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老还乡”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 图文无关。（视觉中国 / 图）

文｜姚华松

责任编辑｜辛省志

作为大学教师，我每年暑假都会选择回老家待上十天半月，一来陪伴一下年迈的父母，二来每天在村里转悠转悠，和七大姑八大姨们聊聊天、谈谈心，了解一下村里的近况，三来去曾经的母校看望恩师，顺便给念高三的学弟学妹们做一次讲座，打打气，鼓鼓劲。

如实说，像我一样的人不太多，多数人会选择待在家里，单纯地陪伴父母。我今年四十有七，也就是说，十余年后，我就到了退休的年龄。我偶尔会想，退休后，我会选择去哪里过呢？我会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吗？我要如何有意义地度过我的余生呢？我感觉这不是我一个人天马行空的遐想，或胡思乱想，很多人正在或即将面临像我一样的情况：对家乡抱有一定的情怀与情结，心存感恩或感激，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为家乡做一点或一些实实在在的事；退休的时候身体还算硬朗，尚有余力可以施展或发挥，有时间、精力、实力和能力为家乡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广大曾经奋斗在各条战线的退休人员当然可以继续待在城市里，可以经常性外出旅游，可以上老年大学，可以帮子女分担家务，可以帮子女带孙。但有些人对家乡或故乡是有亏欠感或愧疚心的，他们中的不少人自初中或高中起就离开了家乡，进城念大学，进城工作，只是春节或其他假期才得空回家一下，即使回去也待不了多少时日，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外乡人”。于家乡的发展而论，他们整体呈现脱节或割裂的特征，他们发展得越好，发展越优秀，远走高飞的概率越大；他们越忙碌，回家的次数越少，与家乡的有效或真实联结就越少。他们退休了，有了回馈的机会或机遇。

但这更多只是理想的说法或说辞，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退休人员回乡会遭遇各种困境或障碍，有些是结构性困境或障碍。

其一，农村整体的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当然赶不上城市，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会议室、议事厅等公共服务场所及设施不够齐备、不够完善，乡村教学资源、卫生与交通状况等也整体难如人意，这部分程度降低了退休人员服务乡村的质量与水平。就退休老人的个体需求而论，乡村医疗条件相对差，部分乡村距离县城相对较远，县城的医疗水平与条件整体堪忧，这客观上导致部分身体状况不太好的退休人员不能或很难常住乡村，只能做时而进城，时而下乡的两栖人口。再者，部分退休老人想在祖宅或附近的地块新建住房，但由于其户籍早已迁出，早已没有了建房指标，这时候想再建房就涉嫌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律与法规，这必然成为部分退休人员回乡的现实困境。

其二，一些退休人员想做一点事，但往往需要向各级部门打报告、写申请，待到各部门审查与审批后，事情方能顺利推进，问题是有些人或有些事是等不了的，也是无法预测与预料的，最终可能因为层层审批而被迫放弃。譬如，某退休人员想邀请一位知名的儿童心理学教育专家给假期的乡村留守儿童授课。按既有规定，当事人可能需要向周边乡村学校领导、学生家长、镇教育组、县教育局乃至市教育局汇报。这样一层一层审批可能需要至少十天时间，问题是专家只是最近一周才有空，这个事很可能最后陷入流产的局面。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很多好事办不好、办不成，因为各种政策规定与限制从中作梗。这必然严重打击相关退休人员想办事、想干事的积极性。“我想做一个事，但这个事做起来手续太多，流程太复杂，我还是放弃算了”，是不少人的惯常心态。

其三，部分人的善举或善意，有时候会被利用，这通常让当事人感觉不爽。笔者多年前与两位好友（与我一样，都在大学任教）曾经想去给一所乡村麻雀学校的学生授课，但学校校长硬要拉上其他学校的学生，并强烈建议叫上镇领导及县教育部门相关领导到场，还说要制作条幅，硬是要把原本只是针对偏远地区留守儿童的语文写作技巧和数学解题方法的小课，变成一个覆盖全体学生的所谓励志大课。我和我的朋友当即表达了反对意见。我很清楚，学校校长想“把事情搞大”，让更多学生受益当然是一方面，但想让他的上级领导知道他在做事、他能干事，才是他更想达成的目的（或私心）。毫无疑问，这关乎他的政绩。问题是我们只想针对几个孩子，讲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不是对着台下的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说一些假大空的话，说一些实操性极差的豪言壮语。换言之，我们只想做一点纯粹的事，不想被他人利用。

总之，“告老还乡”没有想象中那般简单或容易，“乡村回不去了”成为不少人的真实遭遇，涉及多方面的阻梗，有政策方面的，有行政管理方面的，有公服设施供给方面的，有观念与文化冲突方面的。城里退休老人想“告老还乡”，为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服务，尚需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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