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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

立平坐看云起 老孙荐读 2023-12-0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由于做口述史研究,就特别注意过一个因素,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心态史。也就是说,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是如何想问题的,人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这个因素很重要。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的想法是什么,是对是错,都会对他们的行为有真实的影响。换句话说,人们怎么去做事情,往往不是由身边的客观因素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怎么想问题决定的。他们的想法与客观的因素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认识当前的以哈冲突,也是如此。对这场以哈冲突,既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视角来看,也可以从历史种族文化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是那种想法?但这个因素,往往被人们的分析所忽视。


正因为如此,在《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一文中,我通过三篇文章,想去探究不同立场人们的内心世界。

一篇是原哈马斯领袖谢赫·哈珊·约瑟夫的儿子摩萨·哈珊·约瑟夫的《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一篇是以色列预备役少校军官尼尔·阿维沙伊·科恩在回国参战的路上写就的《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还有一篇是一位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


而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想再介绍一位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态度。这不意味着我赞成或反对他的观点,我只是想看看他们的道理与逻辑,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因为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很好理解。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是很令人好奇的事情。


这个人叫齐格蒙特·鲍曼,不少年轻学子对他都很熟悉。鲍曼是一位犹太人,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曾任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鲍曼的著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等。这些书在国内也有相当影响。


在一次访谈中,他很坦诚地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他也为我解开了心中的两个谜团。这两谜团是,第一,在历史上,犹太人为什么与左翼关系非常密切?第二,为什么在犹太人内部也有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历史上,犹太人与左翼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下面的两段话,可以说明犹太人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威廉二世说:“除了列宁之外,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犹太人”。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也说过,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领导的。当然马克思也是犹太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此前,关于犹太人,在人们脑子里主要是两种印象。一是诞生了大批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二是聪明而狡诈的商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比如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奸商和高利贷者往往就是犹太人。而现在,我们可以加上另外的一个印象:革命家或社会主义者。


那为什么在历史上,犹太人与左翼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犹太民族在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中,寄人篱下,饱受歧视和凌辱。于是,形成了一种鲍曼所说的身份认同上的纠结心态。鲍曼说,那些左翼运动群体,对其成员的族群出身不感兴趣,只关心忠诚和服从,族群归属无关紧要。在加入政党的那一刻,你就像蜕皮一样丢掉了你的族群出身。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他们不再是低人一等的少数。


如果说这第一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第二个问题则有点绕:作为一个犹太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反犹主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尽管鲍曼出生在波兰,对波兰有着深深的认同,他几乎喜欢波兰的一切,从饮食到语言、到文化,他把这个叫作波兰性,但他还是被驱逐出波兰,到了英国,在利兹大学等高校教书。


那他为什么不去以色列?为什么不留在祖先的故土?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费解的问题。


鲍曼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心路历程的:的确,我从来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吸引。我为什么不想留在以色列呢?原因很简单。我去以色列是因为我被赶出了波兰。被谁?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以色列,人们又要求我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脉络。


所以,鲍曼说,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应当努力让它消失。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不只是鲍曼,而是相当一部分人内心里演绎的逻辑:我们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应该摒弃民族主义。而前面左翼的思想底色,更为其提供了延展这种思路也思想源泉:帝国主义是邪恶民族主义的终极根源。所以鲍曼进一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


最后说一点我的感想。鲍曼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简单明了,但由此又引起我的第三个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从这次的以哈冲突所引起的反响,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线索。西方的左派在这次以哈冲突中,为什么在感情上总体偏向哈马斯一边,尽管有些人更愿意用巴勒斯坦人的名义来表达,其原因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有一则报道说,在西方反以色列的游行中,参与的白人以女性居多。因为女性更具有同情心,对弱者的同情心。这也许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当上面的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是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即弱者天然正义。在许多情况下,这确实是对的。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倚强凌弱的现象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但这只是概率,不是公理。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另外找机会专门讨论吧。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顺便说明一下,本号没有评论功能,参与和查看有关讨论,请前往《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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