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红霞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全面侵华所带来的亡国危机激发出强烈而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西南民族研究的目的、理论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民族主义视域下的西南民族研究肩负起了赓续中华民族生存、重塑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内涵、反击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图谋等重任。在民族主义思潮激荡之下，理论上出现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宗族论”等争议，但在西南民族研究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和尊重国内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新进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学者群趋西南民族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文化内涵；对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交往融合历程的研究，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深化；对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融汇，使得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成效卓著，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在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优势地位和文化殖民意图，而且使得这一区域研究的话语权逐渐为国人所拥有。关键词：民族主义；全面抗战时期；西南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711
作者简介：
贾红霞，女，四川达州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E-mail: 1105512664@qq.com。
余英时曾指出，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凡是能掀动一时人心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运动，分析到最后，殆无不由民族主义的力量或明或暗地在主持着”(注：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份子》，李国祁等著，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湾时报文艺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58页。)，一语道破了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突出地位。而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尚未有公认的解释，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在共同地域性、文化相似性和外部威胁基础上产生的，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信条和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的情感，表现为旨在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统一、捍卫民族权力和扩张本民族利益的各种活动”(注：李科编著《国际关系学概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在中国，民族观念及其催生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传统夷夏观念和西方民族学说而形成的产物。民族主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难，民族主义思潮也达到了高峰。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其时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科学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而西南民族研究作为全面抗战时期的学术热点，更明显地渗透着民族主义的因子。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边政学、国族建构等话题上(注：集中涉及的主要有：朱映占《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第35-43页；李沛容《抗战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21-29页；王传《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8-177页；汪洪亮《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探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第87-94页；等等。)。本文从民族主义如何催发西南民族研究热潮切入，结合具体成果探讨民族主义与西南民族研究的内在联系，以揭示全面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域下西南民族研究兴起的内驱力、理论上的矛盾调适以及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学者生存境遇艰难，研究条件恶劣，造成一般学术开展的滞后和消沉，但边疆研究尤其是西南边疆研究恰恰相反，呈现出“空前的热烈与紧张”，甚至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注：马长寿《中国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央周刊》1947年第9卷第11期，第4页。)。而在西南边疆研究中，西南民族又是重中之重。传统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主要为沿革地理考订，而自20世纪20年代民族学科正式从西方引进之后，史学界开始较多关注身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全面抗战时期，出于团结西部边疆各族民众力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抗击日本侵略的现实诉求，西南民族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不得不说是民族主义影响学术的一大表征。具体来说，全面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推动西南民族研究热潮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赓续中华民族生存这一最高目的，决定了西南民族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边疆政策上重西北轻西南，“即只认蒙藏新疆为边疆而视西南各苗夷区域为内域”(注：江应樑《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第1页。)。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类政府机关、文化机构、学人民众纷纷内迁至西南，川康藏滇成为中央屏障，“自来居于边鄙之地，不为人所重视的西南诸省，现在成为了我们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决定点”(注：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版，第5-6页。)。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广大区域与复杂的宗族，实在不能不有特殊的治理方策和开发方案，实在应当和蒙古、新疆作等量齐观”(注：江应樑《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第1页。)，于是将西南苗夷区域纳入边疆治理范围。西南矿藏丰富，森林、垦殖区域广大，开公路利交通，征壮丁充兵源，这些都有赖于西南各民族的支持。然而，西南民族动辄被视为野蛮落后，这不仅与中国境内一切民族平等观念相悖，而且有碍于西南资源的开发、抗战建国的完成。想要消除这些偏见，就要对西南民族进行彻底的研究，弄清楚他们的文化阶段及组织形态，将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贡献给政府，以作开化边民之先声(注：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第290-292页。)。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版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南地区的分裂活动也警醒学人加紧西南民族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暹罗与日本亲善。在日本的怂恿下，1938年，暹罗少壮派军官兼国务总理銮批汶·颂堪高唱“大泰族主义”，历史学者銮·威集·瓦他干发表公开演讲，称泰族在中国西南等地人口是暹罗全国人口的2倍多，这些暹罗境外之泰人“但闻暹罗有泰人则喜”，对中国西南领土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注：王传《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9页。)。日本还优待四川理番所属安曲查利寺的大利活佛，利用他在四川各地大肆宣传，诋毁中央政府，为日本侵华张目(注：四川省政府民政厅主编《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成都西南印书局1940年版，第43-44页。)。日寇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种种民族分裂行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应对。在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时代背景下，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成为学人竞相开展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动力。1942年3月，顾颉刚在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会刊上呼吁学人们要因地制宜展开研究，“成都往西面和北面去有藏民和羌民，往南西去有罗罗(注：罗罗，亦作“儸儸”，即彝族。)民，往东南面去有苗民，真是最好的边疆工作的中心。希望同志们不要错过这个时期，不要放过这块地方，大家来尽量发挥它的功能。……边疆问题的提出，为的是抵抗帝国主义！边疆建设的推进，为的是复兴中华民族！”(注：顾颉刚《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宝树园文存》卷4，《顾颉刚全集》第36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9-330页。)第二，西南民族研究在重塑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内涵方面具有突出价值。民族认同意识的铸牢，需要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黏合剂，抗战时期中华文化的重建成为知识界关怀的核心问题。西南民族研究对于重建中华文化的意义主要有两层。首先，西南地区由于交通阻碍与民族繁杂聚居，被称为“中国原始民族的博物院”(注：秋生《抗建中的西南民族》，《现代中国》1939年第1卷第11期，第13页。)，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原始文化遗存，对于研究在汉族或其他民族中业已消失的遗风遗俗有重要价值。陈序经就曾指出，“西南的原有的民族的文化，是原始文化的展览会”，“西南的汉族的文化，也呈了繁杂的现象”，“而且在西南各省的文化里，我们可以找出不少较古的固有文化的留痕”，如方言、家族观念等(注：陈序经《研究西南文化的需要》，《新动向》1938年第1卷第2期，第40页。)。岑家梧也表示，“西南种族，因为僻处一隅，他们的文化还保持着原始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原始阶段的文化，还可以再见于今日西南种族之中”(注：岑家梧《西南边疆种族艺术研究之意义》，《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3期，第3页。)。他撰写的《从几种遗俗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一文，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和民族田野考察，论证中国边疆各族现存的诸多风俗遗留都曾在中国古代社会实行过，如四川凉山的儸儸男女婚嫁，必先征求姑舅意见，就是古代交错表婚制的遗留；儸儸家中兄死，弟娶寡嫂的转房习俗，正是古代夫兄弟婚制的遗留，可推测殷代实行叔嫂婚之可能；贵州青苗、四川凉山儸儸保留佯战婚俗，这是初民社会抢婚制的痕迹；贵州郎慈苗、云南摆夷的产翁习俗，是中国古代母权社会的遗留(注：岑家梧《从几种遗俗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2期，第16-21页。)。史语所马学良在研究儸族时也发现，“在边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中，随时可以发见与我们汉籍所记的古代礼制，互相印证”，如汉籍中所记“椎牲”习俗、古代宾主相见赋诗以见意习俗，“现在”西南儸民仍有椎牛祭山、遇婚丧宴饮宾主犹酬答诗歌等习俗(注：马学良《儸民的祭礼研究》，《学原》1948年第2卷第2期，第31-33页。)。
陈序经《研究西南文化的需要》，《新动向》1938年第1卷第2期，第40页其次，以儒家为核心的典范文化因其光彩耀目的成就以及身处权利阶序的中心位置，造就了一种中心主义的心态，对于边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采取轻视的态度，这也导致身处边区的民族及其文化长期鲜有人问津，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但是，中华民族乃由各民族熔铸而成，其指向的历史文化内核，显然不能只有汉族代表的中原文化，亟需抟入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以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同。西南民族研究有助于厘清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占比及演化过程。史语所的李济在制定西南考古计划时就说：“过去华北考古结果证明，中国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为欲了解全国文化之渊源起见，西南考古自应积极进行。”(注：刘鼎铭选辑《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李济执笔）》，《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第30页。)岑家梧也对西南民族研究提出了诸多期望，如测量各族体质、调查各族文化区、深入研究各族历史等，进而指出各族体质之测量，“不特可据之以决定各族的系统分类，同时更可阐明各族过去在体质上互相混血而构成今日中华民族的事实”；各族文化区的调查研究，可以认识各族文化的特质及其互相传播、同化的现象，“说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研究西南各族的历史，可以“历史的事实，说明全民族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他还举例说，“近日考古学上发现中国北部的旧石器文化，很多带有南方文化的特征，殷周的铜器玉器，其材料似亦出自西南各地”(注：岑家梧《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青年中国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第238-239页。)，这些都充分说明自远古时代起西南各族和中原汉族已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西南民族研究能够为了解中原文化提供来自边地的信息，既可以借此了解民族文化之多元形成历史，又可作为将来民族文化重建之基底。第三，西南民族研究在反击文化殖民、争夺学术话语权方面具有可行性和重要意义。由于西南地区邻接英法殖民地，所以最早对西南地区进行近代科学方法研究的要数西方传教士、学者、商人等。他们凭借便利的身份和充足的经费，到西南人迹罕至的地区进行考察并留下文字记录，如英国人荣赫鹏的《西藏志》(又译《英国侵略西藏史》)，英国官员贝尔的《西藏人民的生活》、《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日本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从人类学上所看到的中国西南地区》，以及美国人葛维汉对羌族、苗族、藏族的调查，美国人洛克对云南丽江、四川木里纳西族的研究等，他们的研究有着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的特殊背景，但客观上为西南民族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方法(注：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53页。)。中国国内的西南民族研究在其影响下展开。如丁文江的《爨文丛刻》（1936），是国内首次翻译印行的彝文古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人深入西南区域调查，徐益棠进入广西象平瑶族聚居区，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藤峡瑶山考察，都形成了民族志文本报告和研究成果；因职务在身而有机会前往西南地区的中国官员或当地学人，也留下了西南地区民族风俗历史的记录(注：参见：王振刚《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100、156-165页。)。这些都是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然而，和国外学者相比，国内的考察无论在规模还是时间、方法上都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普遍深入的探究。抗战西迁后，夺回西南研究话语权成为国内学界关切的问题。1940年，华西大学闻宥的讲座就在回顾西方学者对中国西南语言的研究后指出：我们明知道这是我们国境以内的学术材料，而提起参考书籍来，却找不出一本中国人用中国文写的作品，这是何等可耻的事情。我们看罢，假如我们要研究罗罗语，人家告诉我们的总是法国教士邓明德（P.Vial）和李爱德（Lietard）的两部字典，我们要研究苗语，人家告诉我们的总是法国教士沙位那（Savina）和爱斯基罗（Esquirol）的两部辞书。此外山头语的是汉孙（Hanson）所作，掸语的是科兴（Cushing）所编。连西藏和我们历史如此之久，而第一部有条理的藏语文法，还是距今一百年前欧洲人绰玛（Csoma de Koros）在旅藏多年之后替我们写出来的。
……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收回这学术上久已失陷的领土。我们无论从实际应用上看，或是从纯粹学术上看，这方面的工作，都是我们不容辞让的责任。实际应用上的重要，上面已说了一些，此地不必再说。纯粹学术方面，说来也很简单，因为西南诸语，都是通常所谓“单音语言”，也就是和我们的口语有着相同的组织的语言，所以由我们来了解他，较之说屈折语的西欧人，应该事半而功倍，有许多细微的事象，用欧语解释不清楚的，一用国语解释，也便有“涣然冰释”之乐。所以这一门学问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注：闻宥《论研究西南语言》，《读书通讯》1940年第5期，第68页。)闻宥所言，无疑道出了当时学者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心声。从研究条件来看，中国学者在研究西南历史、民族、语言方面拥有西方学者欠缺的文化语境与史料解读能力。正如凌纯声指出的：“西洋人开始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已有四五十年之久，然至今尚没有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推原其故，他们是多数不谙中文，未能顾到中国历史的记载。”(注：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期，第57页。)而从研究目的来看，西方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往往带有殖民主义的意图，有损于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冯家昇所指出的“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注：冯家昇《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6期，第6页。)，就是鲜活的例子。因中国大片国土沦陷而迁移进入西南的学人，因地制宜地进行有计划的系统性的西南民族研究，不仅能够在学术上夺回阵地，更能借此反击域外学人的文化殖民主义图谋，这也是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晚清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建构始终是在内忧外患、外族入侵之下进行的，加之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族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建构一个以同化少数民族为主旨的单一民族国家认同意识(注：近代民族主义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根本目的，民族国家又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以“一民族一国家”为原则，它能够“把具有共同的思想和意向的居民吸收和集中到一个强大的统一体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页），如欧洲的法国、德国，亚洲的日本，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就深受日本影响。)，以此调动国内民族的整体积极性以抵御外侮。不管是清末立宪派梁启超等人主张建构的以汉族为中心融合国内其他民族的“大中华民族主义”，还是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倡导的以汉族，即中华民族的“小中华民族主义”，都是这种思想倾向的体现(注：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93-98页。)。民国建立后，“五族共和”深入人心，在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谋求中华民族一体化成为时代主流，孙中山也从革命时期的“小中华民族主义”转向民初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但是，在“一民族一国家”民族建构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国政府仍然致力于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以对应中华民国的单一民族国家形态，即虽然承认各民族平等，但仍然采取以汉族强制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为一个融合的中华民族的方式(注：民国政府的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奉行的基本都是这一思想（参见：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 “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页）。这一思想在政策上具体体现为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以逐渐统一边疆地区语文等（参见：马玉华《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第101页）。)。而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相伴随而来的是民族自决理论，这种“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决定自己的政府”(注：Alfred Cobban,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rev. ed. (London: Collins Fontana Library, 1969), 39.)的理论传入中国后所激起的边疆民族自治浪潮与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形成某种悖离，如何处理境内少数民族身份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晚清民初政府推行的汉化、同化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少数民族利益被忽视，而国内多民族的实际存在和民族自决理论却为帝国主义分裂蚕食中国边疆领土提供了口实。到抗战时期，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进行西南民族研究时，这一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并凸显出来。1939年，当暹罗在日本扶持下，鼓吹建立泛泰系民族国家时，傅斯年就敏锐地感觉到西南边疆民族危机。2月1日，傅斯年致信顾颉刚，不仅分析了目前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滇、桂是掸族故居，而鼓励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其境内之土司，致使中国西南边疆岌岌可危，而且指出了西南是中国抗战建国的根据地，此时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要注意边疆和民族这两个名词的使用，他还建议“凡非专门刊物，无普及性者，务以讨论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等为限，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当前的工作应该在于“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汉族历史为证”(注：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21-722页。)。此信引起顾颉刚“极大的共鸣和同情”，第二天顾颉刚就抱病写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认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继而辨析了民族与种族的译名和定义，认为nation即民族，“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而clan即种族，“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中国只存在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鉴于中华民族在秦汉时已经形成，历经“五胡乱华”、宋辽金元以及清朝之际逐渐扩张融合，已无单纯的血统可言，因此他呼吁：“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注：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第4版。)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第4版
在抗战急迫的形势下，官学两界大多数人都赞同顾颉刚的主张，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比如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就指出，顾颉刚将民族学基本概念“民族”与“国家”、“种族”与“民族”混淆，其所主张的“民族”其实是“国家”的政治概念，因此他认为“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即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民族的存在(注：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日第19期，第4版。)。针对这样的质疑，顾颉刚作了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作为回应，重申了在抗战背景下妄议民族会招致民族自决的误导。虽然傅斯年从始至终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讨论此事，但他一直关注着此事的走向。1939年7月7日，傅斯年致信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杭立武，要求将吴文藻他调。吴文藻是费孝通的老师，受中英庚款委派在云南大学教书，并组织云南民族学会。傅斯年认为，费孝通此次撰文与吴文藻脱不了干系，且云南民族学会对倮儸、僰夷的识别有“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之恶果(注：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767-768页。)。此文在当时掀起广泛讨论，一些学者如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赞同顾颉刚的观点；而另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和代表，如苗族人鲁格夫尔、维吾尔族人翦伯赞等，则认为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要团结一致对外，但不能否认中国境内存在少数民族的事实，否则会导致大汉族主义盛行(注：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22-29页。)。正如傅斯年所预料的那样，1939年6月24日，暹罗改名泰国，有了明确的现实指向，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得到更多人拥护。鉴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需要，吴文藻和费孝通未再继续就此问题展开辩论。至此，学界关于民族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反映了经世致用精神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否认中华民族各分支的“民族”身份后，如何称呼它们又成为一个难题。受“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影响，岑家梧在撰写《西南种族论》时，就刻意地避开“民族”这一称呼而称其为“种族”；但杨成志认为种族必须从人类体质学的特征出发，似可称为“西南苗夷”或“西南土著或土族”，岑家梧却觉得更不妥当；后来岑家梧将撰写的《西南种族艺术研究》一文投给《文史杂志》，顾颉刚又建议他改成“西南部族”，面对民族、种族、边民、边胞、土著、土族等名词繁多的局面，岑家梧陷入了困惑迷茫的境地(注：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4期，第6-7页。)。为了解决争讼不决的民族称谓问题，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以“宗族”代替“民族”一词，因为“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注：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2页。)。蒋介石希望在解决民族自决危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于是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外，彻底否认其下还有民族，并选用传统儒家血缘纽带的“宗族”区分并发挥其连接各族的效用。相比“民族”重点在语言、文化、体质等方面的差异，“宗族”更传递出小异而大同的同源内涵。当蒋介石的“宗族论”一出，无所适从的岑家梧就欣然采纳。他说：“我们认为比较上述的任何一种名词都要适当……宗族就是表示彼此间有着宗本的关系，中华民族内不同始而同终的各族，既是同终，固可说其为同一宗本；至于同始而不同终的各族，更应时时刻刻的以宗族之义警惕他们，使其不忘所本。”(注：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4期，第7-8页。)岑家梧还将这一概念运用到研究中，撰写了《西南宗族及其文化》、《贵州宗族研究述略》。其他一些学者也以“宗族”为名进行研究，如郑鹤声《清代对于西南宗族之抚绥》、杨汉先《西南几种宗族的婚姻范围》、陈志良《西南诸宗族中的木契之研究》等。关于“宗族论”，政学两界批判的声音也不少，其中最为猛烈的是来自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陈伯达重申了中国向来是多民族的国家的看法，认为蒋介石以血统论民族，是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思想，其否定境内各民族，就是否认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注：陈伯达等《评〈中国之命运〉》，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版，第3、8页。)。陈伯达的批判带有意识形态斗争策略，但无疑击中了该理论的要害，即它在客观上会造成忽视少数民族利益的后果。至此，在民族主义情绪激荡之下，政学两界出于不同现实诉求和学术背景，产生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宗族论”等争论。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主要是因为“民族”（nation）作为舶来品，其内涵非常复杂。在西方世界中，“民族”一词本来就含有族裔历史文化和公民国家政治性两种解释，通常被划分为“公民的”民族主义和“族群的”民族主义两类(注：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当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后，在历史传统、权力分配、民族危机等因素作用下，对它的阐释自然也就异常纠葛，而且往往偏执一端。其实，提倡中华民族概念，并非只能从族群文化角度解释夷汉一家，也应关注到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实际上涵盖了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内涵，承认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和各民族融合的事实，并不需要否认其下各民族族裔文化的区别。否则，反而会造成民族同化思想盛行，进而激化民族矛盾。西方出现的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现象和少数民族自决理论，都与中国自古以来存在多民族并出现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以及重文化而轻种族的传统出入很大。国内学者执着于用西方“民族”、“种族”、“宗族”概念争论少数民族身份是否成立，表面上是基于中国立场的爱国发声，其实已不自觉地落入了西方某些民族理论范式的窠臼。但也应该注意到，虽然民族主义在西南民族研究中激发出了诸多矛盾，如顾颉刚等人强调中华民族一体，而费孝通等人重视中华民族多元，但在以民族主义凝聚民族国家意识的现实需求面前，在各种观念交锋之下，一种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和政治认同的大民族共同体观念逐渐成为趋势。它重视融合并承认国内多民族共存，注重抉发各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与现状，进而促使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巩固，以及建立在各民族平等之上的民族一体化思想的流行。而这一趋势的形成与当时的西南民族研究密切相关。在长时间的田野考察中，学者们不可能忽视这些民族在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于是在中华民族整体性观念深入人心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国族多元认知的新进路。1940年，马长寿发表《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一文，考述了四川古代蜀、巴、嘉戎、僰夷、么些等民族的历史和归类。在文中，他谈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混淆了“国族”与“民族”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民族乃原其始，国族乃重其成”，“民族以人种、语言、文化为素质。由历史之演进，种渐同婚，书渐同文，车渐同轨，诸民族渐可形成一异域同体之国族”，但是国族之基调又不止此，“国族团结，首在政治之统一，经济之连锁，文化之互倚，与夫传统心理之同情一致”，“故国族与民族不必强同，民族异原，亦无害于国族之合流总汇，一体团结”，言下之意就是认为顾颉刚等人不需要否认民族的客观存在，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趋同角度构建国族集体认同感(注：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青年中国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第246页。)。卫惠林在抗战时期进入成都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创办《边疆研究通讯》，着重研究川康地区边疆民族。在此实践基础上，卫惠林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一元论”以及努力考证各民族都是汉族裔派的史据，都是还未摆脱“华夏蛮夷”的传统偏见(注：卫惠林《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边疆研究通讯》1942年第1卷第1期，第2页。)。他还详细辨析了“民族”、“种族”和“国族”的区别，指出“民族是由语言文化的特质所构成的群体，种族是由血统体型所构成的群体，国族则是由政治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西南等民族与汉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政教制度，这些事实已经“构成了中国边疆问题之真实性，无论国内民族是否改称宗族，或从历史考证上是否可以证明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皆不足以变动问题之真实性”；他还强调统一同化的民族政策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有赖于长期的文化努力，而不能单靠以政治主张为基础的历史观念之宣传”；他同马长寿一样，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类似的同化统一思想，正是混淆了这几个概念，因为国族可能化成民族，民族也会逐渐融合于国族(注：卫惠林《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改策》，《边政公论》1945年第4卷第1期，第2-3页。)。这样，卫惠林就道出了中华国族融合多民族的依存事实。尽管芮逸夫由于史语所官方学术机构的身份所限，在发表《西南边民与缅甸民族》、《西南民族的语言》、《中华国族解》等文章时，都尽量避免“民族”而使用“种族”或“族类”、“宗支”称谓，但他并没有否认各民族的身份。他强调，国族和民族是相同的，在西文中，本同作一词，而且他还提出了“中华国族”这一涵盖政治与法律意义的“中华国家”和社会与文化意义的“中华民族”联成的复合词，并从地域、人种、语言、文化四个层面阐释中华国族的内涵，表示“中华国族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多元的”，并且“早已混合同化而归于一”(注：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第1卷第2期，第134-137页。)。在其后的《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中，他还综合了生活、语言和宗教三种因素，将中华国族由原分为六个支派二十七组再增补为三十组，重申“我们的国族是经过几千年，融合古今来各种不同的族类及其思想、感情和意志，混凝同化而归于一的”(注：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已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年第5期，第29、32-38页。)，对民族理论和民族分类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西南民族研究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整体性建构和各民族具体文化内涵探讨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因暹罗的改名风波而导致的西南边疆危机，促使“中华民族是一个”命题的提出；而大量学者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又在客观上丰富了国人对西南民族的多元性认知；他们在矛盾与对立中进行的学术对话，则又形成了国族认同的新进路。他们依赖丰富的史志文献和田野调查，既承认国内多民族存在的事实，又致力于构建统一的国族认同，从而促使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和多元并立思想的逐渐成熟，进而突破了单一民族国家认同的局限。不过，马长寿、芮逸夫、卫惠林等学人都选用了国族代替中华民族，以避免大民族套小民族带来的误解。但是，民族本身就含有国家的政治涵义，因此费孝通后来还是选用了更具历史纵深感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概念(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68页。)。可以说，全面抗战时期学界对西南民族研究中的理论探索为费孝通在新中国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已经开始，但正如黄文山指出的那样，“限于种种条件，多属走马看花，未能作深入之考察”，直至抗战期间，国内学者由沿海内迁西南，与各族接触之机会日多，西南民族文化之调查研究“始较往昔为深切”(注：黄文山《岑著〈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序》，《社会学讯》1947年第5期，第9版。)。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既需理论，亦需材料。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二者是分离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拥有先进理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内迁进入西南，使得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研究理论与研究材料得以结合，带来了西南民族研究的大繁荣。此外，民族危机的深重，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也将西南边疆研究推到了学术舞台的中心位置。虽然研究中仍存在着简单的大汉族主义和政治宣传的倾向，但如此阵容强大的跨学科研究团体也推动了西南民族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一，对西南众多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内涵。西南边疆地形复杂，高山林立，河谷纵深，少数民族大多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与外界沟通较少，种类繁复驳杂，源流支系不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同神秘莫测的异域之境。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热潮，使得许多隐秘的西南少数民族得到丰富深入的田野调查。如自1937年春起，马长寿两次进入四川大小凉山，前后将近七个月，完成《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收集彝族经典文献，对彝族的历史、宗族、文化、体质进行详尽的介绍(注：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整理前言》，李绍明、周伟洲整理，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8页。)。他还到嘉戎地区的大小金川与贵族平民相处半载，获得口述传闻及珍稀文献，结合汉藏史志而撰成《嘉戎民族社会史》，探究了嘉戎名称及沿革、嘉戎土司世系及起源神话、嘉戎民族近代社会以及诸部落联系情形，首次系统总结了嘉戎族的历史和现状(注：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61-78页。)。在调查嘉戎民族时，马长寿对其信仰的钵教（也即“苯教”）产生浓厚兴趣，撰写《钵教源流》，细致地介绍钵教的原始教派、教义、仪式的发展演变，解开了在佛教传入前流行于藏地古老原始宗教的神秘面纱(注：马长寿《钵教源流》，《民族学研究集刊》1943年第3期，第69-83页。)。在他之前，我国从未有学者对该教进行系统研究。1941年，闻宥到汶川理番考察羌族，撰写了《川北羌语之初步分类》、《汶川萝蔔寨羌语音系》、《汶川瓦寺组羌语音系》、《理番后二枯羌语音系》、《论黑水羌语中之Final Plosives》等。在此之前，羌语在汉藏语系中从未被记录，国外尚无人对其展开研究，闻宥的工作实乃拓荒事业。通过研究，闻宥发现，羌语应与喜马拉耶语较近；与嘉戎语相比，它一面保存了若干奇古的特征，一面却又颓坏得相当厉害，不像嘉戎语的整齐而严密，方言间的区别也十分剧烈(注：分别参见：闻宥《川北羌语之初步分类》，《读书通讯》1943年第79、80期合刊，第8页；闻宥《西南边民语言的分类》，《学思》1942年第2卷第1期，第10-11页。)。这些发现为学人研究羌族源流提供了语言学上的依据。诸如此类的成就，在这一时期十分突出。
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李绍明、周伟洲整理，巴蜀书社2006年版书影
学人们通过长期考察西南民族，对少数民族文化抱有“理解之同情”，而不是简单地以未开化斥之。李安宅提出了容纳多元文化的统一思路，也即区域分工，边疆需要内地的扶持和发扬，内地也需要边疆的充实与洗练，两种文化要在最高的层次达到互惠(注：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6页。)。卫惠林亦倡导以文化建设为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因地制宜分区发展，认为“边疆民族之淳朴勇毅之特性与多元的文化承传，乃为恢复国族创造精神之重要源泉”(注：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第9页。)，建议修正过往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与统一主义为融合政策、区域主义、现代化运动，“尊重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之原始特质，使其尽量发挥其特长，适应时代精神，实现超越进步”(注：卫惠林《战后中国民族政策与边疆建设》，《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5页。)。马长寿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族本来是多元的……因而形成民族思想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目的在于容纳异种异文的许多民族于同一国族之内，并行不悖，并育不害，而成一共存互倚的社会集团”，于是主张“同化主义需要与多元主义相互配合，或建设同化主义于多元主义之上”，提倡现今民族政策要吸收文化传统的优秀因子(注：马长寿《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1948年第6期，第19、20、23页。)。这些观点的形成，与学者们长期浸润西南边疆的体验有密切关系，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内涵的塑造提供了来自西南边疆的切身经验与地方视野。
第二，深入研究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深化。正如民族学家吴文藻在构建边政学时提倡的那样，要注重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其中尤须追溯此族迁徙混合的迹象，移殖屯垦的功绩”，“历朝御边理藩的积业，开拓疆域的成果，乃至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畜牧文化冲突混合的历程”(注：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合刊，第7页。)。在文化融合方面，如1942年，傅斯年在史语所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就明示文化人类学部分要“特别注重苗族原始文化之特质及其同化之程度与现状”(注：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1943年度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4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82页。)。民族组凌纯声和芮逸夫撰写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在介绍湘西苗族的人生地理、经济生活、家庭及婚丧习俗、政治组织、宗教等时，就反复将其与汉人情况对比，称：“今日湘西苗族的物质文化，大多已受汉族的同化”；“今日湘苗的衣式，无论男女，多大同小异，可说有些汉化”；“今日苗人家庭生活，逐渐同化于汉人，即婚丧仪式亦多效汉俗，仅保留若干苗俗的遗留而已”(注：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9、56页。)。马长寿的《苗猺（傜、瑶）之起源神话》亦考稽了苗族与汉族文化融合问题，提出中国古籍中之防风氏似为黑苗之创世祖防位；汉族始祖伏羲与女娲传说源自苗族；中国神话中之盘古，非汉族之神，乃汉猺（傜、瑶）文化交流后，由猺（傜、瑶）族传到汉族等猜想(注：马长寿《苗猺（傜、瑶）之起源神话》，《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第235-252页。)。这些研究以文化传播论的观点将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相关联，凸显了中华民族内部的有机融合。
在历朝御边理藩方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茶马市易、驻藏大臣研究等方面。如土司制度的研究有余贻泽《中国土司制度》，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谭英华《明代边疆土司制度》，任乃强《德格土司世谱》、《天全土司世系》，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等；茶马市易的研究有郑象铣《西康的木里土司》、《雅茶与边政》，李光璧《明代西茶易马考》，谭英华《明代西南边疆之茶马市易》等；驻藏大臣的研究有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黄奋生《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等。较为系统论述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地区治理的有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揭示了中国历朝以控制边茶、弘扬佛教、建立土司三大政策驾驭西南边民的源流因果(注：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自序》，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年版，第3页。)。谭英华的《唐蕃文化关系考》、《吐蕃名号源流考》、《明乌思藏初通中国考》、《喇嘛教与元代政治》、《历代汉藏关系研究概论》等，考证了唐与吐蕃交通路径、交往方式以及唐对吐蕃文化影响，论述了明朝乌斯藏诸王隶属于中央势力的事实，填补了明朝汉藏交往研究的薄弱领域(注：谭英华《唐蕃文化关系考》，《边疆研究季刊》1940年创刊号，第58-68页；谭英华《明乌思藏初通中国考》，《史学杂志》1945年创刊号，第71-77页。)。这些研究通过梳理历史上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政策演变，旨在说明西南边疆已纳入中原治理体系，进而强化少数民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认同。第三，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南民族研究成为多学科交叉的试验场，也产生了学术群体的规模效应。原本散布在五湖四海的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者等群聚于西南边疆研究场域之内，地理空间的拉近，换来的是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学术交流频次的增加。学者们通过对“西南民族”同一问题的探讨，凭借近代化的学术组织方式和学术期刊平台，迅速形成西南民族研究的规模效应，促使学科间的借鉴融合成为常态，在某些方面甚至赶超了国外学者的西南民族研究水平。正如徐益棠所言，抗战时期，“虽非民族学者而其所研究者为与民族学有深切关系之科学，亦利用其专门之知识与方法，以从事于边疆民族学术之探讨，如社会学者、地理学者最近之研究方向，颇有倾向于此方面之趋势”(注：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年第5期，第160页。)。一些对西南边疆不甚措意的学者，在时代潮流的席卷下也参与其中。社会学家林耀华本来研究中国农村汉人社会，但抗战爆发后，“从一个研究汉人社会的社会人类学者变成了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者”(注：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相继考察了大小凉山彝族、康定甘孜藏族等地区，其《凉山夷家》更是被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高度评价，称誉“著者为研究罗罗社会之权威”，“对罗罗作如此精细之研究看，实当以林氏之此书最为重要”(注：鸟居龙藏《〈凉山夷家〉书评》，转引自：张海洋《林耀华教授的学术生涯》，《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5页。)。丁骕本为中央大学地质地理学家，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白兰羌与白兰山》、《西南民族考释》、《西南民族的分类、分布及移动》等文，考察了羌族历史演变及白兰羌分支，并对民族分类进行了探索。语言学家可称为西南民族研究的中坚。罗常培到云南后，研究领域从汉语转到少数民族语言，先后三次到大理地区对傣族、傈僳族、纳西族、怒族、景颇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进行语言调查，完成了《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景颇语中的词头儿》、《莲山摆夷语初探》、《贡山俅语初探》等。李方桂广泛进行侗台语、藏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产出了《龙州土语》、《莫话纪略》、《武鸣土语》等成果。闻宥对西南民族的羌语、嘉戎语、罗罗语、民家语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云南四种罗罗文的初步比较》、《藏缅系语文略说》、《川北羌语之初步分类》、《撒尼语小考》等论作。他们的西南民族语言研究，不仅为西南民族分类研究者所注意，而且所保存的采访记录，也为西南民族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民俗材料。历史学家董作宾、顾颉刚、朱希祖、方壮猷、岑仲勉、翦伯赞等亦参与其中。顾颉刚除了是广为人知的边疆政策提倡者外，也进行了具体的西南边疆研究，撰写了《东汉的西羌》、《拉卜楞一瞥》、《氐羌火葬》、《藏番称藏汉族名》、《羌与西藏》等文，认为川、甘、青交界的番人是历史上羌人藏化的结果(注：顾颉刚《羌与西藏》，《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卷第23期，第16-17页。)。史语所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也开始关注西南边疆，撰写了《僰夷历法考源》、《爨人谱系新证》、《殷代的羌与蜀》等文，其以甲骨文佐证文献记载，扩宽了羌、蜀研究的史料来源(注：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03-115页。)。南明史专家朱希祖也关注到西南少数民族，撰有《云南濮族考》、《云南两爨氏族考》等，指出“濮族……与僰实同一种族”(注：朱希祖《云南濮族考》，《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第303页。)；针对伯希和及国内诸多民族学者“昔日之爨即今日之倮儸”的说法，又提出了“爨氏汉族说”(注：朱希祖《云南两爨氏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1943年第3期，第84-85页。)。通过研究，学术界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一些谬论。如为了揭露泰国大泰族民族主义的政治阴谋，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论证了南诏为白蛮和乌蛮建立的国家，乌蛮是彝族的先民，白蛮是现在的民家、僰子、土僚等族，而非摆夷（泰）族(注：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期，第81页。)。闻宥《哀牢与南诏》通过婚姻习俗、语言、父子连名制等驳斥了南诏为Tai（泰族）的谬论；其《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认为现代民家语中最古或最早的成分是藏缅语，否定了英国人戴维斯将其归入猛吉篾（孟高棉）语系的说法(注：分别参见：闻宥《哀牢与南诏》，《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2期，第24-26页；闻宥《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30页。)。林耀华根据实地调查对凉山彝族进行体质测量，分析得出黑彝是蒙古人种，许多体质特征与汉人相似，纠正了西方传教士探险家记载罗罗乃高加索人种的错误(注：林耀华《川康滇交界的罗罗夷区》，《西南实业通讯》1946年第14卷第3/4期，第38页。关于这一点，在他的回忆中也有展开。参见：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马长寿引用藏族体质测量成果，梳理中国历史上康藏与汉族、蒙古族血液交融的史实，证明“康藏民族与汉族蒙族之血统关系最深”，进而反驳了西人焦一士与巴克斯顿主张的康藏民族属于印欧人种，与蒙古人及汉人的血统关系殊少甚至没有关系的说法(注：马长寿《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年第5期，第53-56页。)。全面抗战时期，国内学者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取得的上述成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和文化殖民主义图谋，使得这一区域研究的话语权逐渐为国人所占有。“西南”一词，最早表示的是以中原为出发点的一种方向、方位和空间，即这一区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以中原王朝主体格局为前提的(注：徐新建《西南研究论·前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由于西南远离中原，且处在高海拔地区，峡谷林立，河谷纵横，形成了文化不一的多元族群。历代中央王朝，既积极在此区域设立行政机构，实施管辖之权，但又长期与其保持着羁縻等半开放的关系，将其视为一种化外的异质文化。近代以来，边疆危机频发，西南民族研究开始起步，但由于政治中心在北方，所谓的研究不免流于表面和隔膜。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受到政治中心的辐射效应，民族主义激荡的影响，“西南”一词所代表的野蛮偏僻等意象被“抗战建国根据地”、“民族复兴策源地”所取代。这样一种文化认知的转变，使得“西南”有了脱离拱卫中原的边地身份特征，进而作为一个独立区域进入众多学者研究的视野。大量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者聚集于西南，抗战建国的民族情绪需要，在地化的文化空间语境，使得他们对西南民族的研究兴趣激增，进而迅速形成西南民族研究的规模效应。与此同时，民族实地调查及考古发掘增加了西南民族研究的资料，不同学科范式的运用也拓宽了西南民族研究的理论及方法，使得原本落后于北部边疆的西南民族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会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之，全面抗战爆发所引动的民族主义思潮，深刻地影响了西南民族研究的目的、理论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从“中原看西南”到“从西南看中原”研究视角的转变、学者集聚的规模效应、不同学术理念和方法的交锋，既体现了抗战时期特殊的时代诉求，又因地缘优势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学术多元格局的发展与完善，为之后的西南民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Southwest Ethnic Stud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against Japan in All Re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ism
Jia Hongxia
Center for Bashu Cultural Studies,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in all respects, the crisis of national extinc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spired strong and widespread nationalist trend,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aims, theories, and achievements of Sou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Southwest ethnic studies under nationalism had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shaping it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untering imperialist cultural colonial plot.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such as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one” and “clan theory” have arisen under the stirring tide of nationalism, but sou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gradually saw a new tide of overall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spect for the multiculture of domestic ethnic groups.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 has prompted scholars to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s research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 field research and studies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have enriched the multi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Han and southwestern ethnic minoriti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ference to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have made southwest ethnic studies fruitful, not only breaking the long-standing imperialist dominance and cultural colonial intentions in sou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but also gradually gaining the discourse power in sou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Key words: nationalism; period of war against Japan in all respects; sou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98-208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