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走上没有硝烟的战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五）

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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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组班子

第一批驻外使馆人员除驻苏联使馆外一般在20~30人左右。周总理对大使们说：“现在干部很缺，大使由中央来选定，使馆的干部由大使自己解决。方法是：大使物色、提名，然后将名单报请中央组织部下调令。”选配使馆人员的重任落在大使们的肩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能否组合一批有能力、有专长、可靠又能相互协调配合的人形成一个战斗集体是今后在国外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除了外交部推荐的一批外交官外，大使们又在自己熟悉了解的干部中根据工作的需要去选配了一批人员。

黄镇将当时与他一起在军调部新乡执行小组工作过的团长郭谨、翻译翟明、副官黄凤麟调到驻匈牙利使馆。

王幼平将在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时任大连地委委员刘靖宇，在豫皖苏军区工作时熟悉的救济总署干部赵政一，及从部队随同来京的参谋李品明调到驻罗马尼亚使馆。

姬鹏飞将在延安、新四军时的部下王雨田和在三野时的部下宋之光调到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

倪志亮将在东北军政大学、中南军政大学时的部下吴晓达调到驻朝鲜使馆。

彭明治未从自己部下选人，他将随同曹祥仁来外交部的中央二局余湛调到驻波兰使馆。

袁仲贤将在部队熟悉的部下康矛召调来，任驻印度使馆参赞。

韩念龙去巴基斯坦的使馆班底是以他在朝鲜战俘营工作时的人员为主，像周南、温业堪等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转到驻巴基斯坦使馆。

许多大使还将自己在部队时的警卫员带出国作为使馆的保卫人员。大使们还物色了一批烹饪高手作为使馆厨师，这些人以特有的技能为开拓中国外交、弘扬中华美食做出了贡献。

2

出国准备

新中国成立时，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但为了让中国外交官体面出行，每对夫妇根据职务发了二千万至三千万（旧币，一万相当于新币一元）的费用。这笔费用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而言是相当可观的。

过去在部队是供给制，零花钱很少，许多人把钱拿到手时感到沉甸甸的，不会花也舍不得花，如何去购置衣物成了他们犯难的事了。除了必须准备一套像样点的礼服外，其余的物品都是去原东单旧货市场、大栅栏旧货商店中去购买补充的。能省就省点，能少花钱就少花钱，精打细算地去使用，为此有的人还曾出过一些“洋相”。一位同志在大栅栏旧货商店中经过讨价还价好不容易买了一套衣服，兴高采烈地向别人展示，可当他知道这是一套二手“寿服”无法对外穿时，心里很沮丧。

王稼祥大使夫人朱仲丽曾回忆：出国前她常去逛东单旧货市场，但一直没能给王大使买到价格合适的西服，只好买些面料带到苏联，但打听到苏联做西装的价格也不低，最后还是她自己动手裁剪缝制的。黄镇夫人朱霖讲，她那时将部队发的羊皮大衣外面换了粗呢面料，有好几十斤重呢！结余下来的钱他们在抗美援朝时都捐献给了国家。据符浩夫人焦玲讲：“当时发的钱感到十分珍贵，我留下了些样品至今还妥善收藏着。”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外交官在大使馆门前合影，伍修权（前排左5）、倪志亮大使（前排左4)。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外交官在大使馆门前合影。王稼祥大使（前排左3）、曾涌泉（左2）、边章五（左4）

姬鹏飞大使递交国书后与东德总统皮克合影，姬鹏飞（左2）、王雨田（左3）。

1950年，姚仲明大使（前排右3）递交国书后与缅甸总理吴努合影。

在准备出国期间，外交部还安排一些同志回家探亲，让他们探望父母、安排子女。

儿女情长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是每个做子女的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对父母是否能够做到具有孝顺之心和孝敬之力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一把尺子。“不孝子孙”是民间一种非常严厉的咒语。

这些军人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为穷苦大众谋幸福，战争中由于环境与条件所迫，无法在父母身边尽一个孩子的孝敬之力、孝顺之心是可原谅的，但他们思念父母之情、报答父母之恩是时刻铭记在心里。

经过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前仆后继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了，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这些军人进了城、掌了权，能够好好地孝敬父母，是实现他们多年的愧疚之情、补偿以往未尽之意的最大心愿。他们有的人迫不及待地将父母从穷苦的农村接到身边；有的人准备安好家后立即迎接父母的到来。但是当他们接到去国外工作的新任务后，国外的环境和条件又一次使他们无法在父母身旁去尽子女责任和义务，打算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安度晚年的愿望又因为相隔万里而无能为力。

王幼平（后排左2）、史洪朝（后排左1）全家福

在国事与家事之间，他们的选择是坚定的。他们将接到身旁的父母又送回老家，又一次得到父母的理解与支持，老人们像当年送他们参加革命一样，又一次将他们送上征途。军人一次又一次的奉献，在为他们军功记录中增添光彩的还有他们的父母。

有一件事让人心酸，让人感慨。黄镇夫人朱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父亲，是这样写的：

我的父亲是1960年去世的，我们1961年初从印尼回国参加会议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回到家中看到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整整压了3个月。信中说：

“我现在病的很厉害，不知你回来了没有？希望给我寄二两红糖、一两茶叶，我觉得嘴里没味，不愿吃东西……”

看了信以后，我哭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他只有我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他刚60多岁，对我也没有多大的要求，只是有时想到北京看看外孙们，最后想要那么一点点糖和茶都未能如愿。北京家中的孩子们小，又不懂事，接信后没有人管这件事，他老人家该有多么失望和痛苦啊！

如果朱霖当时就在老人身旁，即使是上天揽月的事，也会拼命去办，更何况是二两红糖和一两茶叶这样并非难以办到的事呢！老人家带着遗憾离去，让朱霖常常处在自责之中。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外交官们舍小家为大家，他们忘我地战斗在外交第一线上，但他们又无时无刻地惦念远在万里之遥的国内的孩子。孩子们的健康、学习、品德、生活等情况常常使他们揪心思念、夜不能寐。幸好当时有北京育才学校、北京育英学校、北京“十一”小学、北京“八一”小学等住宿学校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

耿飚一家

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外交官们在北京有了家后才逐渐得到好转。但家中也是孩子当家，自己管理自己。当时有一件有趣的事：因为电话资源稀少，只要家中一安装电话，孩子们就知道父母快回家了，于是就急忙进行大扫除，迎接父母回家。

符浩夫人焦玲曾撰文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我到驻蒙古使馆工作不久，因公临时回国就犯了一个错误。

那是1951年冬，飞机到达北京机场后，我乘坐机场的车进城。路过船板胡同时，看到孩子所在的幼儿园，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急忙下了车。我还没有进幼儿园大门，车子就离开了。这时突然发现我装有文件的皮包丢在车上，我顿时心急发慌起来，顾不得去看孩子，就快速去外交部报告。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当即严厉地批评了我，阎宝航副主任一方面批评我，一方面像对孩子一样安慰我，并派了车要我立即返回机场，取回了皮包。

拿到皮包后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和惭愧使我潸然泪下，我终生也不会忘记这次教训。

符浩在使馆看到外交部对我的批评并要给我处分的电报，他更是焦急万分。我无心去看望我的孩子，办完公事后我很快返回使馆。由于我检查深刻也没有造成损失，也许是考虑到作为母亲赶着看望孩子心切等原因，领导对我的安慰多于批评，没有给我处分，这使我更加感到内疚。

黄镇夫妇已有四个孩子了，在战争年代无法带在身旁，都分别送到根据地的老乡家里代养。解放后孩子们都陆续被养母们送到北京，全家刚刚团聚，但是为了完成出国任务他们又依依不舍地又将孩子们分别送到亲戚、战友家抚养。

后来，笔者在北京西郊解放军政治学院李欣老将军（当时他是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武官）家采访时，他讲到当年外交部有个规定：每对夫妇只能带一名6岁以下的孩子随行出国，年满6岁必须送回国内。当时他有个3岁的儿子和一个未满月的女儿，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将女儿留在姥姥身边。当他讲到女儿没能吃上一口母亲的奶时，90岁老人的泪花在眼中闪烁。时光过去50多年了，但对女儿那种愧疚之情让人难以忘怀。

还有一次，当笔者询问已经白发苍苍的余湛夫人佐伊当年孩子是怎样安排时，老人告诉我，她当时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另一个才几个月。两岁的孩子经过李克农副部长特批进了外交部的幼儿园，另外几个月大的孩子找了个奶妈放在战友家代管。笔者又问：“不是可以带一个出去吗？”佐伊阿姨答道：“是的，我也跟余湛谈过，可他瞪了我一眼，说那还工作不工作了？”像这样要做出选择安排子女的事，在第一批外交官家庭中比比皆是，困难是很困难，但在他们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950年9月14日，耿飚大使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领唱国歌。

吉雅泰大使（左1）在蒙古

罗贵波、李涵珍大使夫妇在越南

一位已经进入耄耋的老人在回忆往事时，仍然清晰地记得多年前的一件事情：

那是北京西郊一所住宿制小学，在操场的旁边有座二层楼的卫生所。一个男孩静静地坐在窗前向外眺望，他因得了“猩红热”（传染病）被隔离，不能像往日那样与同学们一起上课，不能在课余时间与伙伴们嬉闹玩耍。虽然校长、老师时常拿着水果点心来探望，医生护士也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体贴入微地治疗、护理，但他仍感到孤独。

晚上睡觉时，他常常做梦想到爸爸、妈妈，醒来时枕巾已被泪水打湿。他的最大心愿是爸爸、妈妈突然出现在面前，但这美好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

他的爸爸、妈妈远在万里之外的他国工作，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常言说父母对自己孩子成长中的每件大事都了如指掌，但对外交官来讲可能就难以做到了，也许孩子的病痛与思念会被流逝的岁月永远掩埋。

每当放假休息，同学们被家长接走时是他最难受的时刻。虽然在过节时总是有不少父母战友接他回家，热热闹闹，过得也很快活；假期里常常在叔叔伯伯家与他们的孩子挤在一起，过得也很开心，但毕竟他的家在学校，他没有自己的家。如果说父母因工作需要未能尽心照看孩子是一种牺牲，如果年幼的孩童未能在父母的身旁得到应该获得的抚爱也是一种牺牲，那么两代人的牺牲不也是对中国外交事业的一种奉献吗？

很多外交官孩子的名字也有外国情结，就像那些名叫“抗战、延安、解放、自卫、建国……”一样也有着时代的烙印。

1952年2月3日，王幼平大使夫人史洪潮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医院生了个大胖小子，王幼平大使给儿子取名叫涅高游。这个名字来自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的两座著名山峰之一，当地人把涅高游称作英雄峰，把曼德拉称为神女峰。孩子送回国上幼儿园时，老师认为这个名字叫起来不顺口，就按谐音改为王野牛，上学时又改为王野。

在王幼平离任时，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大国民议会主席格罗查设家宴欢送王幼平大使夫妇，在闲聊时得知王幼平大使在罗马尼亚喜得贵子，而且是以罗马尼亚著名山峰涅高游为名时，十分高兴，起身举杯祝贺并索要照片一看，当看到孩子光着屁股趴在床上的可爱样子时，笑着在照片背面签上自已的名字，并对王幼平大使说：“30年后，我再接受他呈递的国书。”

时过境迁，格罗查已经作古，涅高游（王野）也未能如约去罗马尼亚呈递国书，但这段趣闻堪称佳话。

还有像姚仲明大使的儿子名字是为纪念印尼收复西伊里安而叫姚西伊，康矛召大使的儿子在新德里出生叫康德里……

如果说外交官有特权的话，那就是通邮免费。就像当年军人免邮资一样，不管距离远近，来往信件不用付邮资。外交部有个神秘部门——信使队，不定期地专职向驻外使馆送达各种机密文件，顺便将国内家属的信件带出去，再将使馆人员回信带回国。只要贴上4分钱的邮票，国外的信就可以顺利寄到家中了。有时为了赶时间就将寄往国外的信直接送到外交部的一个信箱，连4分钱邮票也省了。

来往通信虽然邮费免了，但时间却没有保障，一两个月能收到就算不错了。家书抵万金，每次信使的到来给使馆人员带来了欢乐与喜悦，对信使的接待是破格的待遇，接送、就餐、住宿都安排得非常好。但对未收到信的人，也带来了烦恼与担忧。

由于不掌握送信的周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接到父母来信时，经常被责问为什么没有写信，可下一次来信时又说一下子收到好几封信，看都看不过来了。父母期望孩子们能多谈些学习和生活情况，可孩子们小又不擅长写信，往往是几句话就草草了事。既便是这样，每封信也会给父母带来许多的安慰和满足。

【注：本文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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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民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王民伟，自由撰稿人，钟爱外交史事方面的写作，曾出版《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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