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余生等待，一次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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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3日，由一家叫“中央人民”的广播电台和一家叫“歌曲”的杂志社联合发起的“听众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开始投票。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邮政效率极低的年代，活动在21天内回收了25万份选票——每张选票要卖两毛钱，邮资在外。

最终入选的15首歌曲，以今天的眼光看，歌词惨不忍睹，但曲调首首动听。其中一些演唱者到今天还常被人提及，如虎父无犬子的李双江将军、每年春晚出来“难忘”一次的李谷一老师。排名第1的歌曲是《祝酒歌》，这是我提到这次活动的原因。

活动的评选范围是“1976年10月”之后播放的歌曲，这个月份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正如《祝酒歌》歌词所说：“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畅饮事件。

这次活动也意味着现在已经是一个传说的“神采飞扬的80年代”的开始，并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真相：动听的曲调伴随着蹩脚的歌词。但人们仍然在怀念那是时代，因为他们发现到后来连曲调都越来越蹩脚了。

幸存者们把在别处会被屏蔽的文字倾泄在对那个年代的记忆里，但不管他们如何放纵辞藻，这种怀念本质上都是在摆烂：就像晚期阿尔茨海默患者夸耀当年不用穿纸尿裤。

我还记得我父亲在填好那张选票时说了一句话：“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投票”。他大概没说错，但他大概也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在投下时不知道结果的选票。他更不会想到，现在要写出这个词，必须使用错别字了。

2

1976年之前，我还不满8岁，但已经能看出父母脸上的愁容。那时我还没见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认为我过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但这种最好的生活似乎在受着某种威胁。家里的奢侈品之一，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偶尔会以专业性的悲伤语调播出“中X中X沉痛宣告”，每到这时父母就会紧张地交换眼神：“该不会是……”

那是一个大人物排队下地狱的年代，所以我父母紧张频频。在那些紧张中我记住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名字，如“康X”、“董X武”，直到1976年1月8日，父母担心的那个名字终于出现了。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父母显得更加紧张，甚至到了鬼鬼祟祟的程度，例如会在深夜交换一些有潦草字迹的小纸片。鉴于当时局促的住宿条件，父母的这些没改造好的小知识份子行径要瞒过一个充满好奇心的8岁孩子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把某种传统传递给了我。

以现在的眼光看，父母对那位大人物的担忧纯属时代的幼稚，因为事实证明，所有的大人物，下地狱都是理所当然。

所以，父母行为的唯一正能量，是把自己划入了“反则”阵营。当时没有“爬梯子”一说，他们也没本事如当时的标准反则那样“收听敌台”，但他们确实在做着某些当时的有关方面禁止的事：即对未来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确实是非法的，因为当时官方宣传无一例外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敌人在一天天垮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仅仅在半年之后，官方宣传又告诉我们原来当时有人在“祸国殃民”，而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想起来，上述情况中有两点使我吃惊：

一点是，官方宣传可以在一夜之间剧烈转向，像一头撞了墙的猪。从那以后这头猪一直就在不同方向的墙上撞来撞去，而人们对它一次次的疯狂反转毫不奇怪，并一直选择相信它。

另一点是，快半个世纪了，“反则”的标准一直没变：即未经许可而对未来担忧。

在1976年1月之后，那种让父母心惊肉跳的名字又被沉痛宣告了两次，其中第二次是在9月9日，那次连我都几乎感到五雷轰顶。我说几乎，是因为当我听到讣告中“停止一切娱乐活动9天”的规定时，突然想起当天本有一场电影要看，一部叫《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的罗马尼亚惊险片。那是一部儿童片，那时全国人民都津津有味地看儿童片，我甚至怀疑其中有些人，虽然后来成了大人物，但脑子还一直停留在那个时代的儿童片中。

一个我没见过的人的死去需要我赔上9天的娱乐，这当然是件怪事，但真正奇怪的是我们对这种怪事不以为怪。更奇怪的是，9天的法定悲伤期刚过半个月，这个国家又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欢。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撞墙的猪。十几亿头猪成天撞墙大赏，也不知在人类社会眼中，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是笑话，还是噩梦。

3

人们一直以为，1976年的那场狂欢是因为几个人的倒台，但这并不准确，因为那几个人的倒台，其实是因为一个人的死去。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句描述：“双方都作好了准备，就等他咽气”。这种情况也出现在1945年的德国，和1953年的俄国。因此，1945年的德国人，1953年的俄国人，和其它一些年份的其它国人，是一些不一样的国民。对这类国民，可以作如下定义：

他们是这样的国民，正常国民所需要的天赋、资源、机会和奋斗，他们也需要，但他们正常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某些人的死去或倒台。

也就是说，这些国民的生命就是一次漫长的赌博。如果恰好碰上那个本该死去的人健在，那么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是一头撞墙的猪。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定期坐下来开会和举手，决定供养他们的国民应该像人还是猪一样地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果指向后者。

然后这些人宣布他们的国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民，享有全过程幸福。

然后，作为一切的高潮，这些国民中的大多数也这样认为，如果没有在墙上撞死的话。

4

在N年以来的全过程幸福中，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1976年。

那时整个国家洋溢着一种天真、真诚而愚昧的的幸福。幸存者们因为碰巧等到了一个人的死去和几个人的倒台而欢欣鼓舞，在《祝酒歌》无处不在的伴奏下，人们找到各种理由开怀畅饮。在一个连口粮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国家，螃蟹下酒居然成为一时时尚，而且螃蟹必须是三公一母。

畅饮是如此激动人心，甚至成了一种危险。据说一位叫郭小川的诗人就因为一次过度的欢饮而离开了人世。我曾听父辈们惋惜地谈到他，说可惜了一位好诗人。其实现在看来，和他的诗歌相比，这位诗人最好的作品就是他的辞世方式：在一个还有希望的年代欢饮着死去。

正如我那天真的父亲在填歌曲选票时的误解，人们以为那只是一个幸福的开端，但事实上那已是不可复制的高潮。之后哪怕再颤抖几下，也无非是尿完后的冷噤，如果不是因为兜头凉水的话。

这片土地被它的国民称为“神州”，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决定了，什么是它真正的土特产。那些死去和倒台只不过是偶然，健在和举手才是反反复复的必然。

那首《祝酒歌》的原版，李光曦版和关贵敏版，在流行一时之后理所当然地被忘掉了。后来又有刀郎的翻唱版，但已经和那次畅饮事件无关了。在一次想要畅饮的时候，我找出这首歌来播放：歌词蹩脚得让人脸红，但却让我听出了一种绝望，乃至潸然泪下。

再没有了，即使如此蹩脚的欢乐。但即使是如此蹩脚的欢乐，也是如此令人神往。

5

是的，有时候，不止一次地，莫名其妙地，我会生出重温一遍1976年的畅饮的希望。

多年以来，我被一种阴影笼罩着。这阴影是一种神奇的物质，打破了一切自然定律：它有色有嗅但却无形，它弥漫在空气中，你看不见它，但走到哪里都会撞上，无法逾越。它的气味散发着沉闷的重量，无处不在，压制得我难以喘息，使我像被困在蛆群中的蚕。

在这令人窒息的阴影中，那点再次畅饮的希望，就像死水塘中的一根芦管，带给我游丝般的空气。我总不愿相信，我真地踩在神QI的土地上：“希望，总该是有的吧？”我会这样想。

“三年灾害”，那也只是三年啊；“十年浩劫”，那也只是十年啊！就算像周星星那么无厘头，也总该“加上一个期限”吧？

我总是有意忽略，周星星说的那个期限是：一万年。

在计算时日的鼓舞之下，我甚至一边嘲笑自己，一边大度地为这次畅饮设定了佐酒标准：螃蟹就不必了，有盘猪头肉就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里有段情节：族长假传自己的死讯，然后窥探谁在欢庆，并对欢庆者一一报复。于是，等他真地死去，死了很久，直到尸体都成了一块腌肉，人们都以为他还健在。

我一直认为，马尔克斯有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但他只能写拉丁美洲，而写不了更神奇的土地。否则，他就应该写：有一个无形的族长，在1976年人们就以为他死去了，直到几十年后，大家才发现，族长其实一直就坐在乌龙盘绕的宝座上，而那年的畅饮，只不过是一场幻觉。

而现实可能比魔幻现实更魔幻，那就是：连再来一场幻觉，都只是一场幻觉。

6

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我对虚度的岁月毫无歉疚，是它欠我一次畅饮。

在丰富而破碎的岁月里，我被训练得处变不惊。也就是说，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希望。我的承受力像国足的球门，已经被失望穿透了太多次，干脆来者不拒了。

我说几乎，是因为我的希望又像神秘的病毒，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莫名爆发。所以我在经历奇怪的物种进化，从一个人进化成了一条河豚：可以被失望蒸熟而面不改色，却因为一点点希望的撩拨而膨胀——膨胀得像个球。

现在这个球又泄气了。现在需要的不是畅饮，而是败火。

我向岁月祈求美酒，然后得到了连花清瘟。世间再也找不到一种药物，能如此集恶毒、狡诈、横暴、龌蹉、愚蠢于一身。它是一个巨大的logo，悬在高墙之上，闪烁着坟场般的荧光，如噩梦般挥之不去。墙外人把它当笑话，墙内人把它当荣耀，对我而言，它是个苦涩的耻辱，强加给我，如附骨之疽。

顶着连花清瘟的logo，我站在岁月中，抬头望去，满眼的垃圾直到天边。也许多年之后，回头再望，只有一张含义无穷的白纸，和几杯若隐若现的白酒，在我的记忆中高举。

然而，只要河豚还有一口气，就免不了再次膨胀——说不定哪一天，就幸福地炸裂。

好吧，那就让我把一壶美酒、一盘猪头，连同我不甘的期待，献给苍天，献给未来；然后坐等苍天长眼，未来开花。那时我将呼朋引类，箪食壶浆，人生尽欢，会须长饮。苍天今日欠我的，一天天都在算利息，未来总会加倍偿还。

小人物如我，躲不开你们的大时代。好吧，我提升站位，我加强定力，我自信，我维护，我确立，我坚定不移，我毫不动摇——

我就不信我等不来。

我就用我这余生，等待那一次畅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