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蓉 杨富学 | 元大都回鹘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及其与敦煌吐鲁番之关联
摘要：在元代大规模的译经、印经活动中，元大都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汇集了卓越的回鹘佛教僧徒和翻译人员，成为全国回鹘佛教的翻译中心。元大都的万安寺、普庆寺、弘法寺、护国寺是当时佛经翻译场所、抄写地和刊印中心。迦鲁孥答思、巙巙、安藏、必兰纳识里、智泉、阿邻帖木儿、本雅失里、括鲁迪·桑伽失里、阿鲁浑萨理等多位来自西域的回鹘文士直接参与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创作了大量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成为大都回鹘佛教集团的核心力量，并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元大都回鹘佛教文化圈，取代原来的回鹘文化中心高昌而成为回鹘文化的新中心和最大中心。历史上，佛经一般由西域地区东传至中原地区，而蒙元时期东迁大都的回鹘人又把翻译并刊刻于汉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向西回传至以敦煌、吐鲁番为中心的回鹘聚居区，形成回鹘佛教文化的回流现象。
关键词：元大都；回鹘佛经；佛教寺院；敦煌吐鲁番；佛教文化圈
对于回鹘佛经的翻译与传播，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佛经翻译与刊刻以及传播方式问题，则论者鲜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看，元代回鹘文佛经的翻译和刊印中心不在吐鲁番和敦煌，而是在大都。[1] 生活于元大都的回鹘（或作畏兀儿，元代混用，此从之）文士直接参与并引导了回鹘佛经的翻译与刊印工作，大都成为全国回鹘佛教文化的中心。本文拟从元大都之佛经译者、译经场所与刊印地为出发点来探讨元大都回鹘佛教核心文人圈的形成及其对敦煌、吐鲁番佛教的影响问题。
一、元大都之佛经翻译与刊印
“京师佛寺自来甲天下”，[2] 元朝时期，大都地区的佛教寺院在200所以上。西域东迁的畏兀儿佛教僧徒云集大都，翻译、刊印了回鹘文《华严经》《父母恩重经》及大量藏文佛经等，各大寺院成为佛经翻译与刊印的主要场所，如白塔寺（即万安寺）、普庆寺、弘法寺、大护国仁王寺等，莫不如此。
（一）白塔寺（万安寺）
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是由迦鲁孥答思任总监，由安藏翻译的，译经地点是大都白塔寺。吐鲁番出土的现存于柏林的木刻本《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残片有四十多片，其中TM 14（U 4759）残卷记录了该经的翻译场所在大都白塔寺，时间是壬寅（1302）七月：
arïš arïɣ bu nama sangit nom ärdini: ačari kši karunadaz sidu üzä aqdarïlmïš-ï adïnčïɣ mungadïnčïɣ taydu-taqï aq stup-luɣ uluɣ vxar-ta adruq šim šipqan-lïɣ bars yïl yitinč ayta alqu-sï barča ala-sïzïn tüzü yapa: adaq-ïnga tägi uz yarašï ädgüti bütürü ldi sadu sadu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Karunadaz总监翻译，在大都大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寅七月将其全部译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3]
题记中的司徒Karunadaz，当即畏兀儿著名翻译家迦鲁孥答思，在大都白塔寺完成了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翻译。这座白塔寺还承担着回鹘式蒙古文佛经刻印任务，吐鲁番出土蒙古文佛经题记称，“受合罕之命”，鼠年（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在大都白塔寺刊印Bodistva carya avaciar经注，“印行千册以传众生”。[4] 白塔寺又称“大圣寿万安寺”或“妙应寺”，位处今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始建于辽寿昌二年（1096），元代重修，寺内大白塔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于至元十六年（1279）建成。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载：至元“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浮屠初成，有奇光烛天，上临观大喜，赐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5]《元一统志》卷一亦载：“大圣寿万安寺，按大都图册：国朝建此大刹在都城内平则门里街北，精严壮丽，坐镇都邑。”[6] 阿尼哥因白塔之建而受到赏赐，祥迈曾奉敕撰写《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刻石立于白塔附近（惜明末碑石亡佚）。[7] 作为皇家寺院，白塔寺从开始营建到元末，持续得到皇室的支持，香火旺盛，据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以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给万安寺修造”。[8] 至元二十五年（1288）“万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9]
忽必烈死后，白塔寺增建祭拜忽必烈的神御殿，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亲自主持“国祭日”佛事活动，有七万之众参与。此后，这座皇家寺院长期充任翻译、刻印回鹘文、蒙古文等佛经的中心。
（二）普庆寺
普庆寺位处今北京西城区平安里大街，初为太官塔纳监龙兴之宅第，[10] 大德四年（1300）成宗母亲裕宗徽仁裕圣太后故去后，成宗将此处改为佛寺以崇奉太后，武宗朝至大元年（1308），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征用周围土地，将佛寺扩建为大承华普庆寺，占地二百亩。[11] 著名畏兀儿航海家亦黑迷失延祐三年（1316）刻石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称皇帝将亦黑迷失进献的佛经回赐给普庆寺。普庆寺有皇室神御殿，祀太祖、太宗、睿宗、仁宗等。[12]
癸酉（1333）五月十五日，普庆寺刻印了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Avalokiteśvara-Sādhana）》。该书为藏族佛教大师噶玛拔希（Karmapa，1203—1282）所撰，由畏兀儿人本雅失里（Punyaśrī，13—14世纪）译为回鹘文。[13]
（三）弘法寺
位于大都城南的弘法寺始建于辽道宗年间（1055—1101），从彼时起即充任藏经与印经的中心，后历金、元、明，数百年间相沿不绝，既有官刻，也有私刻。金代，弘法寺在宗教功能外另设中丞和郎官，掌管诉讼、边地将士的抚恤工作。大定二十三年（1183），原雕刻于山西的《赵城金藏》经版，由崔法珍携带入京，在中都弘法寺继续使用。[14]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河北曲阳觉辨大师驻锡大都弘法寺，补修藏经版，事见《觉辨大师源公塔铭》：“都城弘法寺补修藏经版以师为提领，三年雕全，师之力焉。”[15] 畏兀儿人布颜啜厄博士（Buyančoɣ Baqšï）用弘法寺印版印制《大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Sosingki》《慈悲忏》《金刚经》六部佛经，带回西域，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印本残卷TM 36（U 4791）跋文称：“Čongdu balïq-ta hungwasi atlïɣ Sangaram-taki inban-tin…yaqturu tägintim（我发愿用中都城弘法寺所藏印版印制）。”[16] Čongdu balïq即“中都”的音译。1215年，蒙古从金朝手中夺取中都，改名为燕京。1264年又改称中都，1267年迁都于此，至元九年（1272）改称大都。[17]
弘法寺因元刊《弘法藏》而名闻遐迩。元太宗、世祖时期，弘法寺在《赵城金藏》基础上补充新经，再行刊印。[18] 不惟燕京地区，邻近地区也到弘法寺刊经，《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载：“闻京师弘法寺有藏经版，当往彼印之，即日启行，遂至其寺，凡用钱二百万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归。”[19] 1979年发现的云南省图书馆藏元刻本汉文大藏经同为弘法寺刻本，弘法寺四位僧人署名于这部元代规模最大的官刻大藏经。[20] 弘法寺有八个藏经库房[21]，存放着大量经版，用以刊印佛经。
（四）大护国仁王寺
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也是大都回鹘佛经的翻译中心。敦煌回鹘文册子本《说心性经（xin (köngül) tözinuqïttačï nom bitig）》（编号：Or. 8212-108）乃畏兀儿高僧智泉都统（Čisön Tutung）的著作，也是今天所见唯一的由合伙人创作的禅学著作，其题记称该作的撰写地点就在大都的gao lenhua：
küskü yïlïn toquzunč aynïng on yangïta,
körtklä tangïsuq taydu kedini gao lenhuata,
köp yašamaqlïɣ boduɣïn kök qalïɣïɣ
küčäyü bädizägäli umunmïšïn körgü üčün bitidim. čisön tutung
鼠年九月初十，在大都（Taydu）西部有魅力而迷人的gao lenhua用长生不老的颜色把虚空极力装饰的愿望变成现实而写。智泉都统。[22]
这里的gao lenhua，即今北京高梁河畔之元代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至元十一年（1274）在金代护国仁王寺的故址上建成，又称大都寺、高梁河寺。《元一统志》卷一称：“大护国仁王寺……国朝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寺宇宏丽雄伟。每岁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万民瞻仰焉。”[23] 位于高梁河上白石桥西北魏公村一带。大护国仁王寺从营建到供养都得到皇家资助，为便于管理寺院资产，成立了总管府、提举司、提领所等部门，后又罢总管府，建会福院，以平章政事、宣政院使安普、忽马儿、不花为会福院使，足见其皇家背景。皇太后令任职中书省的著名文臣程钜夫为寺院撰写碑铭，其中有文记曰：“至元七年秋，昭睿顺圣皇后于都城西高良河之滨，大建佛寺……三年而成。”[24] 高梁河一带乃元代内徙畏兀儿人最显赫家族的祖茔所在，廉氏家族、孟速思家族、贯氏家族的文人名士不少都瘗埋于此，如孟速思（察必皇后的妹夫）、阿失帖木儿父子、阿里海涯与贯云石祖孙、廉希宪等。建于同一地址的大护国仁王寺，实为元世祖皇后察必氏的家庙。
智泉法师的作品在敦煌多有发现，最著名者当首推前揭回鹘文《说心性经》（Or. 8212-108）。该文献并非如前贤所推测的那样是某部汉文佛经的翻译，而是以汉文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再创作而形成的佛学著作，只是写法较为特殊，将原来的散文形式都改成了四行诗形式。[25] 该文献在敦煌的发现，很可能与14世纪60年代中期由大都巡行西北寺院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26] 有关。揆诸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语韵文残片B140:5和B128:18，亦可见智泉法师所撰佛教诗歌。[27] 写本残卷B140:5之跋文提到智泉翻译《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28] 由敦煌本B128:18回鹘文佛教韵文诗可知，智泉法师生前还曾组织人力翻译《阿弥陀经》《华严经》《观音经》《七有经》《八阳经》《般若经》《金光明经》《金刚经》《法华经》和《圆觉经》等十部佛经。[29] 惜皆已无存，难窥究竟。
四大寺之外，翻译、刊印于大都的回鹘文佛经还有很多，如阿拉特（R. R. Arat）所刊木刻本《观无量寿经》残卷[30] 很可能是14世纪上半叶于大都刊刻的，残卷尾部的Činaširi一名当为该印本的施主或印制者。[31]《观无量寿经》汉本原为散文，巙巙[32] 将其改编为回鹘文头韵诗形式，其状与《说心性经》有近似处。回鹘文《观世音经（Avalokiteśvara-sūtra）》刊印于庚午（1330）八月初一，由畏兀儿高官跃里帖木儿（Yol Tämür）妻沙拉奇（Šaraki）施资印制千部，祈愿驻守云南的丈夫跃里帖木尔平安归来。[33]。《观世音经》本为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其集中反映诸多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示现事迹而受到信徒格外的推崇，至北凉沮渠蒙逊时期，从《妙法莲华经》中独立出来，作为单行本流传。此单行本即为回鹘文译文之底本。据《元史》载，当时跃里帖木尔担任云南行省右丞，出兵镇压罗罗人暴动。就在《观世音经》施印的那年六月，跃里帖木尔于建昌击退蛮兵万人的进攻，并斩首四百余级。八月，又擒获罗罗小头目曹通并斩之。[34] 当时沙拉奇（Šaraki）当居于大都，故《观世音经》亦应视作大都刊本。[35]
云南省图书馆藏元代官刻《大藏经》系由元文宗皇后（元顺宗时代的太皇太后）卜答失里（1306—1340）发起，天历三年（1330）至至元二年（1336）刊刻于大都。据其中的僧名录可知，大都参与刊刻《大藏经》工作的寺院有大法藏寺（3人）、大普庆寺（2人）、弘法寺（4人），并可能与万寿寺有关。明人沈德符言：“先是京师有番经、汉经二厂，年久颓圮，穆皇命重修未竟，上移贮汉经于其中（万寿寺）。”[36] 是知，元代大都可能存在专门刊印番经、汉经的两个工厂，遗留至明代。
元大都经济发达，具备佛经翻译、刊印的经济实力。佛寺的营建与维护受制于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薄弱的佛寺很难支撑大量佛经翻译与刊印所需的费用。回鹘佛教的发展依附于蒙古政权的支持，元亡以后，回鹘佛教很快就衰落了，佛经印刷盛况不再。
二、回鹘佛教文化圈在元大都的形成
元代畏兀儿以文化昌盛而闻名，回鹘式蒙古文就是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造出来的，一度被视为“国字”，直到1269年以后才被八思巴文所取代。许多畏兀儿知识分子都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以至于形成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的局面。[37] 大批才华横溢的畏兀儿佛教僧徒从西域东迁到中原地区或蒙古高原，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或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亦有人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38] 他们集中居于大都，使之成为畏兀儿人翻译、刊印经典的首选地，迦鲁孥答思在白塔寺、本雅失里在普庆寺、智泉在护国寺翻译佛经。他们不惟翻译佛经，还创作了很多佛教诗歌，逐渐形成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圈。
佛教既是回鹘宗教信仰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蒙元时期，东迁中原或漠北至回鹘人，无论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普遍信奉佛教，其中不少文士与高僧都精通佛教和多种语言。回鹘僧人在大都地位甚高，可至皇室敷设的道场祝祷、做法，忽必烈还在宫廷设“畏兀儿佛殿”。在精通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多个民族语言的回鹘文士中，职高位重者有安藏、迦鲁纳达思、必兰纳识里、智泉、本雅失里、括鲁迪·桑伽失里、弹压孙、舍蓝蓝、巙巙等，扮演着元大都回鹘佛教文化圈的核心角色。
巙巙、安藏、必兰纳识里、迦鲁孥答思等有作品传世，为大都回鹘佛教文化圈中的翘楚，兼用回鹘语和汉语两种以上语言进行创作，可称得上典型的双语作家。[39] 他们关系密切，安藏曾将迦鲁孥答思（Karunadaz）引荐给八思巴修习密法。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到二十四年（1287）年，元世祖以藏文经卷勘对汉文，整理《大藏经》1440部，即《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在卷一《奉诏旨编修执笔校勘译语证义诸师名衔》列出领衔者29人。[40] 冯家昇先生检得其中五位畏兀儿僧徒，分为为1）“北庭都护府通二国言音，解显密教迦鲁孥答思奉诏译西蕃语”；2）“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脱印都统奉诏译畏兀儿语；”3）“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奉诏译语证义”；4）“资德大夫释教都总统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里奉诏译语证义”；5）“北庭都护府通显密教讲经论律沙门斋牙答思奉诏证西天语”。[41] 其实，还应将弹压孙列入，其名书于合台萨里和斋牙答思之间，写作：“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弹压孙奉诏译西蕃语。”弹压孙之名又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含伊罗国翰林承旨弹压孙传华文。译主生缘北庭都护府，解二种音，法词通辩，诸路释门总统。合台萨哩都通，暨翰林学士安藏。”[42] 其中的“含伊罗”，即今哈密，与之并列的合台萨哩（乞台萨里）和安藏也同为北庭回鹘人。弹压孙其名还见于八思巴撰《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习学略法》的跋尾[43] 和念常所著《佛祖历代通载》[44] 中。赵孟頫《松雪斋集·瑞州路北乾明寺记》中提到的“旦牙”，据傅海波（H. Franke）考证，其实也是“弹压孙”的异写。[45] 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佛经刻本残卷中有用梵文和汉文合璧书写的铭文：“翰林承旨公Dhanysena为回鹘（haihura）语……”[46] 这里的Dhanysena应为弹压孙的梵文写法，等同于藏文中的da na si。
在上述六位领衔的畏兀儿人中，迦鲁孥答思、乞台萨里、斋牙答思为僧侣，而脱印、安藏、弹压孙为供职于元廷的官员，同为学识渊博的佛教徒。安藏、弹压孙曾合力将《栴檀瑞像传入中国记》由回鹘语译为藏文。此乃目前所知唯一能够确定由回鹘语翻译成藏语的一篇佛教文献，译于水猪年（1263）二月十五日。[47] 安藏长期活跃于大都，弹压孙与之合作，以理度之，亦应生活于大都。
在大都回鹘佛教文化圈里，来自吐鲁番的智泉法师成就卓著。智泉（回鹘文写作Čisön或Čisuya，Čisuin）出生于柳中城（Üč Lükčüng Balïq，今吐鲁番鲁克沁），生活于大都，在大仁王护国寺译经。敦煌回鹘文写本B128:18提到智泉法师曾将自己在大都的财产布施给“五年大集”。“五年大集”即“无遮大会”，系梵语pancavrsīk的意译，原意为无分道俗、贤圣、贵贱、上下，平等地进行财施和法施的法会，由国王主办，每五年一设。[48] 在B128:18中还可知，智泉的儿子亦曾参与译经活动。
在大都，必兰纳识理将汉文《北斗七星延命经》翻译为蒙古文，天历元年（1328）十月一日刻印2000部。据佚名氏所印《北斗七星经》的藏文题记，回鹘人阿邻铁木耳（Alïn Tämür）曾将《北斗七星经（Yitikan sudur）》翻译成回鹘文，癸丑（1313）六月一日由施主思立特勤（Sïlïɣ Tegin）捐印了一千部。[49] 该经再被译成藏文，时当丁丑（1337）。[50]
高昌回鹘女喇嘛舍蓝蓝八岁时即“从其亲至京师。入侍中宫真懿顺圣皇后……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十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并给高昌国旃檀佛寺进行布施。[51]
吐鲁番本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Mañjušrisādhana）》乃由回鹘人括鲁迪·桑伽失里（Qoludï Sanggäšïrï）由藏语译入回鹘文，相关残片，现存龙谷大学图书馆，编号2695。此外，括鲁迪·桑伽失里还翻译了回鹘文《胜军王问经》等。[52] 昆尊萨里都统（Küntsün Säli Tutung）翻译了《慈悲道场忏法》。[53] 尊者阿阇黎（Ārya Āčari）翻译了纳若巴大师所著《死亡之书》。[54] 本雅失里（Punyaśri，13—14世纪）乃八思巴（1235—1280）弟子，于14世纪30年代将密宗文献《吉祥胜乐轮曼陀罗》《秘密集会坦特罗》依藏文译成回鹘文。[55]
畏兀儿文人凭借兼通双语或多语的优势，出任朝廷机构中的翻译官，如亦都忽立（1249—1315）因“精通诸国语，既勤且慎，被任命蒙古译史，深得当时器重”。[56] 偰帖该于元廷担任译史。达理麻识理于至正五年（1345）经筵选充译史，后转为御史台译史。叶仙鼐作为畏兀儿喇嘛僧，早在忽必烈潜邸时期就跟随忽必烈南征北战，师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后任吐蕃宣慰使。
在大都，回鹘佛教集团不仅翻译佛经、创作文学作品，还抄写刊印佛经以为功德，并从事佛教的管理工作。元朝佛教事务最初由八思巴提领的总制院管理，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为宣政院，任职其间的畏兀儿人有乞台萨里，桑哥、脱因、兀玉笃实、洁实弥尔、八札、答儿麻失里、桑哥（亦都护月鲁帖木尔之子）、大悲都、普达、廉惠山海牙、双加失里及沙剌班、世杰班父子。在50位院使中，畏兀儿人有12—13位，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乞台萨里（合台萨里）家族祖孙三代都精研佛教，他本人在八思巴所辖总制院内任释教都总统，充八思巴助手。父阿台萨理精习佛教，在太祖时期从西域至中原燕地，后因畏兀儿亦都护请求而回归西域。子阿鲁浑萨理，官至尚书右丞，精通佛教和多种语言，博闻多才，廉洁正直，在大都从学八思巴，后被八思巴携带入藏地脩佛。赵孟頫作为阿鲁浑萨理同事，在其亡后，为之亲撰《神道碑》，以为纪念。
居于大都的回鹘上层大多具备良好汉文化修养，深受中原汉文化的濡染，参加科举，学习治国理政经验，著文写诗，出任各级政府官员。从1259到1368年在元朝各级机构任职的畏兀儿人共有100多人，其中有46人是学者或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就有26人。[57] 畏兀儿僧人亦有通音律者，如会福院僧人闾闾以铜为弦弹奏箜篌，史载：“畏兀儿僧闾闾，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悉以铜为弦。余每叩乐工，皆不能用也。”[58] 唐仁祖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进阶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洁实弥尔官至资善大夫、同知宣政院事，领延庆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同中原汉族文士一样，回鹘文士兼具诗人、翻译家、官员等多重身份，皆信奉佛教，其作品借由元代通畅的东西交通而流播敦煌、吐鲁番。
有元一代，新疆西部地区逐步伊斯兰化，畏兀儿佛教势力式微，主要局限于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和北庭地区，另外就是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元代畏兀儿佛教的基本信众差不多全部集中于这四个地区，但观元代畏兀儿文士和佛教高僧，凡著称于史册或出土文献者，差不多都出自大都，未见出自上述四地区者，尽管其籍贯或出生地差不多都在上述四个地区。在元代以前，最著名的回鹘高僧、学者、翻译家为胜光法师（Singqu Säli），北庭人，生活于10世纪左右，先后翻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观身心经》等众多经典，[59] 而且“辞句茂美”，[60] 为一时之盛。由是可见元大都文化圈在回鹘佛教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包括畏兀儿在内的色目人来自西域，怀念故土，常有“河西王翰”“高昌偰氏”“北庭贯氏”等标注故土的称呼。他们到中原后不断迁徙 ，萧启庆将色目人之祖居地称作原乡，初到中原的落脚地为旧贯，再次迁居地为本乡。[61] 尽管再三迁徙，许多人以旧贯为故乡，死后归葬旧贯，如1285年与亦黑迷失协力攻打占城的生死战友平章阿里海牙初到中原即定居在大都。后来，阿里海牙、贯只哥父子虽然宦游各地，但死后都归葬于大都。贯云石虽客死江浙，多年后依旧归葬大都。类似情形还有廉氏家族、孟速思家族、不忽木家族等，他们在大都皆有家族陵园。
三、亦黑迷失与大都的关系及其大都情结
亦黑迷失与元大都的关系特别值得强调。亦黑迷失出生于13世纪40或50年代，自幼生活在大都，笃信佛教，与寺院关系密切。[62] 从延祐三年（1316）勒立于泉州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知，他布施的寺院很多位于大都，如大万安寺、宝塔寺、大庆寿寺、承天佑国寺、大崇国寺、双泉寺、延寿寺、圆明寺、潭柘寺、智全寺、海云寺、下生寺、大圣安寺、竹林寺、承华普庆寺、大万安寺、香山永安寺、护国仁王寺、大万寿寺、西仰山寺、亦怜真觉寺、大报恩寺、千佛寺、崇福寺、大都姚法师寺、毛法师寺等，计有32所，“谨写西天银字经一藏进上，当今皇帝回赐大都普庆寺看读”。[63] 亦黑迷失将自己在各大寺院抄写的藏经呈献仁宗皇帝，由皇帝转给大都普庆寺。
亦黑迷失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受命出使僧伽剌国（斯里兰卡），至元二十四年（1287）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半岛南端），“取佛钵舍利”。亦黑迷失兼具朝廷官员、斡脱商人、佛教徒等多重身份，多次出使南亚、东南亚，是元朝和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每次出海归来都会返大都，将所得珍宝、药物、佛教圣物等尽献给皇帝，[64] 受到世祖及京师僧俗众人的隆重迎接。
与亦黑迷失相关的石刻材料集中见于福建，诸如泉州《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许静山墓碑、建阳县报恩寺雕刊《毗卢藏》题字及妻子盛柔善墓等，但并不能由此推断亦黑迷失老死于泉州或福州，其归葬地有可能在大都。一百大寺名单包含了河北真定、邢州、西凉府、甘州、汝州、衢州、福州、杭州、河南、宁夏等地，这些寺院，他未必亲临，但不难看出与之有联系的寺院遍布中原、西北、东南等全国各地。
新近在泉州发现了亦黑迷失夫人盛柔善、祖父南宋诗人盛世忠及其弟弟盛师亮的墓碑三方，为亦黑迷失研究提供了新资料。[65] 借由墓志材料可知，至元二十八年（1291），亦黑迷失出任泉府司左丞，在泉州娶24岁女盛柔善（1268—1301）为妻。盛柔善死后归葬娘家墓地，与祖父、弟弟葬于一处，未归葬亦黑迷失家族墓地。
新近公刊的回鹘文石窟题记显示，来自西域地区的yïɣmïś（亦黑迷失？）在敦煌、吐鲁番地区都留有足迹。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有回鹘文题记曰：“ïduq bo vaxarqa mӓn yïɣmïś ydwq pw w’r t//m//y’kmys（向神圣的这个佛寺，我yïɣmïś）。”[66] yïɣmïś的名字还多次出现在敦煌石窟中，莫高窟237窟、榆林窟16窟都有yïɣmïś的题记：“mӓn yïɣmïś”（我yïɣmïś）。[67]但这里的yïɣmïś是否即上文所述足迹遍及南北的畏兀儿佛教徒亦黑迷失，尚有待确证。观回鹘文题记的年代，属于忽必烈时期，与亦黑迷失所属时代同，大概率可以推断二者当为同一个人。果若是，则可以说亦黑迷失连接了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北陆路丝绸之路。
亦黑迷失前半生主要生活在大都，前两次出海时间是至元九年（1272）、至元十二年（1275）。彼时南宋尚未入元，杭州尚在宋手，故其出发地不可能是杭州以南的泉州，以理度之，当为山东或苏北某港口。庶几可以认为，在13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亦黑迷失生活的重心是在大都。他在大都担任“斡脱”“兵部侍郎”之职，深受皇家青睐，1272—1293年五次领命出海，回归必至大都。在其心目中，大都为其旧贯，而泉州为其本乡，尽管在泉州娶妻成家，但归宿地仍为大都。可以推想，他在大都和泉州都有府邸，泉州盛柔善夫人死后未与亦黑迷失合葬，而是葬于娘家祖坟，间接表明亦黑迷失的葬地应在大都而非泉州。
四、回鹘佛教由大都向敦煌、吐鲁番的回流
从9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吐鲁番一直充任回鹘佛教文化的中心。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之位，引起西北诸王的不满，于是爆发了长达40年之久的叛乱。忠诚于中原王朝的高昌回鹘一直为叛军进攻的重点，1275年，亦都护城被叛军攻占，其后的亦都护要么居于哈密，要么居于武威永昌堡遥领高昌。彼时的大都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纳了众多来自高昌回鹘的文士和佛教高僧，逐渐发展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大中心。自汉魏之后由西域东传到中原的佛教，在元代出现了比此前更明显的回流现象，翻译、刻印于大都的回鹘文佛经又向西流传到敦煌、吐鲁番地区。文化的流动总是从中心流向次中心、再向偏远地方流动。自元初始，回鹘人大批东进，其中的文士与高僧多聚居于大都，在那里形成回鹘佛教文化和中心，回鹘文化在那里与各民族文献融合，进而形成更高层次的回鹘文化，然后再向西传播。这种文化传播的曲折路线，抑或可称作元代畏兀儿佛教文化流动的一大特点。
中原与敦煌、吐鲁番的佛教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宋使臣王延德到达高昌，目睹其地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68] 20世纪初，在高昌回鹘王国故都高昌故城出土的文献中即有《契丹藏》残片，庋藏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编号为Ch. 5555，内容系《增壹阿含经》卷三。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尾部余白部分有回鹘文题记，内容讲托里都统拜读了雕版的sang ir (a)ɣam（《增壹阿含》）。[69] 金刻大藏经也西传吐鲁番，有多件刊本残片留存，德国、日本、国内皆有收藏。[70]
大都和敦煌、吐鲁番之间交往频繁，大都刊刻的回鹘文佛教经典有不少都流播敦煌、吐鲁番地区。考古证实莫高窟北区是元代藏传密教活动的中心，北区有藏密石窟第465窟，被称作“秘密寺”，附近还有元代重修重绘的第462、463和464窟及B77礼佛窟等。这些石窟分布的区域应为元代蒙古豳王家族皇家石窟之所在。至正八年（1348），成吉思汗七世孙西宁王速来蛮父子人等在莫高窟镌刻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碑》，又于至正十一年（1351）施资重修莫高窟皇庆寺（位处莫高窟第61窟窟前）。[71] 藏传佛教在元代的沙州、瓜州非常盛行。
敦煌发现的安藏、必兰纳识里和智泉的作品被装订在一起，作为佛教诗歌总集流传于敦煌。现存大英博物馆，编号为Or. 8212-108，存诗948行，内容可分为佛赞片段、赞十种善行、赞弥勒、赞观世音、忏悔诗、祈愿诗等类型，[72] 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回鹘文诗集，抄写于元代，多处夹写汉字，皆是押首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73] 其中第二首为安藏的14段八行诗《十种善行赞》是《四十华严》的一部分，第五首是智泉所作赞美《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颂诗15段四行诗，第六首是安藏和必兰纳识里据汉文再创作的21段四行诗《普贤行愿赞》。[74]
智泉于大都所作《说心性经》之传入敦煌，很可能与来自大都的乳必多吉有关。据载，虎年（1362）正月，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Rolpa’irdorje，1340—1383）由大都出发赴西北巡礼，抵达敦煌、瓜州等地，对当地佛教寺院多有布施。活佛不远万里，由甘州绕行敦煌礼佛，盖与“三王”有关。三王者，即驻肃州之豳王、瓜州之肃王和沙州之西宁王也。[75] 乳必多吉活佛一行由大都将回鹘文《说心性经》携至敦煌非为不可能。
和大都的情形一样，杭州刊刻的西夏文佛经也通过官方渠道，流入河西。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至大德九年（1305），八思巴弟子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在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施与宁夏、永昌路寺院。[76]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莫高窟北区出土《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还存有“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施经戳记。[77] 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刻本残页尾附一长方形压捺印记，有汉文两行：“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78] 足见管主八曾将自己主持印制的西夏文大藏经施给沙州文殊舍利塔寺。
在吐鲁番也有来自大都的回鹘印刷品，即《孟速思家族供养图》。孟速思是忽必烈近臣，学植深厚，供养图中列出孟速思家族人物多达47人，旁边绘释迦说法图，制作年代大约在1260年左右，制作地为燕京。心念故乡，为向故乡亲友展示首都的雄姿，供养图在大都刻印后不久便被搬运到吐鲁番。[79] 另据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残卷TM 14（U 4759）记载，大都刊印的佛经不但赐给汉地诸王大臣，也同样颁赐给察合台汗国的畏兀儿上层。
不惟大都，元代的杭州和敦煌、吐鲁番也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刊刻于杭州的佛经、塑像等佛教用品也被带到敦煌、吐鲁番地区。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勒柯克（A. von Le Coq）率领，在柏孜克里克石窟掘获Ch.1064（T II M 1046）、Ch.1875（T II M 1047）、Ch. 1103（T II M 137）文书，三件纸文书中均写有“杭州”字样，“是杭州城里经营打造佛像金箔的行铺店家散发的商业广告”。[80] 1980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又出土80TBI:508文书，其中有杭州泰和楼大街某金箔店的包装纸，上有木刻墨色印记一方，显系记有某金箔店地址的行铺招贴。[81] 经陈国灿、冯培红、马娟等学者考证，其中的“信实徐铺”位处杭州官巷北、崔家巷口，“□□□家”则位于杭州泰和楼大街南，说明元朝初年杭州的商业广告即已散发到遥远的吐鲁番。[82] 元代的杭州和大都一样，皆为著名的佛经刊刻中心，《元史》记载了杭州印经业的昌盛，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十二月“壬寅，命江浙行省印佛经二十七藏”，翌年正月，“遣使赍金千五百两、银五百两，诣杭州书佛经”。[83] 杭州刊刻过汉文、西夏文、藏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的图籍。以杭州与大都相比较，可以看出，杭州仅是佛经刊印中心，不像大都，既是回鹘佛经的翻译中心，又是刻印中心。这一现象的形成，当与杭州未形成回鹘佛教文化圈，缺乏回鹘文士与高僧有关。
这里需要就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印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刊刻地到底是大都还是杭州的问题略作考证。
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于吐鲁番一带获得回鹘文印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现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残存三张半七面。[84] 文献页码用汉文标注，在第一、二大张所绘《如来说教图》下标“陈宁刊”三字。陈宁是活跃于元朝中叶的一位雕版技艺高超的刻工，参与很多佛经扉画和图录的雕造，如元刊《碛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等。
最早对《八阳经》进行研究者当推冯家昇先生，他认为此经最有可能的刊刻地是平江（苏州吴县）或是大都。[85] 然张新鹰以陈宁活动于杭州一带为由推定吐鲁番出土署名“陈宁刊”三个字的《八阳经》来自杭州。[86]
刻工陈宁参与的《碛砂藏》刻本大致完成于1231—1322年之间，时间跨越宋元，刊刻于平江路碛砂延圣寺。《碛砂藏》原版发愿文显示，大德十年（1306），平江路碛砂延圣寺比丘志颐捐资助寺刊刻藏经，至治二年（1322年）长州人钱氏妙慧捐资碛砂寺刊雕《大般涅槃经》六卷。质言之，直到元中叶，平江路碛砂寺仍在刊印《碛砂藏》。大德年间（1297—1307）管主八续刻《碛砂藏》，地点在杭州，陈宁虽参与了扉画的刊刻工作，但不能因此遽断吐鲁番回鹘文《八阳经》刻本来自杭州，首先，《碛砂藏》里并没有收录《八阳经》（ 今天影印本中的《八阳经》是后加的）；其二，刊刻于大都的官刻大藏经也有“陈宁刊”字样，如前文所述1982年于云南省图书馆发现的大都官刻《大藏经》，其中《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扉画右下角即赫然可见“陈宁刊”三字。[87] 质言之，陈宁既有可能为活动于江浙一带的刻工，也有可能为大都的刻工。在大都、杭州刊刻的大藏经中出现“陈宁刊”三字，有可能是其在二地间奔走的结果，元代交通便利，也有可能是同一经版在二地互用的结果。其状类于赵城金藏经版在山西和大都弘法寺的共用。[88] 陈宁刊刻扉画的经版由杭州运往大都或由大都运至杭州的可能性都是无法排除的，是以，仅凭“陈宁刊”字样而遽断吐鲁番本回鹘文《八阳经》刊刻地是杭州或大都，均显得证据不足。
元代交通发达，全国共有站赤一千四百多处，即使崎岖难行的西藏也有37所驿站，“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89] 诚如元末文人王礼所言：“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90] 官府文书能以每天400里的速度传递，马可波罗也可以日行250—300里，[91] 中原各地的驿站更是“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92]
1228年，蒙古帝国将领按竺迩受命镇守察合台的份地删丹州，开辟了从嘉峪关西至通察合台汗驻地的驿路，出河西走廊后，途次敦煌，西北行至哈密，越天山，至于阿力麻里和别失八里等地。[93] 另一条道路由从哈密西南行至于吐鲁番，再西行，经库车而至喀什噶尔。元朝在甘肃行省境内广设驿站，既有隶属于甘肃行省的驿站，如《经世大典·站赤》所记中兴、永昌、甘州等三路六处马站即是，同时又有隶属于蒙古豳王乌鲁斯的驿站。[94] 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为大都与河西、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使者、商贾、传教士、探险家来往如织，陈宁及其版画的西传，亦黑迷失在驿路上的东西穿梭，都是可以想见的。
五、结论
蒙元时期，回鹘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中心由原来的吐鲁番转移到大都。大都的各大寺院成为回鹘文佛经翻译的主要场所，迦鲁孥答思在白塔寺、本雅失里在普庆寺、智泉在大仁王护国寺翻译佛经。此外，安藏、必兰纳识里、阿邻铁木儿、乞台萨里、巙巙、括鲁迪·桑伽失里、弹压孙、舍兰兰等诸位畏兀儿文士与高僧也都活跃在大都，在那里翻译、刊印佛经。他们熟练掌握多种语言，或翻译佛经，或出任元朝的各级官员，或管理宗教事务，或担任朝廷的专职译史，像中原汉族文人一样，兼具诗人、翻译家、官员等多重身份，其中最显贵的家族，如廉氏家族、孟速思家族、贯氏家族等，都在大都高粱河畔有固定的宅第和家族茔区，他们互相交游，在元帝国首都形成了独特的回鹘佛教文化圈。元代回鹘佛教信徒虽主要集中于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地区，但著名的畏兀儿文士和高僧差不多全部出自大都，这是维吾尔族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畏兀儿佛教徒亦黑迷失出生于大都，多次出使南亚和东南亚，与佛教关系密切，有着浓重的大都情结。大都，连同东南沿海的杭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成为元代刊刻佛教经典的核心地区。著名的刻工陈宁即经常奔走于大都与杭州之间。回鹘人不仅在大都译经，而且大量刊印经典，通过蒙元时代发达的交通网，又向西流传到敦煌、吐鲁番一带，呈现出佛教的回流之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元代畏兀儿文学及其与汉文化的交流”（项目编号：21XZW023）。
【作者简介】胡蓉，河北邢台市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元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杨富学，河南邓州人，博士，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中外关系史、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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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拉毛卓玛、杨富学：《元代印本在莫高窟的发现及其重要性——兼论元代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2] [元]孛兰肹等著，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2页。
[3] P. Zieme, Zur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alten Uiguren, ,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XIX-2, 1975, S. 198-199；杨富学：《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1—102页。
[4] E.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Berlin, 1954, Nr. 3.
[5]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七《凉国慧敏公神道碑》（《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316页。
[6] [元]孛兰肹等著，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2页。
[7] 宿白：《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考古》1963年第1期，第37页。
[8]《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82页。
[9]《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1页。
[10] [元]姚燧：《牧庵集》卷一一《普庆寺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第507—508页。
[11]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外集·大元普庆寺碑铭奉敕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753页。
[12] 陈启仁辑《闽中金石略》卷一一（《石刻史料新编》1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3030页。
[13] G. Kara - P. Zieme, 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Berlin, 1976, S. 66.
[14] [元]孛兰肹等著，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7页。
[15] 侯海洋：《北京旧城弘法寺新考》，《北京文博文丛》2016年第2期，第31页。
[16] P. Zieme, Bekerkungen zur Datierung uigurischer Blockdrucke, Journal Asiatique 269, 1981, S. 386; P. Zieme, Donor and Colophon of an Uigur Blockprin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4, 1995/96, pp. 413.
[17] 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兼论一组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年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6—117页。
[18]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学院，1935年，第14—15页；宿白：《〈赵城金藏〉和〈弘法藏〉》，《现代佛学》1964年第2期，第13—22页；黄夏年:《辽金元明时代北京的弘法寺》，怡学主编《辽金佛教研究》，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34—46页。
[19] [清]张金吾：《金文最》卷一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82页。
[20] 童玮、方广锠、金志良：《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12期，第82—86页。
[21] [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4页。另，本书第78页言：“法藏寺在石佛寺西北金城坊内。”
[22] 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 S. 12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23] [元]孛兰肹等著，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2页。
[24]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368页。
[25] 杨富学、张田芳：《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79—86页。
[26] 谢光典：《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杨富学编《裕固族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254—262页。
[27]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83—187页。
[28] Abdurishid Yakup, 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A Fer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 S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Kyoto: Publication Committee, 2006, p. 24；阿不都热西提·雅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综合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卷，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60页。
[29]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1—169页。
[30] R. R. 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65, Nr. 19-20.
[31]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濟康義『ゥイグル語の觀無量壽經』京都，1985年，第138頁。
[32] 巙巙，其名又见于甘肃武威城北十五公里的石碑沟发现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之汉文部分，应为字迹模糊，学术界过去通常读作巎巎（读音náonáo）。然观回鹘文部分，与之对应的署名为kiki（或作khikhi）。[32]显然，kiki应为汉文部分所见“巙巙”之音译，绝非“巎巎”之音译也。对此，学术界有考订，可参见F. W. Cleaves, “K'uei-k'uei or Nao-N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No. 1, 1947, pp. 1-12; 北村高「元代トルコ系色目人·康里巙巙について」『龍谷史壇』第85號，1984年，第13—42頁。
[33] G. Hazai, Ein buddhistisches Gedicht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3, 1970, S. 1-21.
[34]《元史》卷三四《文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59、764页。
[35] 杨富学：《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40页。
[3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7页。
[37]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正藏》第49册，No. 2036，页727c。
[38] 杨富学：《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兰州学刊》2006年第1期，第55—59页。
[39] 胡蓉、杨富学：《元代畏兀儿双语作家考屑》，《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5—14页。
[40] [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289册，第473页。
[41] 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第188页。
[42]《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大正藏》第45册，No. 1904，页905a。
[43] [元]拔合思巴：《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习学略法》，《大正藏》第45册，No. 1905，页915a。
[44]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正藏》第49册，No. 2036，页705b。
[45] H. Franke, Chinesische Quellen über den uigurischen Stifer Dhanyasena, Memoriae Munusculum. Gedenkband für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baden, 1994, S. 55-64.
[46] L. Sander, Der Stifer Dhanyasena, ein ungewöhnlicher Blockdruck aus dem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 Memoriae Munusculum. Gedenkband für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baden, 1994, S. 105-121.
[47] 百濟康義「『栴檀瑞像中國渡來記』のウィグル譯とチベツト譯」，刊于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第71—84頁；Kōgi Kudara, Uigur and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Buddha Statue of Sandalwood in China, Desmond Durkin-Meist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2004, pp. 149-154; [日]百济康义著，杨富学、秦才郎加译《〈栴檀瑞像传入中国记〉的回鹘语与藏语译文》，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1—272页。
[48] 霍旭初：《“无遮大会”考略》，氏著《考证与辩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122—152页。
[49] B. Laufer,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 der Uiguren, T’oung Pao 7, 1907, S. 391-409.
[50] 松川節「モンゴル語譯『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に殘存するウィグル的要素」，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第87頁；[日]松川节著，杨富学、秦才郎加译《蒙古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残存的回鹘语因素》，杨富学编译《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
[51]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正藏》第49册，No. 2036，页734c-735a。
[52] 杨富学：《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1页。
[53] K. Röhrborn, Eine uigurische Totenmesse (=Berliner Turfantexte II), Berlin, 1971.
[54] 庄垣內正弘「ウイ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Or. 8212 (109)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56卷第1期，1974年，第45頁。
[55]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56] [元]黄溍：《道园学古录》卷二四《中大夫延平路宣相杏林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57] Igor de Rachewiltz, 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M.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90.
[58] [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1页。
[59] П. Циме, О Второй главе сутры «золотой блеск», Turcologica (Festschrift zum 70.Geburtstag von A. N. Kononov), Ленинград, 1976, стр. 341-347; 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第66—70页。
[60] 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号丙种一号），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年，第17页。
[61] 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第67页。
[62] 北村高「元代色目人「亦黑迷失」の仏教活動」『木村武夫教授古稀記念·僧傳の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81年，第253—274頁。
[63] 陈启仁辑《闽中金石略》卷一一（《石刻史料新编》1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3030页。
[64]《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99页。
[65] 陈丽华：《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与清源盛氏的婚姻——兼释元代泉州盛氏家族三方墓志》，《福建文博》2012年第3期，第49—54页；张雪松：《有客西来 东渐华风——中国古代欧亚大陆移民及其后代的精神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1—52页。
[66] 吐送江·依明:《吐峪沟石窟佛教遗址新发现回鹘文题记释读》，《敦煌研究》2020年第5期，第117页。
[67] 松井太、荒川慎太郎『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44、102页。
[68]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页。又见《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2页。应录自《挥麈录》。
[69] 松井太「契丹とウイグルの関係」『アジア遊学』第160号，2013年，第65页。
[70] 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兼论一组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年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109页。
[71]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08—116页。
[72]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73] 杨富学、叶凯歌：《敦煌回鹘语头韵诗及其格律特征》，《敦煌研究》2021年第2期，第32—40页。
[74]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6—307页；杨富学：《回鹘文化与回鹘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89—293页。
[75] 杨富学：《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五台山研究》2019年第1期，第43—44页。
[76] 段玉泉：《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初探》，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104页；孙伯君：《元刊〈河西藏〉考补》，《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56—63页；孙伯君：《元代〈河西藏〉编刊资料补正》，《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第55—80页。
[77] 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编《日本藏西夏文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4页。
[78]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38页。
[79] 北村高：《关于孟速思家族供养图》，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12页；党宝海：《十三世纪畏兀儿孟速思家族供养图考》，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9—152页。
[80] 冯培红、马娟：《从杭州到吐鲁番：元代商业广告的南北流传》，《杭州文史》第4辑，2015年，第6页。
[81] 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文物》1985年第8期，第56页；吐鲁番博物馆编《吐鲁番博物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图238。
[82]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第41—44页；冯培红、马娟：《从杭州到吐鲁番：元代商业广告的南北流传》，《杭州文史》第4辑，2015年，第6—17页。
[83]《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46、750页。
[84]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112—113页。
[85] 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第189页。
[86] 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8—130页。
[87] 童玮、方广锠、金志良：《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12期，第82—86页；童玮、方广锠、金志良：《元代官刻大藏经考证》，《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47—59页。
[88]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学院，1935年，第14页。
[89]《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站赤》，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583页。
[90] [元]王礼：《麟原文集》卷六《义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416页。
[91] 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宋元卷》，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4页。
[92]《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页。
[93] 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89—94页。
[94]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33—34页。
目 录
寿/黄征（1）
松鹤遐龄/孙儒僩（2）
浙江敦煌学界庆祝施萍婷先生虚龄九十留真/（2）
贺世哲、施萍婷先生伉俪剪影/（5）
恭贺施萍婷老师寿开九秩/柴剑虹（36）
上编
情系宝窟学高而宗师，献身敦煌身正为典范——庆祝施萍婷先生九十华诞/马德（3）
施萍婷老师二三事/郝春文（7）
我所认识的施老师/李玉珉（13）
敦煌酒事研究第一人/高启安（16）
习学敦煌望莫高——记施萍婷先生的学恩/荣新江（20）
可敬的前辈，可师的学者——记我与施萍婷老师的交往/张先堂（25）
打不走的“敦煌人”——我所了解的施萍婷先生/刘进宝（31）
开在十八梯的花/王惠民（38）
目录学家的缜密，文物学家的慧眼——说施萍婷老师的治学/伏俊琏（42）
千里缘——忆我跟施萍婷先生学图像学/梁晓鹏（46）
在施老师身边学习工作的日子/邰惠莉（49）
施老师带我走进敦煌学大门/陈明（56）
我与施老师除了敦煌以外的缘分/许绢惠（61）
一念敦煌，如家——施萍婷老师印象/何鸿（63）
施萍婷先生敦煌文献研究学记/何鸿（66）
春风化雨泽——难忘施萍婷老师对我的帮助/张小刚（70）
为人师表，治学楷模——庆贺施萍婷老师九十大寿/孔令梅（75）
读其书，想其人——施萍婷先生印象记/蔡渊迪（78）
施老师对我的指导/吕德廷（75）
松龄鹤寿，师者仁心——记我与施老师二三事/石建刚（85）
与施老师在莫高窟的生活/朱艳桐（90）
银杏公主/冯培红（94）
秋风无声至 师恩永忆长/屈直敏（107）
亦师亦母益一生/公维章（111）
师生情缘二十年/王晶波（119）
我和施老师/陆离（126）
恩师九十华诞杂忆/陈菊霞（128）
学海导航，人海引路——师从施萍婷先生学习二三事/郝二旭（137）
感恩与祝福/宁宇（140）
情系宝窟，师表垂范/樊丽沙（142）
春泥滋养，润物无声——记师从施萍婷先生学习点滴/孙晓峰（145）
我在施萍婷老师家的日子/赖文英（148）
我的博士导师施萍婷先生/王百岁（150）
下编
敦煌僧赞文学写本与壁画的互释——以P.2775写本原生态为例/郑阿财（159）
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碎片整理刊布记/王海云、梁旭澍（172）
敦煌草书写本整理研究之检讨/马德、马高强（182）
从《敦煌类书》到《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述评/王三庆（196）
《俄藏敦煌文献叙录》勘误/邰惠莉（209）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资料/李茹（213）
近年来新认定的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卷叙录/张新朋（221）
从gnam gi sras、'a zha rje二词看《吐谷浑大事纪年》的底本问题/黄维忠（239）
《楚辞音》引书考/许建平（248）
敦煌《韩擒略虎话本》的小说史意义论/王志鹏（273）
敦煌帛尸梨蜜多罗译本《药师经》缀合研究/罗慕君、雷霄（281）
佚本《维摩诘经注》/袁德领（312）
《新唐书》所记沙州“下都督府”考/黄京（334）
法照的“五会念佛”与“禅净双修”/刘屹（355）
翻译与民族交流：敦煌、吐鲁番与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翻译文献/敖特根（367）
数目字和容量单位用大写字例释——以吐鲁番、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张涌泉（380）
元大都回鹘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及其与敦煌吐鲁番之关联/胡蓉、杨富学（395）
北凉高昌郡僚属补考——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朱艳桐（411）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于阗军镇体系/荣新江（421）
敦煌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图像与仪式发展略探/赖文英（453）
敦煌莫高窟北朝模制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孙晓峰（469）
略论敦煌唐代净土变的构成/赵声良（495）
敦煌莫高窟的礼拜空间与正面佛龛的图像构成——以唐五代时期的覆斗顶形窟为中心/滨田瑞美 著；马歌阳 译（506）
敦煌莫高窟北大像及其窟前楼阁营建史/陈菊霞、马丹阳（528）
敦煌莫高窟第251窟藏文题记/勘措吉（552）
莫高窟第257窟的图像构成与设计思想/于向东（558）
具有洞窟空间含义的图像——莫高窟第400窟西夏藻井凤首龙身图案探微/沙武田（574）
莫高窟第464窟“元代公主说”辨析——莫高窟第464窟研究之二/王慧慧（617）
敦煌石窟游人题记反映的佛教信仰——以清代以来游人题记为中心/杨秀清（626）
瓜州榆林窟第29窟营建年代新探/公维章（658）
小桃儿沟第5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释读/吕德廷（665）
陇南观音文化研究/王百岁（682）
北宋延州安定堡汉蕃军民的护国万菩萨堂——陕西北宋钟山第10窟主题思想探析/石建刚（691）
漫谈古代艺术品中左手弹琵琶乐器图像——以敦煌壁画琵琶乐器为中心/陈怡璇、杨森（705）
神异僧相关问题研究——兼谈研究简史/田林启 著；王辉锴 译（717）
伯希和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研究/王冀青（736）
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吴县曹氏旧藏《晋佛堪图卷》考述/蔡渊迪（749）
敦煌遗书元数据新标准/韩春平、邰惠莉、许端清（761）
从埃及、印度到中国：“牛犊子”故事的丝路渊源及其流变/王晶波（777）
关于巴儿思汗的几个问题/葛启航（789）
古代新疆“发钗”略述/高彦（806）
隋玉门关的移徙与西域范围的变动/冯培红（814）
阿尔泰地区发现的蒙古帝国时期的佛像及其意义——基于2016年实地调查报告/中田裕子、村冈伦（824）
古代日本的五台山信仰调查/赵晓星（844）
皇甫谧《高士传》辑本考述/屈直敏、陈树（873）
《大唐内典录》校读札迻/富世平（887）
《善权寺古今文录》流传小考/游自勇（899）
附录
施萍婷先生论著目录/（904）
施萍婷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名录/（908）
编后记/冯培红（909）
编按：本文原刊《面壁穷经一甲子——施萍婷先生敦煌研究六十年纪念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第395—410页，目录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古史，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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