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9日：“与（王）树民同乘汽车到西北师范学院，晤林冠一夫人、何乐夫夫人，易院长邀至三友饭店吃饭。”

6月22日：“易静正来，同车到师院，饭于三友饭庄。与孙培良游保安堡。”

6月26日：“与树帜、易静正同到师院，讲‘边疆教育与社会教育’一小时。参观全校，静正、何乐夫导引。到三友饭庄，赴宴。”

7月15日：“树民在西北师院，为刘熊祥所齮龁，学校迄不肯改专任，不专任则八、九两月无薪，无以存活。树民性格，得食则逍遥，事急则求人，宜其有此厄也。”

7月31日：“到办公室，为师院学报写《汉代的西北》千余字。”

11月15日：“今晨接静秋书，知上海恐慌弥甚，买米买油以及什物均须排队，而每次所得甚寡，米一升，肥皂一方而已。车票须三天前买，而又不能必得。恐一家饿死而不为我所知，嘱我务必早归。因定下星期即到师院上课，十二月十日前行。”

11月22日：“王树民来。与树帜乘公共汽车到十里店三友饭庄赴宴。饭毕，到师院大礼堂上课（巫术时代与王官时代）。”

11月23日：“与树民同到十里店，到宋家饭。到师院上课二小时（诸子时代）。晤王蕙。与国钰同到院长室谈。汉濯、树民送上站，到李化方处小坐。”

11月24日：“刘熊祥来。到师院，上课二小时（经学时代），到院长室，贺立义、夏增惠来访问。汉濯、树民送至车站。”

11月25日：“与树帜同到十里店赴宴。在师院上课二小时（经学时代）。到国文系。到十里店，于傅曾来，同到乐夫家小坐。”

11月27日：“到师院，上课二小时（理学时代，未毕）。到国文系，与乐夫、王树民、张鐶、田葆瑛谈。乐夫、树民送上车。”

11月29日：“与胡国钰同乘车到师院，讲二小时（二程）。到乐夫处小坐。汉濯、树民送至站。”

11月30日：“接家电。即至电局发急电。乘车到十里店饭。在师院上课二小时（朱、陆）。到乐夫处。汉濯、树民送至站。……今日上午接上海家电，静秋早产且难产，嘱速觅机归。我诸事缠身，为之忧闷甚。”

12月1日：“乘刘参谋长汽车到师院，上课二小时（经学时代，毕。史学时代）。到王树民室，为人写字七件。……今日无家电至，不知静秋如何，为之心惊肉跳。而出入交际场中，犹强为欢笑，上课，犹强作镇定，真苦事也。”

12月2日：“身体大不适，即归卧，服阿司匹林。……予此次之病，实由兰大与师院两处授课，奔波太劳所致，而所以两处同时授课者，则以京沪恐慌，家人函电交促之故。否则兰大课毕，再到师院两星期，生活并不累也。”

12月7日：“昨日本当理物，以客多，字债多，直至晚十时半始理清（尚有师院学生嘱书字八十件带归写），摒挡各事，直至昧爽始得就绪，即登车矣。飞行中颇打盹，然疲倦迄不解。夜即失眠，以太累也。”

以上日记所记西北师院主要人物：

易价（静正）（1896—？），湖南湘乡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46年7月至1949年7月继黎锦熙后任西北师院院长。

李化方（1898—1978），河北涞水人，曾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学。早期中共地下党员，时任西北师院公民训育系教授，1949年8月起代理西北师院院长。

何士骥（1893—1984），字乐夫。浙江诸暨人。清华研究院毕业，时任西北师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

胡国钰（1894—1984），河北大兴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任西北师院教育系教授。

刘熊祥（1910—？），湖南衡山人，时任西北师院史地系教授。

王树民（1911—2004），河北文安人，顾颉刚北大任教时的学生，1938年曾随同顾颉刚在甘、青考察教育，时为兰州大学和西北师院合聘的讲师。

宋汉濯（1913—？），山东郓城人，时任西北师院国文系讲师。1948年8月27日与杨宝珍（王树民夫人杨凤居的妹妹）在兰州励志社举行婚礼时，顾颉刚为主婚人。因宋汉濯与王树民有此等亲戚关系，故他们二人常结伴为顾颉刚送行。

林冠一（1907—？），山东滨县人，时任西北师院国文系副教授。

1948年春，顾颉刚答应赴兰大讲学，4月，兰大给顾颉刚寄去路费，6月17日成行。在兰大邀请顾的过程中，得知消息的西北师院也搭便邀请。所以，顾颉刚抵兰后第三日（6月19日）即去西北师院。

西北师院这次为了请到顾颉刚来讲课，用足了功夫。顾颉刚6月26日给夫人张静秋的家信里说：“饭局终辞不掉。……至西北师范学院的易静正院长则请了三次，为的是要我去演讲几次。”顾颉刚此次到兰不久，他远在苏州且怀有身孕的妻子张静秋，接二连三地函电催归，但顾颉刚为了兑现他的诺言和学问上的成功，他向妻子百般解释不能拒绝西北师院讲课的请求。他7月25日的家信里说：“此地的课真无办法。校外校内，学生先生，天天挤满一大讲堂，下雨也不减少，使我虽欲偷懒而不能。兰大与西北师院向来交换教授，故师院要我前往讲二三星期。但兰大学生听到，就联名写信给辛校长，拒绝此事。所以现在只有请师院学生来城，住在兰大，吃在兰大，来听我的讲。所以，现在我必得一气呵成，把豫拟的题目讲完方可走动。”但西北师院的师生，并不就此罢休。他在信里给妻子又说：“西北师院，校长和学生时时来邀，必须去一两星期。”邀请者如此殷勤，顾颉刚也无法拒绝：“西北师范学院，既已答应人家，当然要去几天，到那边讲的，就是兰大所讲的节本，所以不需更作准备。”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原定12月初开始，两个星期的课程，压缩至一个星期，且提前在11月22日开始上课，他当日的家信给妻子这样汇报：“师院功课已往上，天天乘公共汽车往来。十三里路，行十五分钟，尚不为劳。我对他们说明，看票期定于何日，我即早一二天辍讲，不是一定两星期。”于是，为了提前离开兰州，在这最后的十多天，顾颉刚将兰大和师院的课同时进行，以至于连写家信的时间都没有了：“自廿二日后，为了上午在兰大上课，下午又到师院上课，真太忙了，所以只发了两个电报。”

从11月22日开始，到12月1日结课，顾颉刚在西北师院共讲了8次课，这连续十天在兰大和师院同时开课，把他也累得大病一场。

顾颉刚这次来甘，在将近半年时间里，虽然力摒俗务，专心讲学和整理学问，但少不了各种应酬——赴宴、写字、演讲。顾颉刚对此不无自豪地说：“兰州人当我一尊神佛，人人想对我烧香，固然出足风头，然而亦感痛苦。”

他1948年8月14日日记写道：“此次来兰，每一杂志要我写一文，每一机关要我讲演一次，每一人要我写一两张字，如何不忙！”西北师院对他也有这三项要求，在这三大任务中，顾颉刚于6月26日到师院作了“边疆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讲演。其余两项任务，均未完成。他虽于7月31日开始“为师院学报写《汉代的西北》千余字”，但最终没有交差。不仅他日记中没提到给师院学报交稿的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1949年7月出版；创刊号和第2期分别出版于1942年3月和1945年12月）未刊顾颉刚此文，《顾颉刚全集》也未收录此文。《顾颉刚年谱》认为此文遗失。

顾颉刚虽多次到师院，也偶尔为人写字，但他在西北师范学院讲课时，由于时间太紧，没有满足部分学生求字的愿望，以致他带着所欠西北师院学生的“字债”离开了兰州。1948年12月5日，即临行前两日的日记这样写道：“今日本不当工作，以将行，所欠字债不得不还，乃借汽油灯，夜以继日为之，亦可怜也。”6日又记：“终日写字约一百五十件，直至夜十时。”12月7日，回到上海的顾颉刚这样记述他与甘肃之间没有了结的字债：“昨日本当理物，以客多，字债多，直至晚十时半始理清（尚有师院学生嘱书字八十件带归写）……”

以顾颉刚的处世原则，若是太平年代，这一篇“文债”和八十件“字债”，肯定会还清的。但在当时，这字债却是没法还清的。但这也给他与西北师院的故事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一段令人遗憾的佳话！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