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怎样认识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
风灵
以下是10月16日微信讲座文字稿：
认识奥地利学派，很多人都是从哈耶克开始的。大多是读了他风靡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知道他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再进一步了解奥派的米塞斯、门格尔、罗斯巴德等人。虽然在奥派爱好者之间，对哈耶克存在一些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哈耶克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只相当于一个带货的网红，不过是引流而已，在学术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这样的无知者无畏也实在是令人惊叹了！）但无论如何，谈到奥地利学派，都不可能绕过哈耶克。
我们近期开展的奥派经济学双语阅读课程，第一期“奥派经济学入门”的作者史蒂文·霍维茨是研究哈耶克的专家；第二期“哈耶克精要”更是专门介绍哈耶克的思想。而参加阅读课程的朋友们大都对哈耶克感兴趣，因此，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在两期课程的间隙，我开办这次讲座，谈谈应该怎样认识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报名双语阅读课程请联系风灵微信号mefengling）
哈耶克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所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但究其根本，他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我们今天不打算全面介绍哈耶克的思想，而是集中于他的经济学成就，特别是与奥地利学派的兴衰关系密切的部分。
相信不少的听众都多少看过哈耶克的一些著作，但哈耶克的文笔虽然不错，文风相对晦涩，加上中文译本大多质量不佳，往往读得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所以我将尽量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梳理，让大家能较为系统地把握今天的主题。
哈耶克的生平
先简单介绍一下哈耶克的生平。
哈耶克1899年5月8日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的家庭可以说是科学家世家。父亲是医生，同时也在维也纳大学讲授植物学。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学者，祖父研究生物学，外祖父是奥匈帝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庞巴维克的好友。另外，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与哈耶克也是表亲。
基于这样的家学渊源，哈耶克很早（在学龄以前）就展示出了他的学术倾向，他感兴趣的是生物学，尤其是基因和演化方面的著作。但哈耶克在学校里成绩却不怎么样。一战时，哈耶克参军上了前线，还因作战勇敢而被授予了勋章。
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期间，哈耶克主要学习了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最后他主要专注于经济学。哈耶克于1921年和1923年分别获得了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当时维塞尔是维也纳大学正式的经济学教授，在他的推荐下，米塞斯雇佣哈耶克为奥地利政府工作。米塞斯对哈耶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我们知道，当时正是米塞斯出版《社会主义》一书前后。在哈耶克23岁（即1922年）之前，他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也就是渐进的而非革命的社会主义，但他读了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之后，转变为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并开始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成为了米塞斯非正式的学生。
在米塞斯的帮助下，哈耶克于20年代后期创建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邀请下，哈耶克于1931年来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米塞斯支持哈耶克去英国发展，因为哈耶克会英语，在当时的环境下，去英国的前途更好，米塞斯本人则仍然留在了维也纳。
那时，哈耶克不过30多岁，已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名声源于他对“商业周期”的原因的研究。然而，随着凯恩斯的理论赢得胜利，在专业经济学家中，哈耶克的理论很快就无人问津了。
1944年，二战快要结束时，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这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标志着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转向更为广泛的领域，成为广义的社会科学家。
哈耶克于1950年离开英国，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但他并非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他的薪水也不是由芝加哥大学支付，而是由校外的一个基金会威廉·沃尔克基金支付。社会思想委员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我们在“奥派经济学入门”课程中曾经介绍过。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待了12年，期间，他于1960年出版了《自由宪章》。
从1962年到1968年退休，哈耶克转而任教于西德弗莱堡大学。70年代哈耶克出版了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
1974年10月9日，哈耶克因其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该奖项1968年设立后，哈耶克是第一位获奖的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出版于1988年。哈耶克于1992年3月23日在德国的弗莱堡去世，享年92岁。
关于哈耶克的生平，当然还有许多值得讲述的内容，但就我们的主题而言，主要关心的是他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这集中于20世纪30-40年代。
哈耶克的错误与反思
哈耶克跌宕起伏的人生，也是奥地利学派兴衰成败的缩影。哈耶克能不能代表奥派，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啥好争议的，因为这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哈耶克早已在事实上代表了奥派。他的成功是奥派的成功，他的失败是奥派的失败（至少在经济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这不取决于奥派的爱好者怎么想，而是取决于奥派的竞争对手怎么看。
前面已经说到，1931年，哈耶克应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爵士的邀请，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学。到了英国后，他大受欢迎，刮起了一阵哈耶克旋风。据哈耶克的学生拉赫曼后来描述，当时大师如云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哈耶克，每个人都是哈耶克的粉丝，但仅仅数年之后，哈耶克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仍然坚持哈耶克的观点的就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是我，”拉赫曼指了指自己，“另一个是哈耶克本人。”
初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哈耶克的高光时刻，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高光时刻。深受奥派影响的罗宾斯于1932年发表了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将奥派的许多观点，特别是米塞斯关于人的行为的观点引进了主流经济学。他在致谢中专门感谢米塞斯，还有其他奥派学者。这可以说是奥地利学派微观经济学的成功；而哈耶克发展和完善奥派经济周期理论，可以说是偏向于宏观经济学的成功。虽然哈耶克本人不愿承认“宏观经济学”这一术语，但我们在“奥派经济学入门”的课程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新一代的奥派学者也会这么用。
然而，不久以后，形势就急转直下，这主要是因为30年代进行了两场重要的经济学辩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和哈耶克-凯恩斯关于货币和资本理论的辩论，在这两场辩论中，哈耶克都被经济学界认为是失利的一方，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声誉就此一落千丈。
暂且不谈主流经济学一方的错误——在两场辩论中，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哈耶克的立场，从哈耶克一方来看，他也犯下了不容忽视的错误，我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哈耶克（米塞斯也与之类似）关注的主要是奥地利学派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共性，他认为二者的经济理解是相似的，自认奥派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员。在这两场辩论之前，哈耶克并没有认真地思考奥地利学派的独特之处，也不认为主流经济理论存在什么严重问题。
1933年，哈耶克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图克教授时，发表了名为“经济学思维的趋势”的就职演讲。在演讲中，哈耶克试图解释公共舆论中流行的经济干预主义倾向。他认为，这种干预主义的思想来自于德国的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因为这些思想体系将经济问题视为独特的问题，解决经济问题无须受经济原则的约束。因此很受经济改革者们欢迎。（我们曾经在“奥派经济学入门”课程中谈过奥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区别。）
哈耶克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支持市场自治，但他们通过发展边际分析来应对历史主义的挑战，为时已晚。设计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丧失了对市场体系基本属性的理解。因此，经济学思维的趋势偏向于政府计划经济。
的确，到了上世纪中期，哈耶克的预言成为现实：干预主义开始统治经济学，但他对导致这种趋势的力量归因错误。他猜到了结果，却猜错了过程。事实上，在哈耶克演说之后的短短十年内，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与哈耶克自己的奥地利学派一起，都完全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取代了。干预主义和计划被合理化不是基于历史主义的理由，而是基于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技术，而在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却正是哈耶克试图捍卫的品牌。
第二，在辩论进行中，哈耶克（以及米塞斯）并不是非常重视对手的挑战。
就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而言，1920年，米塞斯率先提出社会主义下经济计算不可能的问题，尔后又于1922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米塞斯指出，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主义计划者就不能合理地计算稀缺资源的替代用途。但辩论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运用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来证明米塞斯的批评是无效的。假设计划者能得到完美知识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试错的过程来计算资源的替代用途。中央计划者利用供求条件知识的方式，与均衡的完全竞争的新古典模型所描绘的市场经济行为人是一样的。如果完全竞争的均衡模型能够理论自洽，那么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也同样是自洽的。
在辩论初期，奥派主要面对的是缺乏经济学常识的计划经济支持者，需要做的只是传达经济学基本原理，但是，当训练有素的主流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和其他一些人（如哈耶克的学生阿巴·勒纳）加入辩论后，哈耶克和米塞斯面临着如何清晰阐释奥派立场的问题，而这涉及范式之间的冲突，他们对此明显缺乏准备。
唐·拉沃伊在1985年出版的《竞争与中央计划》一书中详细回顾了这场辩论。他指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奥地利学派赢得了辩论，但当时的经济学名家们经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要么与之相反，要么认为谁输谁赢难以判断，这并不是偶然。仔细考察，会发现他们都具有新古典经济学的背景，深受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的影响；而奥地利学派一边（除了米塞斯和哈耶克，拉沃伊还将罗宾斯归入其中）的思想背景则迥然不同。对于一些关键的概念，如“经济理论”，“均衡”，“竞争”，“理性经济计算”，“效率”，“所有制”和“价格”，双方的不同理解导致主流经济学一直未能真正了解奥派的立场。双方都试图将对方的论点纳入自己的框架之中，而并没有澄清双方在基本框架上的差异。
就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辩论而言，双方也相互存在误解。凯恩斯于1930年出版了《货币论》，哈耶克1932年在《经济学刊》上发表一篇长文对之进行批评。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使用总量对储蓄、投资、就业和产出之间的关键关系进行建模的方式，掩盖了微观经济的调整过程。而凯恩斯错误地将哈耶克与英国反干预主义者的理论联系起来，然后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批驳和推翻。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通论》，在哈耶克所认为的错误方向上越走越远，凯恩斯扩大了总量数据的使用，而这些总量数据与任何真正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都没有关系。但哈耶克并没有及时专门撰文批评。奥地利学派这边认为，只需要古典经济学就可以表明凯恩斯存在的基本问题，米塞斯和哈耶克把凯恩斯的《通论》解释为回归通货膨胀主义谬论和否认资本性资源稀缺性的富足经济学。但在这点上奥地利学派弄错了。
这两场辩论的结果大大出乎哈耶克的意料。尤其令哈耶克吃惊和困惑的是，他原本以为，他的经济学同事和学生与他共享相似的观点，但他们却纷纷站在了另一边来反对他。这促使哈耶克重新思考他支持市场的论点，并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他不能为人所理解。
说句题外话，奥派从1871年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至今，已经走过了150年的风风雨雨，自上个世纪70年代复兴之后，稳步发展，生机勃勃，这不仅仅是因为奥派特立独行，更不是因为奥派自视甚高而随意贬低其他学派，而是因为其代表人物如哈耶克既有坚持的勇气，更有反思的能力。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被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在经济学上完全失利而被迫转型，但这远非事实，哈耶克在经济学上的最高成体现在他1949年出版的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之中。
知识分工、竞争与经济制度
哈耶克在辩论后的反思中认识到，经济学已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学术训练的经济学者看待经济学的方式已与从前不同，而哈耶克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传达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见解。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济学界已将经济学的任务缩小为描述经济均衡的特性。经济学的目标不是解释经济体如何对变化做出反应，而是查明特定的均衡结果（特别是具有最优特性的均衡结果）是否可能且是否稳定，以及外生变化如何导致新的均衡。这些“比较静态分析”与奥地利学派以过程为导向的动态分析形成了鲜明对比。
既然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哈耶克的办法就是把均衡转化为知识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天才之处。
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本文发表于1937年，收录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文集），哈耶克以经济主体的知识来界定均衡。一个经济体处于均衡状态意味着，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正确地预见到其他人打算做什么，以此为基础做出计划，并且所有这些计划也必须是基于对同样的一系列外部事实的预期，所以在这样确定的条件下，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改变他的计划。
而如果均衡被定义为"正确的预见"，那么根本问题就变成了人类怎样才能对外部事实和彼此的计划产生正确的预期。突然，经济学就完全变成了与如何获取和使用知识相关的问题。
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中（本文发表于1945年，收录于《个人主义》文集。这可能是哈耶克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也是经济学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哈耶克进一步阐述这种思想，以下是他脍炙人口的段落：
“理性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正是由下面的事实所决定的，即我们必须利用的有关各种具体情形的知识，绝对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表现为不完全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分散性知识碎片，由每一个分离的个人所拥有。因此，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配置“给定”资源的问题——假如“给定”就是指，对于有意解决这些“数据”所设定的问题的某个单独的头脑而言，资源是给定的话。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让社会中任何成员所知晓的资源都得到最佳利用，用于只有这些个体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那些目的。或者，简而言之，它是一个知识利用的问题，而这些知识就其总体而言，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
由此，哈耶克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的问题。知识分工与劳动分工是相互平行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劳动分工一直是理解市场的核心。我们知道，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强调分工合作的经济意义。如《国富论》中所描述的：
“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也一人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佣十个工人……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在这样的例子中，制造一枚扣针被分为了若干工序，每个人只要完成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工序。生产效率由此有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
然而，市场经济固然以分工和交换为其特征，但如果只是劳动的分工，不涉及知识的分工，相关知识能够集中起来，统一利用的话，那至少在理论上，由从上而下的中央指令计划代替市场来安排分工，组织生产也无不可。而且，如果计划经济委员会掌握全面的供求数据，由他们统一指挥生产，效率还会更高，浪费也会更少。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型，是通过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消除了知识问题，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哈耶克的知识分工理论，则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特别强调，所涉及的知识不仅是那种可以用文字或数字表达的知识，还包括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不能以统计形式传达给任何中央机构”。比如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巧，或者柯兹纳强调的“未知的无知”，都是无法集中统计，甚至不能清晰表达的知识。
因此，哈耶克明确指出知识分工的问题，其在经济学上的划时代意义，差可与亚当·斯密相提并论。
那么，市场经济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解决知识分工问题呢？哈耶克指出，这就是市场中的价格体系。价格的功能是成为市场主体所拥有的潜在知识的替代品，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协调彼此的预期和行动。
可见，在比较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的优劣时，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哪种经济体制能更有效地让人们互相学习，了解其他人的需求和评价。如哈耶克所说：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或者，更具体而言，是市场的分散计划和竞争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中计划，将“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
不过，哈耶克将均衡问题转化为知识问题的方式，虽然确实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关注和重视，但哈耶克在本文中谈的主要是均衡价格的作用，而不是发现知识的过程，限于主流经济学僵硬的框架，又产生了新的误解。他们将知识问题理解为获取知识的成本问题，即在考虑均衡条件时，需要考虑获取知识的成本，而继续忽视获取知识的过程。
哈耶克则在“竞争的含义”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了竞争过程的意义（本文发表于1946年，收录于《个人主义》文集）。哈耶克指出，将竞争只看作完全竞争的状态，就是将注意力完全局限于已得到完全调整的状态，即均衡状态，但这样做，是通过假定才使“这种情形存在”，“而真正的解释应该将这种状态解释为竞争过程的结果”，知识“只有通过竞争过程才能发现”。当哈耶克在该文中提到“传播信息”时，他并不是指通过均衡价格信号进行的已知信息即时传递，而是指“意见形成的过程”。（如果只有在竞争过程中才可能发现相关信息，那么直接在均衡分析中加上一个获取信息的成本，就完全没有理解这种过程的性质。）哈耶克的这篇论文将知识与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动态过程特征相结合，是对奥派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哈耶克在其后的“竞争作为一个发现程序”一文中（这是1968年的一次演讲），对上述洞见做了更深入、更明确的阐述。他强调的并不是价格作为现有信息的信号——而是说，正是竞争过程发掘出了那些实际上得以被发现的知识。竞争过程与任何特定时点的市场数据的关系是“市场过程每个阶段产生的临时结果……会告诉个体应当寻求些什么”。事实上，“竞争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竞争的结果不可预知，而在总体上不同于那些任何人有意或可能有意指向的目标”。可参见 怎样理解哈耶克的“分散知识”问题？
以上介绍了哈耶克关于知识和竞争开创性的经济学洞见。以此为起点，哈耶克继续前进，发展了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这是理解他的政治哲学的关键。如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所说：“对于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制度性无知的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就是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在更广泛领域系统性应用的那些思想的出发点。”
总结：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
由以上的讨论可见，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是巨大且无可替代的。
一方面，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和过程理论的传统之上，另一方面，他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问题（或者说无知的问题），将之纳入奥派的研究领域。这既增强了奥派的独特性，又为奥派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现代的奥地利学派不仅仅是发起边际革命的学派，不仅仅是强调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学派，而更是关于无知、不确定性、竞争过程和企业家精神的学派，哈耶克对此功不可没。可以说，是哈耶克重新塑造了现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米塞斯和柯兹纳对此也有重要贡献。
同时，哈耶克也较为完满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的问题，扭转了学界原有的结论，使奥地利学派被公认为笑到最后的赢家。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随着凯恩斯理论的问题不断显现，也日益受到重视，并在新一代奥派学者的努力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此外，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也是让奥派重获经济学界关注，推动奥派复兴的重大事件。
补充
1.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关系
米塞斯对哈耶克的影响毋庸置疑。米塞斯首先提出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哈耶克随之跟进，并澄清了这些问题，提供了更精细的回答，这是理解哈耶克的最佳方式。米塞斯对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问题，以及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哈耶克研究计划的推动力。
不过，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研究主题虽然类似，结论也类似，但研究重点却有所不同，可以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比如，哈耶克关注的是价格让知识能被更多人利用的人际间功能，而米塞斯货币计算的研究则强调价格对处于不确定的世界中的个人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把自发秩序定义为“人的行为而非人的设计”，米塞斯的研究看到的是“人的行为”部分，而哈耶克关注的是“而非人的设计”部分。或者说，米塞斯采取的是行为学的方法，展示价格如何帮助个人理性行动，而哈耶克则着眼于让价格得以出现的交换秩序，也即由交换产生的非意图性秩序。
哈耶克对米塞斯“理性”概念的批评，我认为是一种误解。米塞斯的“理性”并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他并不认为理性就意味着个人掌握所有相关知识，能在给定的目的-手段框架下作出最佳的资源配置，或是能建构完整的秩序，而是认为人能够根据所处的环境，不断地学习，判断应该追求什么目的，运用什么手段。这与哈耶克“特定时空的知识”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米塞斯却能够欣赏哈耶克的杰出之处。不说早期的多方提携，哈耶克发表“竞争的含义”一文后，米塞斯特别推荐他的得意门生柯兹纳去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确实非常重要，也很有奥派特色，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对柯兹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柯兹纳在各种讲座中曾经反复提到。我还记得哈耶克曾说过，他有篇文章其实暗含对米塞斯方法论的批评，本以为米塞斯要大发脾气，但米塞斯却对他赞不绝口，让他颇为吃惊。
因此，如果你是米塞斯的粉丝，你肯定不能认为哈耶克不代表奥派，或者哈耶克在学术上没什么贡献，因为米塞斯本人是很欣赏他的学生哈耶克的。
2.哈耶克与无政府主义
哈耶克本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的某些研究，比如关于自发秩序的研究，现在已被运用于无政资的理论之中。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哈耶克支持最低限度的福利，也支持特殊情况下的政府干预，但这本身并非一定错误，完全拒绝福利和干预何尝不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更不能由此否定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那种自由不彻底，就是彻底不自由的说法，其实是倾向于左派的思想，左派就这样比谁更左更红更革命。
何况，在自由主义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哈耶克也处于人生低谷，即使少有人赞同，哈耶克仍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捍卫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可谓是“纵千万人吾往矣”的义无反顾。1944年他出版《通往奴役之路》，影响了无数的读者，后来又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这都是自由主义历史上彪炳史册的功勋。
自从哈耶克转变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之后，无论经历了什么，他的坚持从未改变过。指责哈耶克不够自由主义，不说是莫名其妙，也是吹毛求疵。
3.关于《哈耶克精要》双语阅读课程
哈耶克虽然名气大，著作多，但读不懂，这几乎已是中国读者的一种共识。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直接阅读哈耶克的原著，至少就我个人看来，原著比各种译本好懂得多，也更容易系统性理解。这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两种语言本身也存在内在差异。
当然，要读懂原著，需要有一定的外语和专业知识积累，我们开办奥派经济学双语阅读课程，就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这一问题。现在课程已经进入了第二期（第二期将于10月23日开课），坚持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们就可以尝试阅读哈耶克的原著了。
而且，我们第二期所选的材料正是关于哈耶克的入门读本《哈耶克精要》，非常适合对哈耶克感兴趣的入门级读者。没参加过第一期的读者也可从本期开始。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只有八九十页，英语二万多字，分为十章，但却囊括了哈耶克一生中最为精华的思想，比如“怎样理解至为复杂的世界？”“知识与价格”“自发秩序”“经济周期”“法治”“通往奴役之路”等等，每一章都有妙趣横生的故事或深入浅出的例子加以阐释，语言流畅，图文并茂。以此为起点，我们就可以大致把握哈耶克思想的精彩之处，并为进一步的阅读打下基础，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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