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别把好人当圣人

这次疫情，除了医护人员之外，另一个广受尊敬的专业群体，可能就是记者了。很多人对疫情真相的了解，都来自财新、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的新闻人从一线发回的深度报道。这也不仅只是让人得知一些事实而已，不少问题本身就是在媒体报道之后，才引起重视，进而得以解决的。

然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媒体只是抓住疫情这个话题，想着要博眼球“搞个大新闻”而已，而近年来极为罕见的这一波纸媒复兴，仿佛就是证据。更多的人则指责自媒体“狂欢”，抓住任何相关议题添油加醋，等而下之者更是“吃人血馒头”，搞得小道消息满天飞。照这么看，媒体就没干多少好事，就算干了点事，动机也不良。

这样的论调，在国内相当盛行，根植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简单地说，这种心态在看待他人行为时，注重揣测其行为动机，倾向于以道德完人的标准作为衡量标尺，强调行善要彻底无私、无条件，并要求承担一种绝对的、无限的道德义务。

我父亲前些年确诊胃癌晚期后，做了胃全切手术，医嘱要少吃多餐，食物当然更要特别小心，母亲每天为他单独做六餐，经年累月照顾，辛劳之余，不免怨恨他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而他却说：“夫妻之间还说什么谢谢？”被数落得多了，他不仅不改口，反而还说了一句让我妈差点气晕的话：“原来你是为了要我谢你才这么做的？那你心就不诚。”

他也有他的逻辑：好人应当无私无怨、不求报偿地做好事。尽管他自己平素为人确实如此，但用来要求他人，却格外刺耳。这种道德信条特别强调良心之“诚”与“无私”，以至于我们从小都被教导要“做好事不留姓名”，因为如果做事是为了贪图荣誉或任何回报，那几乎都是严厉的道德指控。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如果注重的是这样的内心动机，那么对行为的评判就丧失了客观标准。这随之带来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对同样一件事，可能造成极其悬殊的评价，而根据的却是主观的动机推断。

这样，一个人行善，哪怕其行为的客观事实公认是好的，但一旦被人指控有诸如“想出名”之类的“私心”，那就仿佛瞬间变得不值一提——而此人究竟是否真的有这样的“私心”，却是天知道的事情，虽然提出指控的人倒是往往一副铁口直断、不容置疑的口吻。

我自己也领受过这样的滋味。多年前，我的知交好友张晖英年早逝，哀恸之下，我草成了悼文《平生风义兼师友》。事后很多人说深深被他的人格、治学精神以及我们之间的友谊所打动，但我也看到有人指控我是在“炒作死者”——虽然说这话的人既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张晖，因为说到底，提出这种指控，根本不需要证据。

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况下，截然不同的行为却据称有着相同的动机。《三国演义》中，关羽曾在许田欲杀曹操，表示“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但后来在华容道却又故意放走了“此贼”，毛宗岗本前者称为“大义”，又认为后者也是“义”。日本学者渡边义浩敏锐地发现：“将关羽对曹操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均称为‘义’，这就陷入了矛盾。”他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源就是中国道德主义中的动机论。

但当社会发展到越来越复杂的程度时，如果每个人仅凭自己主观认定的道德动机行事，社会秩序势必将陷入混乱，因为这样人们就缺乏公认的客观行为标准了——晚明就是这样，弄得“满街皆是自负的圣人”。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人际之间互动日益陌生化的现代社会，你只需要关注当事人行为产生的客观后果即可，其行为动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钱钟书那句俏皮话，也正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吃了一枚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知道生蛋的母鸡是什么样呢？”

很多人都被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所打动，但却也有人依据这种中国式逻辑认为，辛德勒之所以救犹太人，只不过是因为看到德国败局已定，为自己留后路罢了。奇怪的是，很多国人一面以道德完人来要求他人，另一面却又不相信真有人会做出高尚之举，而断言他们那么做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大概正是因为在这种道德观下，人们不得不掩盖自己的任何私心，以至于真正的“无私”都无法取信于人了。这种动机论就此抹杀了他的义举，但他的动机究竟如何，无从得知，他的行为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确实从集中营里救出了1200多个犹太人，这是极少人能做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动机、道德，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本身。19世纪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残酷掠夺其私人殖民地刚果，而站出来揭露这一真相的那些小人物，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道德完人：传教士威廉姆斯伪造学历、赖账，甚至在致利奥波德国王的公开信中还假称自己是上校；莫雷尔固执、很少承认错误，对非洲人带有某些种族偏见；至于外交官凯斯门特则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这在那个时代一旦公开，足以让他身败名裂。也许他们揭露这一内幕，从道德上说不见得无可挑剔，但那没关系，如果私心可以带来真相与正义，那私心也不见得是坏事。

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虽然世上确有“毫不利己”的道德楷模，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拿来作为所有的道德标杆，往往只能鼓励伪善。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也因此不太能欣赏人性的复杂一面，这有三种反应：一是用A面否定B面，或用B面否定A面；二是将这种复杂矛盾视为虚伪、可憎或两面派；三是将“纯粹”视为标杆，好比将纯善视为100分，而善良但又褊狭则被视为有缺陷、瑕疵，只能得80分甚至0分。

但大部分人，恐怕都落在“圣人”与“小人”这两极之间，身上有着复杂多面的“成分混合”。在公共事件中，我们应当注意的，不是个体的动机与道德，而是评估客观的行为。一个歌手做慈善，也有人酸溜溜地说她只是想“出风头”——但如果她的行为客观上是好的，援助也是有人迫切需要的，为何我们不能承认她做得好？就算她真有“出风头”的动机又如何？又碍着你什么事呢？

在现代社会，要求一个“好人”得是“圣人”，那是不现实的。私利如果能带来公义，那有什么必要非得让人“毫不利己”？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有正当的私利，同时将其个人与公共行为分开，客观评价。不这样，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执，而社会却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兜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