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线”上的情侣

作者简介   

王嵎生 1954年毕业后，同年入外交部，历任新闻司处长，曾任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三等秘书、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驻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大使；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外交笔会国际时评小组成员，国际评论自由撰稿人。

有缘千里来相会。1955年，我被派到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联络处工作，同时派往的就有后来成为我结发妻子的陈依弥。在北京通往平壤的列车上，我们便一见钟情。她刚从日内瓦参加第一次印度支那国际会议回来，第二次入朝。

一路上，她向我谈了很多有关第一次入朝的艰苦经历，包括多次遇到被美机空袭的危险，也谈了很多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花絮。她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英语水平比较好，同时又会英文速记。而我是刚从外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英文水平档次同她不能相比，而且连英文打字都不会。她耐心帮助我，几乎成了我的老师。她长得并不十分美丽，但却很甜，脸上常带有一丝阳光般的微笑。同她相处，总感到一种体贴、温暖和愉快。就这样，我们在“三八线”上开始恋爱，而且是扎扎实实的，双方都是出自内心的相互爱慕。

在朝鲜短短的一年，我们的恋爱似乎经历了漫长的“三部曲”。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城内的来凤庄举行，10月25日改在板门店继续进行。（图片来源：《外交官（第3辑）》）

先是在开城联络处。那是我们初识和相互了解的阶段，也是热恋和难分难舍的阶段。她经常去板门店参加军事停战协定双方联席会议，担负着从速记、打字到翻译的全过程的日常工作。在这流水作业的过程中，我只能搞一些英译中的工作。为了帮助我提高业务水平，她业余时间几乎手把着手教我英文打字，私下见面时也忘不了用英语交谈和介绍各自的身世与经历。当时，因为比较年轻，胆子也比较大，有时夜晚外出散步，接近“三八线”警戒区，哨兵们常开玩笑地说：“你们只要‘爱’不要‘命’了。”

当时虽已停战，但朝鲜南北双方关系仍很紧张。在南北两方各有5个口岸，设有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工作组（由瑞士、瑞典、波兰和捷克四国组成）。因朝鲜方面需要英文翻译，组织上便把我借给了朝鲜人民军，派到新义州口岸工作。这样，我们的恋爱便进入了“两地书”阶段。她在“三八线”上，我在鸭绿江畔。

1959年2月，作者与陈依弥合影。（《一个大使的成长与思考》图）

这时，我由于经历过初恋失败的痛苦，加之我也听说日内瓦和北京各有一个高级青年翻译在追求她，感到不太放心，担心再遭失恋之苦。但人是不一样的，有的爱虚荣，有的喜欢真诚，讲志趣。依弥同那位“黑牡丹”显然不一样。她把别人追求她的事实都写信告诉了我，说这几个人虽然好，但并非她的意中人，请我放心。我们的恋爱关系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都是认真对待的。

大概半年多以后，由于美国与南朝鲜方面的破坏，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不得不停止在口岸的活动，撤销了工作组。于是我又回到了开城联络处。这时组织上已决定调我回国，但考虑到我同依弥的关系，特别照顾我延长两个月，等她一起回国。

1961年10月，王嵎生、陈依弥在锡兰茶园合影。（《一个大使的成长与思考》图）

对夫妇关系来说，人们常讲“小别胜新婚”。对青年恋人来说，久别重逢简直是胜入仙境了。我们热烈地拥抱着，吻着，谁也离不开谁，一叠其他人追求她的情书，也在这无声而纯洁的爱情火焰中化为灰烬了……

我们决定结婚，誓言不论是夏日的泥泞，还是冬天的寒雪，我们一定终身相伴，直到永远。

1956年12月下旬，在抗美援朝6周年之际，我们以非常俭朴的方式在北京结婚了。婚后我们深深地相爱着，在工作中优势互补，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外交部熟悉我们的同志都很羡慕我们。可是我们未能白头到老，还未到银婚纪念的日子，她便永远的离开了我，这给我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 END —

文章来源 |《难忘的外交岁月》

作者 | 王嵎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