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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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 特工，外交官；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以其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1972年8月，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15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现据当时笔记，介绍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借以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20周年（本文写于1996年）。

1976年4月15日，邓颖超（右五）与杨振宁（右四）等合影，左四为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图）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在悼词中还引用了毛主席关于生死问题的论述，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作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他们还要我代表大家看望邓先生，表示对邓先生的诚挚慰问。我到北京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今天见到邓先生，回到美国以后就可以对他们说，已经当面转达了他们对邓先生的情谊。邓先生今天接见家母和舍妹，我和她们同样感到荣幸。”

接着，邓颖超同志向杨振宁博士谈了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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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失声痛哭）。”

邓颖超对杨振宁说：

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更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

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

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

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以后很长时间我们也没有再谈这件事。

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又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个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做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

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部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拭眼泪，邓颖超又说：

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在五十年代末期，就是在"大跃进"时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

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

晚年的恩格斯

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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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总理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

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是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周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的祖父住在广西南宁。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由于我自幼在天津读书，说话的口音受到天津人的影响。

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

1920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读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母亲和我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

1924年9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的时间是1925年8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

1925年10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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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身体有异样，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

邓颖超说：

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之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瞌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

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

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这些同志是好意，但是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

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坚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出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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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作者 | 熊向晖

图片 | 除标注外均来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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