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氏鹦鹉案”不起诉，司法与民意良性互动的样本

       当司法吸取民意，兼顾了法律与现实，就能让部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人士看到希望。

文 | 若曦

近日，江西南昌闵氏夫妇贩卖费氏鹦鹉案，迎来新进展。媒体从相关人士处获悉，该案依据上级指导意见，“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不起诉。

回头看，2020年11月，闵氏夫妇因贩卖费氏鹦鹉被捕，至今已经一年有余。家属称，不知该鹦鹉属野保范围，一只15元盈利少，养殖场事后提供养殖证但已过期。彼时则有律师称，涉案70多只，或获十年以上刑期。此案也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近几年，与收购、贩卖鹦鹉有关的案件并不少见，且在罪责刑适用方面均备受关注。具体到不同的案例，有判数年有期徒刑的，也有判缓刑的，而此次对贩卖鹦鹉的闵氏夫妇不起诉，无疑凸显出更为鲜明的司法导向。

现实生活中，不乏有爱好者基于个人喜好收购、养殖、繁育、贩卖鹦鹉，并因此涉嫌犯罪。这主要源于《刑法》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同时，根据相关规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即除纯正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外，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也在保护之列。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生态资源保护力度的加大，部分原本“濒危、珍贵”的野生动物得以繁衍壮大。而且，随着人工驯养技术的发展，一些野生动物通过人工繁育后，不再实际具有“珍贵、濒危”的属性和特征，即不再具备刑法所特殊保护的特殊性。

此时，如果再拘泥于将收购、贩卖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显然过于苛刻，且有违客观现实，超出部分行为人对法律的认知和预判。比如，一些收购、贩卖、饲养人工繁育鹦鹉的人，对法律或者犯罪对象的认识存在疏漏乃至陌生，以致于不知不觉犯了罪。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购、贩卖、饲养人工繁育鹦鹉的行为，虽然具有行为违法性，但行为人并未食用、杀害鹦鹉，反而因为饲养和再次繁育行为客观上扩大了这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更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

也就是说，此类行为的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甚至是没有社会危害。如果依然教条地对其克以重刑，就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能起到教育公众的效果。

去年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以及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食用涉案野生动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实际上已经释放了明显的信号，对司法机关在办理相应案件时起到直接的指引作用。此次，“闵氏夫妇贩卖费氏鹦鹉案”走向无罪，可看作是对前述权威意见的生动实践。

当司法吸取民意，兼顾了法律与现实，更加注重平衡与调和，做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相统一，就能让部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人士看到生机与希望，不再总是顾虑触及法律红线。而这，对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好事。

编辑｜王磊

排版｜甘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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