兰是欧洲问题，华盛顿对此仍没做任何反应。但是，这明显记录了德国向战争迈出了关键一步。我于3月9日向戴维斯发电，就欧洲的新形势以及对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咨询他的意见，他答复称：“毫无疑问，欧洲的紧张局势加剧”。
希特勒出兵莱茵兰
我们把3月20为止的条约最终案呈交给总统，总统认可了，但提出一个意见，这也是我们在3月20日通知了戴维斯的同样问题：“美国政府和代表团对于新条约未对量的问题（即总吨数）作出限定深感失望。”
3月23日，我向戴维斯发送了戴维斯和斯坦德勒大将致英国代表团长艾登的感谢信，对在会议中英国给予的友好协助表示谢意，同时将总统要求转达的意见表述如下，就是新条约没有像历来海军条约那样规定数量限制，但美国期待和英国回避海军军备竞争，并再度确认英美各自持有对等舰队的原则，认为从现状出发两国政府坚持这一原则将对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英国也以相同的内容作了回复。
但是这些内容立即被泄露给了新闻界，于是各种各样的报道见诸报端，称之为英美海军合作的“秘密事项”。我收到驻在日内瓦的威尔逊公使报告说，泄露这一消息的是参加会议的日本观察员从英国秘密窃取的情报。于是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把和英国之间交往的信件公开发表了。
戴维斯1936年4月从伦敦回来，我和他就世界局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对我入主国务院以来发生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磋商。我们共同意识到，在我们面前横亘着重大危机和责任，美国政府必须挺身而出。对照世界各地的混乱局势，美国人民应该抛弃仅依靠裁军来维持和平的幻想，立即推进军事准备，必须对抗德日意三国日益明显地走向军事扩张和征服的道路，但这里包含着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
过去十多年，世界一般趋向于裁军，但这些年日本、德国、意大利的言行清楚显示了他们的侵略扩张意图。这些国家完全抛弃了各种裁军计划和维护和平的义务，而且正是以这些国家为主积极推进着鲁莽的军备竞赛，厚颜无耻地到处进行武力威胁。
我和戴维斯探讨这些世界局势后得出结论，依靠裁军显然不可能维持世界和平。问题在于，为了遏制这些国家急速走向侵略，能否和遵守国际秩序的国家进行合作，或者怎样进行合作。而且，我知道美国政府当前很难以军事实力来为维持和平发挥作用。因为美国舆论汹涌如潮地反对美国参与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的和平事业。
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坚持和平理念，实施和平政策，向同样拥护和平的各个国家，也特别对具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强调和平的意义，同时对后者保持充分警惕。一旦发生不测事件，为了使国防建设发挥作用，需要在军备上做好相应准备。1935年初，我向总统提出了我的基本认识，应该抓紧建设强大的海军，特别从远东局势看这十分必要。这一年的1月22日我向总统呈交了备忘录，这里面我把格鲁大使（驻日大使）关于远东局势所做的出色分析报告和国务院制作的有关远东局势的报告也附在其中。
国务院的备忘录的一节陈述如下：“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使得他国不敢对我发动攻击。而我们既不需要战争，也没有攻击他国的理由。应该明确引导人民认识到，美国人民不是‘我们自豪，我们不参与战争’，而是在某种前提下，‘正因为具有自信才能够避免战争’的人民”。
内阁中也有人认为国务卿提出建设海军的意见难以理解。某天总统告诉我，总统和我的共同朋友伯纳德・巴鲁克（译注：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对总统说：对赫尔国务卿提出有必要建设大海军的建议感到吃惊。
1935年我开始推进储存锡的计划。这是国内不能大量生产，但战时陆海军都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质。这个储存计划由国务院经济顾问哈佛・菲斯博士担任，我通过菲斯博士和英国大使林瑟进行了联系，向他提示了这一计划，它的主旨是要求英国政府对美国保证一定数量的供应，锡的购买金额可以抵偿英国对美国政府的债务。林瑟大使把方案带回去研究，6月6日来访问我，表示将把这个方案发回本国。林瑟大使性格阴沉，他认为这个方案可以替代英国的负债，但英国政府要购买锡提供给美国，政府可能难以取得预算。我对大使说：“应该考虑到世界上锡的主要产地都在英国资本的掌控下，如我们提议的那样英国只是以实物支付债务，在海勒姆・约翰逊法案（译注：移民法案）造成恶劣影响前，英国政府应该愿意接受以此来抵偿部分债务，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样也有益于增进美国人民对英国的感情。”
但是林瑟大使认为英国外交部不会那么容易接受。结果还真如他所料，伦敦方面的答复是完全拒绝。这之后经过四年，直到欧洲大战爆发的三个月前，我们才得以和英国交涉相关协定，最后是以棉花作为交换，取得了橡胶和锡这样的战略物质，开始进行战略储备。
如果国务院所进行的努力，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更早得到实现的话，遭攻击珍珠港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储备，就能大大减轻开战时所经历的苦难了。
【下期概要】
○ 国际和平会议的构想
○ 慕尼黑会议
○ 废除武器禁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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