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建新，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草原》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200余篇，著有《自然之子——陶渊明》《诗心妙悟自然——中国山水文学研究》《酒入诗肠句不寒——古代文人生活与酒》《骏马追风舞——唐诗与北方游牧文化》等多部。作者：高建新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11月定价：93元ISBN：9787010260105内容简介唐人张扬个性、推崇英雄品格、抒写壮美的人生理想，与“丝绸之路”的再次贯通、拓展延伸有密切关系。唐人喜欢游历和书写雄浑壮阔的西北，唐代的英雄诗篇多出自河西走廊与西域。本书从文本出发，选择了与唐代“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玄奘、王昌龄、高适、王维、李白、杜甫、岑参、张惟俭、张籍、李贺10位作家、诗人，集中探究他们的丝路行迹及其笔下的“丝绸之路”，包括西行求法、万里赴边、诸国朝贡、西域人物与物产、沿途气候、自然景色、边关烽火等等。因为多是亲历，他们的丝路书写伴随着强烈的个人感受，展现了特定的历史情境，而且有珍贵的细节描写，真实具体，鲜活生动，学术价值与审美价值非同寻常，从中可以深刻感知那个时代的荣光与梦想、激情与歌唱。目

作者简介張信剛，世界知名生物醫學工程專家、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及講席教授、英國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曾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及美國南加州大學獲任終身聘用之副教授、教授。自1990年起，先後出任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創院院長、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學院院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曾擔任香港文化委員會主席、香港創新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等公職。被聘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東北大學名譽教授。2007年退休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山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歐國際商學院及土耳其海峽大學講授人文通識課程，並任北京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名譽院長。獲頒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勛章、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金紫荊星章、法國國家學術棕櫚司令勛章。發表過英文學術論文百餘篇、研究專著2部，獲得1項加拿大專利。著有關於教育、文化與文明的中英文著作12部。作者：张信刚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2023年11月定价：HK$198元ISBN：978-9-6207-5954-3内容简介“大丝路行纪”系列，依托于作者几十年间的旅行和研究之成果，涉及草原丝路和绿洲丝路上各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掌故，也包括作者实地寻访的观感和思考。从呼伦贝尔到第聂伯河，从西安到伊斯坦布尔，行程上万公里，贯穿欧亚大陆各大丝路枢纽，饱览沿途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由“点”到“线”，让读者对“大丝路”产生鲜活而整体的认知。分析草原絲路上的民族歷史，明白今天歐亞大陸的地區紛爭。今時今日，「絲綢之路」在全世界都是家喻戶曉的名詞。它有着「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之分。「陸上絲路」中重要的一條——「草原絲路」，橫跨歐亞大陸，涉及中國、蒙古、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多個國家。張信剛教授對「絲綢之路」上各區域的歷史、政治、文化有多年深入的研究，亦数次對「草原絲路」上多個國家親自進行實地考察與探訪。他以史學、語言學、地理學等學術研究成果，結合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蘊，從草原各國的民族來源構成、語言發展、歷史變遷、地緣政治、文化脈絡等角度展開敘述，深入解讀這條對人類歷史影響深遠的重要通道，並剖析新鮮時政——今天歐亞大陸上複雜的地區紛爭的成因。同時，他也將個人在各國的見聞、與各國各族人們的交流體驗融入書中，讓讀者隨着他的旅程感受草原絲路的今天。目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陇东学院教授、硕（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作者：杨富学、袁炜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09月定价：96元ISBN：978-7-5490-2633-3目

作者简介郑显文，1966年生，内蒙古赤峰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律史学研究。先后在《法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八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等十余项。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中国古代的法典、制度和礼法社会》《出土文献与唐代法律史研究》《唐代律令制研究》等十部。王蕾，山东枣庄人。山东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检察与监察实务。先后在《比较法研究》《东岳论丛》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编：郑显文、王蕾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11月定价：75元ISBN：9787521633108内容简介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不仅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也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文化价值。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许多古代法律文书，这些新出土的法律文书分布地域广泛，涉及年代久远。深入调查和研究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法律文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丝路沿线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法律状况，还能促进现阶段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家的法律文化交流。本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汉代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二是对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各政权法律文书的研究；三是对新发现的法律史料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研究。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推动中国古代法律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以及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目

封面、内文举例内容简介大型丛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是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的大型八开研究性影印图录。本丛书通过黑白影印及学术定名的形式，公开出版1906年以来以斯坦因为主的英国探险队从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所获、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内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开始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于此背景下策划推出。丛书第一册于2011年出版，每年陆续出版一至数册，2022年已出版至第17册，预计全套丛书总26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主要时代为8-11世纪西藏“前弘期”的古藏文社会历史和宗教写本文献，是学术界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2023年9月出版该丛书之第18、19、20册。此三册藏文文献主要为佛教文献，每张图版均由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文献研究所专家定名，书前有中文、藏文对照目录，能使利用者快速检索到有用之材料。第18册包括英国图书馆原馆藏OIOC

作者简介史卫民，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新范式基金会高等政经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府理论、公共政策、元史等领域研究，近年出版和再版的主要著作有《政策民主》（1-4部）、《大一统》《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代政治思想史》（3卷本），以及合著的《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元代政治制度史》《元代经济史》《元大都元上都研究》《中国大通史·元代卷》等。作者：史卫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10月定价：698元ISBN：9787522725031内容简介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王国政治思想的嬗变。本书所陈述的，就是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所具有的不同政治思想，并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示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本书分为三卷六编。上卷第一编陈述的是辽朝的“儒化”政治思想，第二编陈述的是西夏的“佛化”政治思想。中卷第三编、第四编和下卷第五编、第六编，详述了金朝“治化”政治思想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作者：刘海霞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11月定价：68元ISBN：9787308241359目

作者简介高启安，1957年生，甘肃省景泰县人，历史学博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兰州财经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民族师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西安欧亚学院中国国际食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丝绸之路》杂志编委，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河西学院特聘教授。学术专攻敦煌学以及丝绸之路饮食文化研究，涉猎裕固族、地方民俗、地方史、岩画等学术研究领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甘肃省课题多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着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肃镇华夷志〉校注》《信仰与生活—唐宋间敦煌社会诸相探赜》等数本。作者：高启安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12月定价：139元ISBN：978-7-5227-2119-4后

作者简介邵如林，1950年，甘肃通渭人。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任职于金川集团。主要从事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研究，著有《丝绸之路古遗址图集——河西走廊段》《中国河西走廊》《丝路起点看洛阳》《运河中心话洛阳》等。曾在甘肃武威博物馆工作多年，系甘肃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会员。作者：邵如林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10月定价：98元ISBN：978-7-89533-388-8内容简介国内首部以研究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为主题的专著《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探秘》一书，近日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出土有国家旅游标志铜奔马的武威雷台古墓发现50余年了，由于该墓发现于1969年那个特殊年代，遭受到严重破坏，时至今日，雷台古墓究竟埋葬于什么年代、墓主人是谁等关键问题一直悬而未决。50多年来，武威雷台始终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由于当年雷台古墓现场遭到严重破坏，丢失了墓主人信息，虽然雷台出土文物众多，尤其是出土铜奔马成为享誉世界的国宝和国家旅游标志，但有关雷台古墓究竟属于哪个年代、墓主人是谁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圆满地解答，以至慕名来到武威雷台的国内外游客，看到的只是一座没有墓主人及其故事可供介绍且日渐风化严重的空墓！雷台古墓发现50多年来，围绕着墓主人和国宝铜奔马，打着各种旗号的各种看法、观点和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息。以至在国内学术界及相关报刊上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铜奔马文化现象”。1996年3月，在雷台古墓旁边又发现了二号古墓，更给武威雷台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迷雾。随着岁月的流失，关于雷台古墓墓主人的争论，始终没有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结论。武威雷台旧墓本书作者曾在武威市博物馆工作多年，关注武威雷台多年。依据清代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记》中有关公元400年，后凉国主吕纂严厉诛杀盗窃前凉国主张骏墓盗墓贼并遣使吊祭、修缮被盗王陵的记载，与武威雷台一号古墓中所存修缮后的盗洞联系起来，认真研读有关学者的研究文章，针对雷台一号古墓的形制、特点以及出土文物的特点和出土文物上刻划铭文内容的分析研究，推测武威雷台一号古墓墓主人应该为前凉国主张骏，雷台应为前凉国主张氏家族墓地之一。此外，本书还对在武威当地流传甚广的前凉张轨、张寔、张茂、张骏等王室家族墓地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为研究武威城周围散布的各个古台遗址，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突破口。在中外考古史上，偶然的发现、突发奇想或者灵光一现的突破，往往与历史史实不谋而合的情况司空见惯。公元400年，面对武威前凉国主张骏墓被盗并由后凉国主吕纂严厉诛杀盗墓贼并“缮修其墓”明确的史书记载，雷台一号墓中显而易见被修缮的盗洞，以及墓室造型所具有的王者气派，我们为什么要视而不见呢？为什么不能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呢？我们不能不感谢北凉史官段龟龙和清代学术大师张澍，无意中留下了1600多年前前凉与北凉时期的相关史料，为我们破解因劫难而丧失了证据的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之迷，留下了难得的、无可辩驳的证言和证据，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罕见的！武威雷台一号墓出土国宝铜奔马当然，针对雷台一、二号墓所出各种出土文物，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检测，以便早日揭开武威雷台古墓的埋葬年代及武威其它古台的神秘面纱！众所周知，在1987年4月在陕西宝鸡市法门寺地宫所发现的佛指骨舍利，曾经引发了人们对古代佛陀的敬畏之情，被联合国评定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又将一切揭露得清清楚楚。其真实情况是：唐朝七个皇帝在法门寺迎奉过的佛指骨舍利，其实不是人的骨头，的的确确是马的趾骨！这使得曾经热烈的信仰心遭受动摇，不禁使人深深感叹人类的愚昧和盲从！然而，在我们强烈谴责古代皇帝的愚昧时，是否注意到现代社会中依然充斥着各种谎言、骗术和愚昧的行为？我们为什么不从寻求真相做起，做一个不被愚弄的人呢？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出土50多年仍然没有真相的武威雷台古墓及国宝铜奔马！武威雷台一号古墓因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其确切的建造年代、墓主人是谁等关键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何况在武威雷台现有两座古墓中，还出土了数百件铜、铁、金、银、木、陶、石、玉等丰富文物和十余支人体骨骼。50多年了，有关方面为什么不运用最新科研成果和技术，对雷台古墓的安葬年代进行科学检测呢？众所周知，最新科学技术的检测，解决了许多古代遗址和出土文物悬而未决的具体年代！最近的就有著名的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鉴定！将其界定为商代晚期，终止了人们很多的疑问和猜测。既然雷台古墓的安葬年代存在巨大疑问，但自从50年多前匆忙的一次非正规清理以来，为什么从来没有哪个单位和机构，运用最新科技成果，对众多的雷台古墓出土文物以及国宝铜奔马，进行一次全面、科学的鉴定呢？却任由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猜测和争论！今日武威雷台旅游景区从人们所流传着的许多争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追求真相类似于打开一扇门。而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就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要想打开这扇门，我们需要强大的判断力和审视能力，避免被谎言或猜测所蒙蔽！当我们真正成为独立思考的人时，那扇掩藏着秘密的门就会开启，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真相。所以，让我们在自我审视和探寻中，保持理性和独立思考，打破那些谎言、猜测和不实之词，开启追求真相的大门，还武威雷台古墓的真实面目！武威雷台一号墓墓主人的基本确认，长达50余年难题的破解，可以极大丰富武威雷台旅游景区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内涵，围绕前凉国王及五凉更替大作文章。可以在今天正在进行的雷台旅游景区和武威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中，大量增加以雷台为代表、内涵丰富的“河西五凉”历史文化内容，同时也可以极大丰富国宝铜奔马的历史文化内涵，极大提高武威雷台景区、国宝铜奔马和武威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国内外游客，进而大力推动武威及甘肃旅游业和相关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探秘》一书，由甘肃省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会员、著名丝绸之路研究学者邵如林先生撰写。全书15万字、图片250余幅。资料丰富、内容新颖、观点鲜明、图文并茂、设计精美，为探索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之谜，提供了新思路，希望能为早日破解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之谜助一臂之力！目

校注者简介铁金元，青海海东人。青年独立学者。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曾供职于青海物通集团，相继从事统计、会计等工作。专注于西北史志文献的整理与古籍目录学。近十余年来，借工作之余，整理完成《西北明清史料笔记七种》、《大清一统志•青海志（外七种）》、《青海誌略校注（外七种）》、《江河源山川文献九十种彙辑校注》等西北史志文献多种。撰有《铁家庙志》（手稿本，中学时所撰，原藏于老家，现已丢失）、《隆治初志稿》、《青海文献知见录》等。编纂：许崇灏校注：铁金元出版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年：2023年09月ISBN：978-626-344-386-0内容简介《青海誌略》是民国著名边疆地理学者许崇灏先生根据新亚细亚学会会员黎小苏、丘向鲁、朱允明等人亲历青海实地考察所见所闻而编纂成的一部青海方志文献。由于是书出版于抗战时期，印刷字迹漫漶不清，抄本未加校勘，讹误相袭，加之原书标点与今之语法习惯亦不相适。今以漫漶相对较少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以及出版在先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共作底本，青海省图书馆藏抄本三册做为参校本，并采用当时其他有校勘价值的相关史料文献，详加校勘，重新标点，并加注释，以期提供一部精良的近代青海方志文献，方便学界使用和一般读者阅读。全书分总说、历史沿革、地理环境、自然区域和行政区域、经济状况、各族分布之状况、宗教及其寺院、生活习尚、交通路线、教育、结论十一章。内容丰富翔实，资料详近略远，比同时代其它青海文献尤为缜密详备。其书体例新颖，统括古今新旧，自成系统，具备了近现代的撰述形式，而不同于传统志书。既是一部研究青海地区少数民族历史及青海地方史地可资参考的重要省志文献，亦为近人以新式学术方法研究青海地方的一部完整著作，对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青海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人文状况大有裨益。民国时期，青海无完志，而《青海誌略校注》的整理付梓正可补青海民国无完志之阙。前

作者简介罗玮，1984年出生，山西临汾人，历史学博士。本科、硕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后留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蒙元史、明代前期史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历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世界历史》（英文版）等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2014～2015年，受国家留学基金（CSC）资助，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陇东学院教授、硕（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作者：杨富学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09月定价：128元ISBN：978-7-5490-2617-3总

作者、译者简介松井太，1969年生。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主要从事回鹘文研究。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陇东学院教授、硕（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臧存艳，1990年生，河南驻马店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宗教研究。19世纪末以来，新疆和甘肃敦煌地区相继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文书，成为15世纪前中亚前伊斯兰时代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其中过半保存在前苏联、东德和中国。过去，因这些国家一度的封闭状态，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回鹘研究者对全部藏品的详尽彻底研究。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这一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带来了回鹘研究环境之巨变，访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书持有机构以及直接观察藏品变得相对容易。尽管中国的藏品依然不轻易向外国人开放，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系列中亚写本影印本相继得到刊布。如是一来，对于学者来说，可供研究的回鹘文书总量与此前相比大为增加，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研究进度也在加快。各国文书持有机构正在互相合作，把各自收藏的回鹘文书上传到网上，因而世界各地学者可以通过网络看到藏品。本文拟就文献的数字化、编目工作及回鹘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略作概述。[1]一、数字化与网上数据库在回鹘文写本的数字化方面，德国和英国文书收藏单位所承担的研究项目走在了前面。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其收藏的中亚写本被重新整理，并统一放置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之柏林科学院。为便于学者研究，汉文、蒙文和梵文文本存放在位于波茨坦大街的柏林国家图书馆，而回鹘语和中古伊朗语文献则保存在位于雅格大街的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后者以回鹘文文书（以U表示）、汉—回鹘两种文字的文书（以CH/U表示）、摩尼文文书（以M表示）为主体。此外，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数以百计的文书残片和柏林科学院的美因茨藏品（以Mainz或Mz表示）中也有回鹘文文书或题铭。自1997年起，数字吐鲁番档案（Digital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陇东学院教授、硕（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袁炜，贵州省博物馆馆员。内容摘要：佉卢文铭文钱币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产生，基本终止于公元2世纪初，最终终止于公元3世纪末。其流布地域包含西北印度、巴克特里亚以及塔里木盆地。其铸行者包含希腊人、塞种人、帕提亚人、印度人、贵霜人和于阗人。其对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佉卢文源自西亚地区的阿拉美文，公元前5世纪，随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西北印度的征服，阿拉美文逐渐在巴克特里亚和西北印度流行。近些年，在阿富汗收集和刊布了48件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和希腊统治交界时期的阿拉美文文书，这些文书包含税收、贸易、宗教、商品等内容。在阿富汗东部靠近贾拉拉巴德的格拉曼谷地发现的两处孔雀王朝第三任君主阿育王在位第16年和第17年的石刻铭文，也采用阿拉美文。其逐渐演变为佉卢文，即在阿拉美文的22个辅音的基础上，扩充为5个元音、近30个辅音的文字，其流行于犍陀罗。现存最早的佉卢文铭文见于阿育王石柱。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凿刻石柱，宣扬“正法”。其中遍布于印度各地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婆罗米文，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阿拉美文和希腊文，阿富汗格拉曼和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地区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阿拉美文，只有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的石柱上的两处铭文采用佉卢文。这说明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佉卢文流行的区域仅是犍陀罗的核心地区白沙瓦，说明当时的印度、中亚统治者选择用不同的语言文字统治具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为佛教宣称的第一位护教法王，阿育王宣扬的“正法”思想包含大量佛教思想。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至贵霜王朝时期，在犍陀罗地区，佛教兴盛。因此，佉卢文在很大程度上与佛教相关联。由于受贵霜文化的影响，佉卢文一度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鄯善国时期非常流行。就现有的材料来看，佉卢文的流行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5世纪。一、印度—希腊钱币上的佉卢文将佉卢文用于钱币铭文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90年，德米特里（Demetrios）开始发行其戴象头帽头像的钱币，这可能象征其趁孔雀王朝崩溃时征服印度部分地区（见图1）。公元前190年至公元前180年在位的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和公元前190年至公元前185年在位的潘达雷昂（Pantaleon）的统治区横跨巴克特里亚南北，延伸至塔克西拉的印度河流域。他们开始发行希腊文—婆罗米文双语钱币，且模仿印度印记银币样式，铸造方形银币。其中潘达雷昂钱币正面为君主头像，铭文为婆罗米文Rajane

作者简介李亚栋，1987年生，甘肃会宁人，历史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吐鲁番学研究，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敦煌学辑刊》《西北民族论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作者：李亚栋、仵婷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年：2023年08月定价：108元ISBN：9787549026180内容简介由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馆员李亚栋博士和研究生院仵婷博士合著的《吐鲁番盆地考古发掘编号整理研究》一书于近日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第三辑成果之一。全书系统梳理了从1949年到2019年吐鲁番盆地70年的考古发掘情况与未来学术展望，对于部分涉及考古发掘、调查的编号进行考证，补充完善了相关学术史。本书第一章“吐鲁番盆地考古发掘概况”，以今吐鲁番市行政区划高昌区、鄯善县、托克逊县为准，每个区县下按照文物遗址单元区分，每个文物遗址单元下详细梳理七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情况。将一些零散见到的库存文物编号进行考证，加入相应的遗址点下。后附出土信息不详文物信息。第二章“文物编号信息校对及个案研究”分为七个部分，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柏孜克里克石窟、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古墓等不同角度校正了学界莫衷一是的文物编号信息。在吐鲁番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见到诸多文物编号与现在多种书刊中使用的编号有差异，对这些编号进行了分析比对。柏孜克里克石窟1980年出土佛经残片经过学者们的细致整理，已经刊布，然而目前依然有所遗漏，且佛经残片的编号有不详细之处，已经刊出的残片编号也有一些部分错误，本书对此做了补充和纠正。经考证，交河故城1968年出土的《孝经》文书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刊出交河故城1968年出土的数件文书残片实为同一批出土而分别刊布，且编号也有差异。哈拉和卓一号墓出土文物因历史时期人为原因被分散在两地三馆，现根据各书刊所见零散文物信息，可逐号索检，补充所缺。阿斯塔那墓地出土73TAM519：192-1文书中有两个残缺县城名，一直以来学者们使用推测的名称，并未经过严格考证。本书以排除法确定了一个县城名称，对另一残缺县城名按照地域范围进行了限定。敦煌吐鲁番账目契约类文书中，在书写数词时多使用“繁化”现象。敦煌文书中出现的数词“繁化”现象将其书写历史从宋代提前到了唐代。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这种现象则将其提前到了高昌国时代，即公元五六世纪。第三章“吐鲁番考古学展望”，对近年出版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新疆洋海墓地》《吐鲁番俗字典》《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五本考古报告、字典、论文集进行书评，说明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二十一世纪初吐鲁番晋—唐墓地考古成就，以及吐鲁番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发掘与文物整理的重大成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俗字整理成果、吐鲁番考古与丝绸之路研究新视野的成果。最后提出了吐鲁番考古学史的初步构建的命题。书后附有表格索引，对柏孜克里克石窟1980—1981年出土文书信息进行著录索引，同时对这批文书的出土编号、馆藏号、分类号对照进行列表展示。文章来源

University）文学院教授。近作包括《西方经学史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The

作者、译注者简介托马斯·巴罗（1909—1986），梵语专业，1937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1944年间在英国博物馆东方书籍与写本部工作。1944年任牛津大学博登梵语教授（Boden

作者简介胡小鹏，1958年生，山东济南人。兰州大学法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兼任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曾任《西北师大学报》主编，主要从事元史暨北方民族史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等6部专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首席专家。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次。作者：胡小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08月定价：128元ISBN：9787522717791内容简介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从秦汉至清末民初，而以元代为重点。内容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具体政策与制度研究，如行宣政院制度、茶马制度、边疆法律制度等；二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地理或族群研究；三是西北地区史事研究。宏观方面，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走向，以及大一统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践。同时在史料发掘与解读上颇有创新之处。目

作者简介孟凡人（1939-20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边疆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边疆考古学和汉唐考古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对新疆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和史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著有《北庭史地研究》《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丝绸之路史话》《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新疆考古论集》等，主编《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待出版）；在辽元明清都城、帝陵综合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出版专著《明代宫廷建筑史》《明朝都城》《宋代至清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研究》等。作者：孟凡人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23年11月定价：138元ISBN：9787100223720内容简介本次出版的《楼兰新史（增订本）》是以考古实证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建构了史籍中未记载存在的汉魏晋前凉楼兰史及其编年的基本框架。且在论述、论证中依托简牍文书，资料真实可靠，根据这些官方文书档案基本复原出汉魏晋前凉楼兰史的概貌，再现当时一些历史片断场景的实况。同时，由于《楼兰新史》是以楼兰汉文简牍文书为主的复原研究，本书也收入了楼兰汉文简牍文书的校释内容，包括著者孟凡人先生和诸家的考释成果，使基础资料与研究成果合为一体。这样可使读者对所关注的问题和论述进行复查与验证，从而各自作出应有的判断。目

作者简介余太山，1945年生，江苏无锡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主要从事古代中亚史、中外关系史等研究。著有《古族新考》《塞种史研究》《嚈哒史研究》《贵霜史研究》《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波斯和古代中亚：读书札记》等，主编《西域通史》《中亚学刊》《欧亚学刊》《欧亚译丛》等。作者：余太山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23年11月定价：48元ISBN：978-7-1002-2910-4内容简介本书为余太山近年研治古代中亚史的学术成果结集。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是古代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了彻底征服阿喀美尼德帝国、使自己成为亚洲之主，在大流士三世死后，亚历山大开始进军中亚。此举在中亚史上影响深远，尤其是亚历山大去世后成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给中亚乃至西北次大陆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的、文化的烙印。不仅如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对于东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资料、特别是文献数据的匮乏，上述历程中许多问题至今不甚了了。本书拟在尽可能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考述其间若干主要环节，以填补自己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亦为国内中亚古代史研究者提供参考。编辑推荐本书以希腊和古代中亚为题，述写亚历山大征服经略中亚的历史以及在其身后形成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百年史事。20岁成为马其顿联军统帅的亚历山大怀揣着复仇的意念和成为“亚细亚之王”的野心，大败阿喀美尼德帝国的大流士三世，征服波斯，大军一直打到今天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一代。亚历山大东征对中亚史影响深远，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对于东西文化交流作用不可低估，作者在相关历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吸收已有成果，为国内中亚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目

作者简介施越，1989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主编《“全球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经贸、医疗与人文新观察》（新华出版社2020年），次编《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2021年）。发表相关领域学术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亚近代史、中亚问题研究等。作者：施越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时间：2023年10月定价：78元ISBN：978-7-5473-2262-8内容简介15世纪中期，随着金帐汗国的分裂，莫斯科公国崛起而成区域大国。15世纪末，一度统一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帖木儿王朝分崩离析，广袤的中亚草原再无强权。两个世纪以后，俄国人来了！哥萨克的战马在乌拉尔河畔驻足，他们建造起城堡和边墙，利用中亚草原各部落之间的嫌隙逐步扩张。俄国如何在18—19世纪征服从奥伦堡至塔什干的广袤疆域？如何在地广人稀的草原地区建立统治，与英国争夺亚欧大陆腹地？本书以大量史料深入剖析俄国经略中亚草原的历史进程，关注近代俄国如何以政教制度塑造中亚草原的统治秩序，以及草原游牧社会在俄国统治之下的变迁与转型。俄国征服草原的历史也是中亚国家的近代史。这是一个漫长、热烈而忧伤的故事。本书将帮助读者理解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复杂关系，思考当前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编辑推荐★《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是一部关于近代中亚历史的学术著作，深入探讨了俄国如何征服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的广袤疆域。作者用丰富的史料，将读者带入漫长而充满激情的征服之旅，揭示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复杂关系，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有着深远的启示。★俄罗斯帝国以奥伦堡为桥头堡，南下里海，继承帖木儿帝国的遗产，渐次征服了汗国和部落。这本书以扎实的研究为基础，生动地还原了俄罗斯在18—19世纪征服中亚草原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幅恢弘壮阔的历史画卷。★通过深刻的分析和详实的史料，本书呈现了中亚地区在帖木儿帝国崩溃后的分裂与转型，以及俄国在地广人稀的草原地区建立统治的挑战。作者以其引人入胜的历史叙事功力，为读者了解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不仅是一部关于历史的著作，也对理解现今的国际政治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书中的详实研究对于探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洞见。这本书对于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研究者以及对中亚地区感兴趣的读者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后

作者简介王宁，浙江海宁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字训诂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教于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与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学部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与教材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文字训诂学、汉语词源学、辞书学、语文教育及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以上与陆宗达教授合著）、《〈说文解字〉与汉字学》、《训诂学原理》、《汉字构形学导论》、《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等，主编《古代汉语》等多部高校教材，主持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担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研制组组长、《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作者：王宁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23年9月ISBN：978-7-101-16292-9目

作者简介崔焱，1991年生，辽宁大连人，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献语言学和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项目3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多篇。作者：崔焱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6月定价：168元ISBN：9787522722887内容简介基于传统文献学原文、转写、对译、意译四行对照的方法，在其中对译部分增加了语法标注，做到系统、全面、精细地描写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语言面貌，并对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中的动词做了形态分析和描写。目

作者简介刘人铭，1991年生，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佛教考古与艺术领域的研究。作者：刘人铭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7月定价：188元ISBN：9787549026838内容简介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刘玉权先生所划分的23个洞窟及后来红外线所探照出的莫高窟第194窟为主，共24个沙州回鹘洞窟；涉及沙州回鹘洞窟的内容、壁画题材、窟中供养人像内容与特征分析、说法图取代净土变的原因、菩萨像的类型与特点、装饰图案、回鹘王像身份属性等内容。目

高启安，1957年生，甘肃景泰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博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兰州财经大学教授、硕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丝绸之路饮食文化、甘肃地方文史、裕固族、岩画等研究，发表论文190余篇，著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校注》《信仰与生活——唐宋间敦煌社会诸相探赜》等。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副会长，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特聘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民族师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高台县文物局特聘研究员。《丝绸之路》编委。“胡瓶”是一种特殊的盛容器，因其形制从西亚、中亚传来，所以中原人给它起了一个反映传入地、流行地和使用者民族属性的名字——“胡瓶”。胡瓶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明显例证。东西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大宗是饮食器的交流。中亚、西亚饮食器的东传，单纯就数量而言，不亚于饮食物的东传。对此，学者多有研究。就中“胡瓶”的传入，是学界有强烈兴趣并一直关注、着力研究的一件器物。有关胡瓶的定义、质地、形制、传入时间、出土地以及唐墓壁画中的胡瓶样式等，学者研究多矣。大体认为胡瓶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有别于东土瓶类盛容注器的一种特殊器皿。但胡瓶传入中土后对中土饮酒方式的影响如何？学界着墨尚不多。一、瓶形器及胡瓶造型“胡瓶”，顾名思义，就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盛容器的称谓。“胡瓶”是中土因其从外域传入而起的名字。其它的叫法还有“注瓶”、“银瓶”、“注子”、“执壶”、“凤首瓶”、“带把长颈瓶”、“环柄长颈鸡头壶”、“长颈大口瓶壶”、“带把壶”、“单柄壶”等，不一而足。瓶形器皿，作为盛容器，中土早有，史料多载其形制及用途，早先，中土的瓶形器，多用来作济器。《说文解字》：瓶，瓮也。瓮，壅也，汲瓶也。瓴，形似瓶。瓶形器这种功能，或者继承了彩陶时代尖底瓶的职事功能。《方言》：“缶谓之瓿㼴，音偶，其小者谓之瓶。”《礼记·礼器》：“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郑注曰：“盆、瓶，炊器也。”《仪礼·士丧礼》“新盆、盘、瓶、废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阶下。”，郑注“盆以盛水；盘承渜，濯瓶以汲水也。”汉扬雄《酒赋》记述了当时“瓶”的职事：子犹缾矣。观缾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满懐，不得左右，牵于缠徽，一旦击碍，为党所櫑，身投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

作者简介林梅村，1956年生，广东信宜市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丝绸之路沿线古城实地调查，多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探访沙埋古城，在青藏高原发掘唐代吐蕃大墓，实地考察蒙古高原古遗址，成就斐然。1984年以来，在海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西域考古与艺术》《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等。作者：林梅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5月定价：138元ISBN：9787301340271内容简介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受到波斯文化的强烈影响。《波斯考古与艺术》分上下两篇，上篇“波斯访古”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讨论两大文明在建筑、造型艺术、物种、冶金工艺、玻璃工艺等方面的科技文化交流；下篇“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从文献记载、交通地理、重要人物、出土文物等角度出发，进一步揭示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全书既有现场踏查古迹遗存的真切体会，也有对于文献、文物的细致考辨与解读。千古之谜，一朝冰释。目

作者简介奥里尔•斯坦因(1862—1943)，英籍匈牙利人。毕生从事考古、探险与学术研究。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著作等身。他是西方一位在地理探险和考古探险两方面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崇高声誉的学者。作者：[英]奥里尔·斯坦因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22年2月ISBN：978-7-100-20511-5内容简介本书是斯坦因根据他第二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察敦煌部分而写成的通俗纪实作品，也是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手稿素材之一。书中有玉门关长城遗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等内容，是我们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及其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可多得的佳作。目

作者简介吴大澂（原名大淳，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愙斋，苏州吴县人。吴大澂于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后，曾入李鸿章幕，后授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又曾两赴吉林，屯边、练兵、勘界，1887年后任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宦踪遍及东西南北。吴大澂又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收藏家、艺术家，而在其艺术实践中，又以书法的成就最高。作者：(清)吴大澂整理者：陆德富、张晓川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4月定价：68元ISBN：978-7-5506-3866-2整理者简介陆德富，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战国秦汉史研究，出版《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整理出版《吴大澂书信四种》《吴大澂书札》《驻德使馆档案抄》等。张晓川，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在《民族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文若干篇，整理出版《吴大澂书信四种》《吴大澂书札》《外交辩难》等。内容简介吴大瀓，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官员、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本书原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之一种，收录吴大澂《吴愙斋大澂尺牍》《吴愙斋赤牍》《吴大澂手札》《近代史所藏吴大澂档》等手札。前三种是吴氏给陈介祺、王懿荣、徐熙的书信与手札，后一种为吴氏在吉林期间给李鸿章、依克唐阿等人的书信。本书径录原文，并对这些手札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金石术语、名物制度等作了较为翔实的注释。现修订整理，纳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典藏本”。编后语在晚清的屈辱史上，不乏有刚正之士。提起抗击外敌、守卫国土，人们都知林则徐虎门销烟、左宗棠收复新疆，却有一个人鲜为人知。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纷纷前往伯希和住所参观、抄录、拍照敦煌遗书。这是我国学者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的开端，并很快就陆续推出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有关文书的图版、释文、叙录和初步研究成果。所以，1909年一般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发端。从1909年至今，敦煌学已经走过了一百一十多年的历程，这期间中外学者贡献的著作盈千，论文累万，可谓著述如林。《文史知识》编辑部约我写一篇全面回顾敦煌学史的短文，限五六千字。要完成以上任务，自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但略述各阶段的梗概和特点，或可值得一试，故将此文定义为“概说”。为方便叙述，本文将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一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生，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兼任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明史研究》编委等职。长期从事明清史、丝绸之路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文史》《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嘉靖革新研究》《明代内阁政治研究》《正德十六年——“大礼仪”与嘉隆万改革》《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朱元璋传》《宦官》等10余部专著，主编有《中国古代史论萃》、《西北开发史研究》、《西北史研究丛书》、《西北边疆社会研究》、《西北史籍要目提要》、《兰州通史》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10余项。敦煌九层楼“敦煌是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是千里河西走廊上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敦煌悬泉置河西走廊地处中国西北，南与青藏高原相邻、北与蒙古高原相接、东与黄土高原相会、西与塔里木盆地相连，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是西北各民族繁衍生息、融合发展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文化和其他优秀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舞台，在民族交融、中外交流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简牍就是其中之一。简牍是纸张普及之前中国古代普遍使用的书写载体。两千多年前的官府文书、书籍图录主要用简牍书写，而河西走廊干燥的自然环境，恰好为简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里，在河西走廊各地出土过65000枚以上的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56%，是名符其实的汉简之乡。出自汉塞烽隧的大量军事文书，是研究西北边疆、民族团结的第一手资料。出自交通要道的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马圈湾汉简，更是两汉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实时记录和原始档案，对我们研究“一带一路”的历史源渊和中华民族同丝路沿线各地区、各民族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嘉峪关敦煌是河西走廊出土汉简最多的地方。1907年以来，累计出土汉简4万余枚，是河西走廊的汉简之都。其中，敦煌悬泉置作为古丝绸之路主干道上的驿站遗址，出土了2万余枚有字简牍，不仅含括了汉王朝管理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内容，更记载了汉代长安至西域间详细的交通路线及里程。河西走廊出土的所有汉简，都与丝绸之路的开拓、畅通、繁荣、发展息息相关。悬泉汉简不仅记载了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而且还记载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来往，记录了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友好关系，是我们研究两汉丝绸之路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悬泉汉简真实再现了汉代丝绸之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在唤醒丝路文明记忆、彰显丝路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兰州中山铁桥竹木春秋，“简”“牍”古今。河西走廊汉简反映了中华民族保障丝路畅通、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在辉煌灿烂的新时代，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简牍文物，分布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关、悬泉置等文化遗产以及记录在简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加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是我国文博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向。西北师范大学作为甘肃省省属重点高校，始终坚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重视河西走廊简牍研究，先后成立了河西走廊研究院和简牍研究院。2021年，学校简牍学科被列入甘肃省省属高校国家一流学科突破工程重点扶持学科。同时，学校策划的《河西走廊通史》被纳入甘肃省“十四五”文化建设重大工程。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全面落实“传统学科强基础、新兴学科创一流”的学科发展战略，举全校之力支持简牍学科发展，积极推进简牍学科与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共建，谋划设立简牍学博士学位点，着力推动建设国内最大最全的简牍数字化信息研究平台和简牍学国家级实验室，助推“绝学”冷门——简牍学蕴含的文明之光跨越时空、穿越古今，绽放出新的时代色彩。文章来源

施先生简介：施萍婷，1932年生，浙江永康县人。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1956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到兰州艺术学院工作。1961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考古室主任。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遗书研究室主任，1984年担任敦煌遗书研究所所长，至1995年离休。1999年，被兰州大学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14名博士研究生。主编：石文

作者简介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鱼国之谜》等，发表论文122篇。按语：在纪念著名历史学家齐陈骏先生忌辰一周年日子里，浙江大学冯培红教授撰写系列文章回忆恩师。本文回忆两位浙江籍老师齐陈骏、施萍婷先生早年在兰州敦煌的研究佚事及晚居绍兴杭州的生活情形，颇有师恩难忘、教泽绵长的学人情怀。全文2812字，阅读约需4分钟时间。▲1997年5月，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答辩委员席。左起：杜斗城、郑炳林、齐陈骏、王俊杰、施萍婷、陆庆夫、楼劲诸老师。一2013年9月8日，我在QQ空间里写过一篇简短的日志，题为《两位老师的南下》，全文如下：齐陈骏老师是我硕士时代的导师，浙江天台人，今年78岁；施萍婷老师是我博士时代的导师，浙江永康人，今年82岁。天热的时候，他们北上兰州，或去敦煌；天冷的时候，他们南下浙江，一在绍兴，一在杭州，隔着钱塘江，如同元白。这种候鸟式的南北移居，成了他们退休后、尤其是老伴去世后的主要生活方式。齐老师又再“新婚”，新师母也经常随同南下北上。尽管如此，两位老师已经许久没有见过面了，我没有问有多久，很可能已经十多年没见过了吧。这次他们的南下，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天，也就是今天9月8日，真是巧合。不过齐老师火车地行，施老师飞机空行。前天我约请两位老师在三泰雅园一聚，两位老人终于见了面，互谈掌故。齐老师虽然比施老师小四岁，但施老师五六年进兰大读书，齐老师五七年从复旦毕业分来兰大教书，所以年长的施老师反称齐老师为老师。我同时叫了永明和直敏，永明和我是齐老师带的硕士同级同学，直敏和我是施老师带的博士同学，我比他高一级。我和直敏先去施老师家相接，她身体健朗，竟一路走来，还爬了天桥，让我想起上学时代她带我们每天攀爬莫高窟的情景，感动于老师的无私教诲。永明到小学接了川川、愿愿和塞赛。齐老师和师母穿过校园，步行而至。齐老师以前对我说，他和师母要把施老师从杭州接到绍兴住。真是让我感念老师们的真诚和温暖。今天，他们南下浙江，也是我的老家，希望他们一路走好，健康长寿！那一年，齐老师78岁，施老师82岁，均已是耄耋之年了。两位老师都是浙江人，都去了西北，施老师于1956年入兰大历史系读书，齐老师于翌年到兰大历史系教书，两位老师相识于1957，距离2013年的这次相聚已经有56年了。这对相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在离退休后都回到故乡浙江安享晚年，这次的同一天南归大概也是注定的缘分。在南归前两天，我邀请两位老师相见小聚，让他俩在时隔多年后难得相聚，让我都觉得莫名感动。二人生相见两茫茫。实际上，两位老师那天的相聚，也是他俩的永诀。他们虽然同在浙江，居地相去不远，仅有百里之遥，但2022年1月24日齐老师不幸离世，从此阴阳两隔，再无相聚之时。如今，施老师已经91岁高龄，祈盼她健康长寿、快乐开心！两位老师的生日仅差一天，齐老师是八月十九日，施老师是二十日。也正因此，自从我读博士以后，每年到老师们的生日之际，我总是不会忘记。齐老师的性格狷介孤僻，独来独往，所以除了我和同级师兄永明外，很少有人来给他祝贺生日。施老师的性格大方爽朗，言笑中还很幽默，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去施老师家，每年生日更是我们欢聚的节日。记得，有次在农民巷的“忆江南”生日宴，我稀里糊涂竟然记错发车时间，饭后赶到火车站已经误了车，幸亏汽车东站离得近，临时买了张票去银川。齐老师七十岁时，敦煌所搞了个颇为隆重的庆祝活动，让他感动得不得了，这也是因为平常很少过生日的原因。而施老师是怎么样都行的人，有人来祝贺她很高兴地接受，即使没人祝贺她也无所谓。我是很喜欢施老师这样的性格。在兰州时，我们学生时常在施老师生日时欢聚，而在她生日前一天，我一个人去齐老师家坐坐，也不敢提当天生日的事，只是与他说说话，陪他度过这一天。两位老师认识得早，结下的友谊也很深。▲施萍婷老师早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情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施老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齐老师也曾带学生去敦煌莫高窟参观过。特别是七十年代，齐老师两度去敦煌。先是在1973年，兰大工农兵学员提出到莫高窟“开门办学”，老师作为专业教师随工宣队前往敦煌，待了一个多月，与施老师相处较久。在施老师和贺世哲老师的介绍下，结识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许多先生，这为他后来在兰大开展敦煌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77年，齐老师又去敦煌，这次是去看望在敦煌插队的儿子大受，并再次前往莫高窟。大受哥在敦煌插队时，齐老师就拜托施老师常为照顾，双家关系甚为近密。施老师以后也多次向我说起大受哥，离休后定居杭州，大受哥还曾前去看望她，并在电话中对我几次说到要去看施老师。三1979年，齐老师在兰大创建敦煌学研究小组，当时兰大的敦煌学力量还比较薄弱，所以他千万百计地邀请校外学者前来讲课，并为《敦煌学辑刊》积极向外征稿。施老师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许多先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她不仅到兰大讲课，而且还给1980年新创办的《敦煌学辑刊》第一集写稿，题目为《奇思驰骋的“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与李其琼先生合作。稍后又为1982年出版的第三期撰写论文《两集敦煌文物介绍》。这些都是施老师为齐老师在兰大敦煌学初创阶段所给予的实际支持。1997年我硕士毕业时，齐老师邀请施老师到兰大参加论文答辩。两位老师共同坐在台上，我恭恭敬敬地陈述答辩，论文也得到了较好的评价。翌年，兰大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请的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点获得批准，两位老师一起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第三年正式开始招收博士生。▲1997年5月，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答辩师生合影。后排左起：楼劲、杜斗城、陆庆夫、王俊杰、施萍婷、齐陈骏、郑炳林。前排左起：段小强、刘惠琴、冯培红、刘永明。很偶然的机会，我成为施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就这样，两位老师都成了我的研究生导师，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2004年我博士毕业，已回绍兴定居的齐老师给我写了论文评审意见寄来，尚在兰州的施老师参加了论文答辩。这以后两位老师的交集见面，似乎就是2013年9月8日南归前两天的那次相聚了。如今想来，我真为自己那次的决定感到欣慰。

作者简介魏军刚，1988年生，甘肃陇西人，历史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西北出土文献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书法》《江海学刊》《出土文献》《历史地理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30余篇。入选2021年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拔尖）人才”计划。韩树伟，1989年生，甘肃陇西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作者：杨富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定价：98元ISBN：9787519456085书

主编简介郝春文，1955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和《敦煌吐魯番研究》主編等職。曾任耶魯大學和臺灣中正大學客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敦煌學和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著有《中古時期社邑研究》等著作二十多種，在國內外發表論文和書評100多篇。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99年9月至2000年9月，郝春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北京市的共同资助，在英国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访学一年，从事以上课题的研究。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经出版18卷，全书预计30卷，将陆续出版。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時間：2023年7月ISBN：9787573207326《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二卷為慶祝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四十周年專號。《敦煌吐魯番研究》每年出版一卷，以刊登研究敦煌吐魯番及相關地區出土文獻的論文為主，內容包括歷史、地理、藝術、考古、語言、文學、哲學、宗教、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傳統學術問題，兼及學術動態和書評。本刊第二十二卷刊有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者關於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論文17篇，書評7篇，新書目1篇，反映了敦煌學、吐魯番學的最新研究動態。本書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專業年刊，已持續出版到第二十一卷，為國際性學術期刊，以追求學風嚴謹、創新有據為特色，宣導發表新史料、新書評和相關學術資訊，內容豐富，學術價值較高。目

周年特展》开展仪式（一）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俊先生致辞（二）《吐鲁番考古第一人——纪念黄文弼诞辰130

2023年8月19-21日，第八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西夏学学术研讨会议程在宁夏大学举办。宁夏大学是国内研究西夏学的重要阵地，形成一批老、中、青组成的学术团队，欢迎大家关注！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鱼国之谜》等，发表论文122篇。在历史上，会稽与建康是江南地区赫赫有名的都市，而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上，也有会稽与建康两个地名。前者出现时间早、名气大，后者是晋代以来侨置在河西的地名。这表明在中古时代，具体而言是从西晋到北宋，江南文明对河西走廊有着极强的持续性影响。然而颇有意趣的是，河西会稽与建康起初是为了安置侨居此地的江汉南人，后来却成了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的聚居地，甚至形成了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的郡望。一、会稽县、会稽郡与会稽镇江南地区的会稽，自秦始皇以来设置郡县，一直绵历不替，作为郡至唐犹存，作为县则讫清犹存，影响可谓深远。秦汉时期，会稽郡的治所原本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到东汉顺帝时分会稽郡置吴郡，乃移治于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1]作为江南名郡，到西晋时其影响及于西北，在河西走廊西部首先出现了会稽县。[2]《晋书》卷14《地理志上》云：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3]西晋惠帝在敦煌、酒泉二郡之间新设会稽（治今甘肃省瓜州县小宛破城）、新乡（治今甘肃省玉门市昌马乡）二县，连同从二郡中析分出来的六个县，设立了晋昌郡（治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4]当时，江南会稽郡与河西会稽县同时并存，两者之间或许存在某些关联，可能西晋在280年平定吴国后，曾从江南移民到河西而出现了侨置之会稽县，[5]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十六国时会稽县仍然存在，如阚骃之“父玖，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6]此时尤可注意者，是西凉李暠新设了会稽郡。该郡的设立，源于前秦苻坚与东晋交战过程中，将从江汉地区掳掠到的大批南方人迁徙到河西西部。《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初，苻坚建元（365—385）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7]这万余户江汉之人被称为南人，他们和七千余户中州之人被前秦迁徙到敦煌，对河西西部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西凉时，李暠（字玄盛）于405年把国都从敦煌迁到酒泉，又将之悉数东徙酒泉，其中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治今甘肃省玉门市赤金堡）。李并成根据《通典》注文的省略记述，认为“李暠安置南人（江汉之人）的会稽郡设在原敦煌郡境内”，[8]并不准确，实际上是在原酒泉郡界内。李暠没有将万余户南人全部统一设立会稽郡，应当是出于平衡每郡人口数字的考虑。不过，这些南人来自于秦晋交战的江汉地区，并非江东之会稽郡，大概是因为东晋在江东立国，而且会稽郡名声较大，西凉境内的晋昌郡原本就辖有会稽县，所以李暠以会稽名郡，更加方便拉拢与东晋王朝的关系。西凉新设的会稽、广夏、武威、武兴、张掖五郡，均为侨郡，位于原酒泉郡的地盘上，而会稽县则属于晋昌郡，所以新设的会稽郡与原来的会稽县当非从属关系。只是我们不知道西凉会稽郡设立以后，是否随即撤销了晋昌郡之会稽县，而使之成为会稽郡中的县名？西凉亡国前夕，敦煌父老令狐炽梦见一位穿着葬服帢衣的白头老翁说：“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毂”。[9]桐椎是西凉后主李歆的小字，所谓长木、桐椎即指其人，而吹折长木的“南风”当喻指前秦从江汉地区迁来的南人。这则梦谶虽然说是南人动摇了西凉王国的统治，但它出自于敦煌大族父老令狐炽之口，[10]反映了敦煌大族与江汉南人之间存在着矛盾，以及前者对迁都酒泉的西凉李氏政权的不满。[11]439年北魏攻克北凉国都姑臧，之后进取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于442年统一了河西走廊。北魏在河西设立敦煌、凉州二镇，但在敦煌镇下并未沿袭设置会稽郡，直到正光元年（520）才重新恢复设置会稽郡，却非是西凉会稽郡的翻版，而是设在原西晋会稽县。《通典》卷174“晋昌郡”条晋昌县下注云：有昆仑障，汉宜禾所居，故城在县界。后魏明帝正光（520—525）中置会稽郡即于此。[12]《太平寰宇记》卷153“瓜州”条晋昌县下指明了它的具体方位及年代：“宜禾故城，汉宜禾都尉所居，城在县西北界。乃后魏明帝正光元年侨立会稽郡于此”。[13]宜禾故城位于唐代瓜州的西北，自然不是位于原酒泉郡范围内的西凉会稽郡，而应设在原西晋会稽县。正因为北魏会稽郡与西凉会稽郡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杨守敬在考证《隋书·地理志》时，据此推测“或后魏有迁徙，故志作后魏置欤？”[14]实际上，西凉与北魏的会稽郡名称虽同，却属两地，前者位于原酒泉郡界，后者是从西晋晋昌郡之会稽县发展而来。李正宇考证其治所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城东南30公里处的六工破城子，李并成则认为在今瓜州县城往东18公里处的小宛破城。[15]汉代的宜禾都尉，约在魏晋间升格为宜禾县，隶属于敦煌郡，西晋时并入新设立的晋昌郡，而晋昌郡辖有会稽县，故知北魏会稽郡当在西晋晋昌郡之宜禾、会稽等县的基础上升格而来，而不是直接恢复位于原酒泉郡境内的西凉会稽郡。北魏后期设立的会稽郡，到北周初被废，改设晋昌郡。《隋书》卷29《地理志上》“敦煌郡玉门县”条注云：后魏置会稽郡。后周废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16]北周初废罢会稽郡后，仍然保留了会稽县的建制，而且新乡、延兴二县并入了会稽县，使之成为规模较大的县。《太平寰宇记》卷153“瓜州”条记载西凉置会稽、广夏二郡后，续云：“至后周初并之，复为晋昌郡。至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17]《隋书·地理志上》所记北朝会稽、新乡二县，当即西晋元康五年新设立的晋昌郡所辖二县。王仲荦推测，“北周之晋昌郡治或在会稽也”，遂认为永兴郡治在会稽；他反对北周会稽县位于唐晋昌县之西北，认为“北周并会稽、延兴等县为会稽县时，会稽县额虽未废，而县治实已东移”，推断从宜禾故城向东“移治于后魏之玉门郡玉门废县也”，亦即“今甘肃玉门市西北赤金堡附近”。[18]此说为李并成所赞同。[19]他们的根据是新乡、延兴二县在今甘肃省玉门市境内，不可能与位于今瓜州县锁阳城西北的会稽县相并，只有会稽县治东徙才能加以合并，因此推测会稽县东徙至今玉门市赤金堡。上引《隋书·地理志上》“敦煌郡玉门县”条注文在北周会稽县后续云：“开皇（581—610）中改为玉门，并得后魏玉门郡地”。正因为并县后的会稽县东徙至今玉门市赤金堡，才有可能在开皇时进一步合并原北魏玉门郡之地，并更名为玉门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肃州”条玉门县下云：“后魏孝明帝改为玉门郡，周武帝省入会川县，隋开皇十年（590）复改为玉门县”，[20]李并成认为这里的会川县为会稽县之讹。[21]敦煌文献中记载到一位会稽县令宋绍演，任职时间在北周、隋初之际。日本东京三井文库所藏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卌六尾题：“大随（隋）开皇三年岁在癸卯（583）五月十五日，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丧，亭（停）私治服。发愿读《华严经》一部、《大集经》一部、《法华经》一部、《金光明经》一部、《仁王经》一部、《药师经》，卌九遍。愿国主兴隆，八表归一，兵甲休息。又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天寿国，常闻正法；己身福庆从心，遇善知识；家眷大小康休。一切含生，普蒙斯愿”。[22]日本学者大多从纸质材料的角度，判断该写经是伪写本，[23]但“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绝不会是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官衔与人名，他在北周末或隋初出任会稽县令，隋初又升任为鹰扬府中的武候帅都督。自隋代废罢会稽县后，终唐一代不再在河西走廊上设置会稽郡或县，但到五代末期，曹氏归义军又出现了会稽镇。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曹氏归义军前期统辖“二州六镇”，[24]学者研究认为“六镇”是紫亭、寿昌、悬泉、雍归、常乐、新城镇，[25]而P.3727《后周广顺五年（955）正月都知兵马使吕富延、阴义进等上太保衙状》云：右今月某日某时，于向东甚处，递到消息，言道有马踪多少骑，数来入会稽、新乡、雍归、新城管界。[26]这里新出现的会稽、新乡两个地名，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新设之镇，[27]曹氏归义军后期遂称“二州八镇”。[28]很有意思的是，西晋元康五年新设晋昌郡之会稽、新乡二县，到五代曹元忠时又增置会稽、新乡二镇，仍属瓜州（晋昌郡），地点应当相同。S.8516A《后周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榜》是归义军设置新乡镇的榜文，[29]S.8516B《后周广顺二年（952）某月五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帖》中有“贬流会稽”之语，[30]说明会稽镇的设置比新乡镇稍早，到955年上揭状文中就出现了会稽、新乡二镇。S.5606《书手某乙抄录会稽镇状稿样式》云：贼来输失状。某处寇盗。右今月某日，从某处寇盗蓦突出来，直到城下，贼有三百骑已来，欲拟相敌，恐怕输失，虏劫五六余人，更无损动。更有言语，任之书。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无贼错接火惊动状。右今月某日夜，某处火出，遂差都知游弈寻探，某处种田人灼火错看，此件虚谬无贼。今则管界澄清，总无惊怕。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镇使不在镇内百姓保平安状。副使某甲、百姓等状上阿郎衙。右某月，镇使李某甲奉帖上州去后，镇县内外并平安，烽烽又无动静。防门守护，准旧兢兢；捉道、烽铺，不敢怠慢。向东一道，更无息耗。谨具状奏闻，谨录状上。…………………………………………………………………………………………………书手某乙。右奉差会稽抄录。来时蒙阿郎处分，赐限居守一年。今则时过，望替，未得指挥。伏乞（后缺）。[31]根据最后“右奉差会稽抄录”一语可知，这是会稽镇上给归义军节度使的状稿样式。会稽镇的李镇使奉命到瓜州去汇报工作，离开了会稽镇，由副使代行其职，管理镇务。在镇使、副使之下，还设有都知游奕使，被差往侦查某处起火的情况。第三件状文提到“向东一道”，可知会稽镇主要是防遏来自东面的贼寇。镇使又作镇遏使，P.4060《会稽镇遏使罗祐通供养佛像》左下侧题记云：“施主会稽镇遏使罗祐通一心供养”，[32]关于此件画像的年代，池田温判断为“大约十世纪”。[33]在敦煌文献中经常出现“罗镇使”，如P.2916《癸巳年（993）十一月十二日张马步女师迁化纳赠历》云：“罗镇使：非（绯）绢一匹，黄绢一匹，透贝一匹”；P.4700《甲午年（994）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中有“罗镇使及娘子并都头小娘子四人”；P.3942《荣亲客目》亦有“罗镇使及娘子”。[34]在曹氏归义军前期，有一位紫亭镇使罗盈达，是节度使曹议金的妹夫，但上举文书的时代皆为曹氏归义军后期，因此这位罗镇使应非紫亭镇使罗盈达，当为会稽镇使罗祐通。关于会稽镇的地理位置，陈国灿据前揭《隋书·地理志上》所载会稽县于开皇中改为玉门县，认为“会稽镇设于酒泉西二百里的旧玉门县地，即今甘肃玉门市属的赤金县城附近”。[35]然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0“肃州”条云：“玉门军，开元（713-741）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天宝十四载（755），哥舒翰奏废军，重置县”。[36]若依陈氏所论，则会稽镇与玉门军同治一地，这似不可能。李并成专门撰文考证了归义军会稽镇，认为其地当在今瓜州县城东36里处的小宛破城，并云：“会稽镇位居疏勒河中游绿洲北部，为归义军政权的北部屏障，并与其西南的悬泉镇、东南的瓜州城呈三足鼎立、相互策应之势，居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它的设置既可防范甘州回鹘政权沿疏勒河干流北岸，绕道瓜州北部而来的袭扰，又可东与新城镇、玉门镇连成东西一线，南与悬泉镇、雍归镇以至新乡镇连成南北一线，构成对瓜沙腹地几个方向上的拱卫，并且还可有效地切断甘州回鹘沿截山子——三危山北麓地带对沙州腹地的侵扰”。[37]笔者赞同此说。P.2155v《某年六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云：“于去五月十五日，被肃州家一鸡悉歹勺作引道人，领达坦（怛）贼壹伯（佰）已来，于瓜州、会稽两处同日下，打将人口及牛马”。肃州家与达怛联合西侵归义军，从东向西沿着瓜州、会稽镇一线前进，可知会稽镇位于瓜州之西，实即瓜州西北的宜禾故城，也就是西晋晋昌郡之会稽县、北魏后期至北周初的会稽郡，治所均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城东36里处的小宛破城。而西凉会稽郡是从酒泉郡中析置出来的，以及北周合并后的会稽县，其治所则东徙到今甘肃省玉门市西北赤金堡。二、建康郡与建康军建康原名建业，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著名古都，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改名建邺，到313年晋愍帝司马邺上台，因避讳而更名为建康，其建制为县。而从十六国至唐代的河西走廊上也出现了一个建康（治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十六国建制为郡，唐代则名之曰军。建康郡始见于前凉时期，《前凉建兴廿四年（336）三月廿三日周掾妻孙阿惠墓券》云：建兴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直执。凉州建康[郡]表是县显玉亭部、前玉门主领妻孙阿惠得用。[38]前凉前期一直奉行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如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骏犹称建兴十二年”；晋成帝咸和八年（333），“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并遣陵归，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39]建兴廿四年为公元336年，正值前凉张骏统治（324—345）中期，仍然使用已故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当时前凉仅辖凉州一州，建康郡、表是县为其属郡、属县。汉晋时期，表是县一直为酒泉郡的辖县，[40]高台县骆驼城出土《西晋元康元年（291）铭旌》亦有“元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晋故凉州酒泉表是”之文字，[41]可见直到该年表是县仍然隶属于酒泉郡，也就是说当时建康郡尚未设立。如果说291至313年间从酒泉郡中析出了建康郡，那么河西凉州之建康郡比江南扬州丹杨郡之建康县，命名要早；但是对比前考河西之会稽县晚于江南之会稽郡，则河西建康郡似亦不应早于江南建康县。河西建康郡应该和会稽县一样，是对江南建康县与会稽郡的侨置，时间相对要晚。不过，建康郡不太可能设于313至317年间西晋末年的战争混乱之际，而应置于东晋时期，此时河西为前凉张氏所统治。前凉名义上忠奉晋室，自从张寔开始一直遣使建康，而东晋朝廷也给前凉统治者加官封爵，双方之间保持着不间断的连续。[42]建康是东晋都城，河西之建康郡应该是前凉张氏为了表示效忠东晋而取名的侨郡。元人胡三省说：“建康郡，盖张氏所置，张茂分属凉州”，[43]似乎张茂时已从酒泉郡分置出建康郡。[44]又据《甘肃通志》卷23《古迹》“肃州”条记载，“建康故城在县南，晋置。《十六国春秋》：‘咸和元年（326），张骏分建康郡，属凉州’”。不过，这两条史料后出，笔者翻检现存诸本《十六国春秋》，未见此语，颇难据信。寇克红认为，335年张骏派遣敦煌太守杨宣出征西域，“建康郡是咸康五年（335）张骏为配合西征而增置的”；[45]并云：“张骏把史氏家族的居住地由县增置为郡，并将郡名命名‘建康’，与东晋都城同名，使其成为团结汉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旗帜”。[46]建康郡位于酒泉之东，距离敦煌颇远，与杨宣出征西域有何关系，尚不得而知。寇氏大概是根据前揭《周掾妻孙阿惠墓券》中336年出现了建康郡，遂在此稍前寻找相关线索，从而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张骏时，“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十一郡为凉州，以长子重华为刺史；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八郡为河州，以其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私署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47]354年张祚称帝，大肆分封，其中以子“庭坚为建康王”。[48]从《周掾妻孙阿惠墓券》可知，前凉在建康郡表是县的基层设有显平亭之机构。另外，在县以下一般设置乡、里等机构，有两件《高俟墓券》记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正月廿六日下葬的“凉故凉州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故州吏高俟、俟妻朱吴双”夫妇，以及同日下葬的《高容男墓券》记载“凉故凉州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大女高容男”，[49]为了解前秦建康郡表是县的基层乡里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后凉时期，建康郡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里是反抗吕氏政权的重要据点。吕光初年，前凉末主张天锡的世子张大豫举兵反吕，“乃遣[王]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但张大豫进攻姑臧城失利，兵败后逃奔广武，“穆奔建康”，[50]这里成了前凉残余势力的联络据点。吕光末年，段业为建康太守，在沮渠男成、蒙逊兄弟及郡人高逵、史惠等的支持下，被拥戴为凉州牧、建康公，独立建国，号称北凉，建康郡成为段业北凉的国都。到吕纂时，“遂围张掖，略地建康”，[51]但并未得手。401年后凉亡国后，吕隆投降后秦，被封为建康公。[52]在北凉和西凉对峙时期，建康郡位于两国交界的前沿，双方争夺非常剧烈。401年，段业在新迁国都张掖被沮渠蒙逊所杀，建康郡为沮渠氏北凉所有。同年，后秦击灭后凉，沮渠蒙逊派遣建忠将军沮渠挐、牧府长史张潜到姑臧拜见后秦统帅姚硕德，“硕德大悦，拜潜张掖太守，挐建康太守”。[53]405年，西凉李暠迁都酒泉，“以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建康太守，镇乐涫”，正因为建康郡实际在沮渠蒙逊之手，西凉只能在乐涫暂时侨置建康郡。然而在此之后：玄盛亲率骑二万，略地至于建东，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且渠蒙逊来侵，至于建康，掠三千余户而归。玄盛大怒，率骑追之，及于安弥，大败之，尽收所掠之户。[54]李暠率军东攻北凉，打到了“建东”，即建康郡的东部，也就是说西凉从北凉手中夺取了建康郡，其势力空前强大，连西域地区的鄯善、车师前部王都向西凉遣使贡物。稍后，沮渠蒙逊发动反攻，向西攻至建康郡，但并未夺回城池，反为李暠败于安弥县，这同样说明建康郡为西凉所有。从两国掠夺建康郡的人户数字来看，它确实是个人口较多、地位重要的郡城。西凉后主李歆时，主簿氾称上疏进谏，其中说到“六月，陨星于建康”，[55]可见直到西凉晚期，建康郡仍然为其所有。不过，沮渠蒙逊最终夺回了建康郡。417年，沮渠蒙逊发兵三万，大举进攻西凉，却在解支涧为李歆所败，拟整军再战，为前将军沮渠成都谏止，“蒙逊从之，城建康而归”。[56]《资治通鉴》卷118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条对此事记作：“蒙逊城建康，置戍而还”。[57]关于“置戍”一词，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北凉夺回建康后，不再设置为郡，而是改为建康戍；二是对建康郡加固城池，增置戍卒。虽然《魏书》卷106下《地形志下》瓜州条下注“郡县阙”，但王仲荦根据《周千记墓志》所载“大魏永平三年岁次庚寅（510）十月己巳朔十七日乙酉讨虏将军□□□凉州建康郡表氏县周千记墓之文也”，认为当时建康郡尚未被废。[58]《周书》卷28《史宁传》云：史宁字永和，建康（袁）[表]氏人。[59]北周时建康仍然设置为郡，下辖表是县，但到隋初开皇三年（583）十一月“甲午，罢天下诸郡”，[60]建康郡也就被裁撤了，并入甘州（张掖郡），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建康郡。关于建康郡的治所，王仲荦认为“治建康城，今高台县西南四十里”，但又说“领县一”即表氏，位于高台县西。[61]若建康郡仅辖一县，则表氏县当为其附郭县，但从地理方位来看似又略不相同。郑炳林则说：“建康郡治建康，建康乃郡之附郭县”，然其所举两条史料提到后凉建康太守李隰、段业，[62]均为郡，而非县。史籍、墓券中经常记载到建康郡表是县，笔者认为寇克红所言“前凉张骏在表是县增置建康郡，将酒泉郡表是县改属建康郡，并与建康郡同治骆驼城”，[63]是正确可靠的。然而，建康郡是否仅辖表是一县？前面说到李暠率领的西凉军队，在安弥县追及并打败了沮渠蒙逊的北凉军队，说明安弥县位于建康郡之东。该县原为酒泉郡所辖，前凉建康郡设立后，当改隶于建康郡。其次，李暠在未攻占建康郡前，以张体顺为建康太守，侨镇于酒泉郡之乐涫县。占领建康郡后，乐涫县很可能亦为该郡之属县。隋初废罢建康郡，以后虽然不再设郡，但由于该地位于黑河沿岸，连接甘、肃二州，是北防突厥、回鹘等族，南御吐蕃的重要据点，军事位置与作用十分突出，在武周时期遂设立了建康军，属于河西节度使管辖下的九军之一。《元和郡县图志》卷40“凉州”条云：“置河西节度使，备羌胡。统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新泉军、豆卢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军”，其中建康军下注曰：证圣元年（695）尚书王孝杰开镇，周回以甘、肃两州中间阔远，频被贼钞，遂于甘州西二百里置此军。[管]兵五千二百人，马五百匹。东去理所七百余里也。该书“甘州”条下云：“建昌军，在州西北一百九十里”，[64]“昌”字当为“康”之误，但“西北”较“西”更为确切，实际里数亦应以甘州西去190里为准，200里乃言其整数。关于“开镇，周回”之语，《唐会要》卷78则云：“王孝杰开四镇回，以两州界回远，置此军焉”。[65]王永兴据此指出《元和郡县图志》有脱衍讹误，并说王孝杰开四镇，即为收复四镇，事在长寿元年（692），从而否定了证圣元年（695）设置建康军的说法。[66]李宗俊则通过梳理《资治通鉴》中关于王孝杰在692至695年间的行踪范围，认为一直在西北地区与吐蕃、突厥作战；同时又据敦煌文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的记载，认为王孝杰在695年出现于瓜州、沙州，来证明该年设置建康军是准确无疑的。[67]据《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记载，“证圣初，又为朔方道总管，寻坐与吐蕃战败免官”，虽然以朔方道总管的身份来设置河西之建康军，颇有些让人怀疑，但他率军与吐蕃作战，应该是活动在河西走廊，所以才会在甘州西部设置建康军。尽管李氏考证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中的“今年”为695年并不准确，[68]但该年以后王孝杰活动在沙州、瓜州，这并不妨碍他在该年已经设置了建康军。在河西节度使所辖的九个军中，从户数、马匹数来看，建康军仅次于赤水、大斗二军。[69]唐代天下诸军、州所管屯田，其中“河西道赤水三十六屯，甘州一十九屯，大斗一十六屯，建康一十五屯，肃州七屯，玉门五屯”，[70]建康军同样低于赤水、大斗二军，而高出玉门军。这说明，建康军在河西九军中确实是极为重要的军事机构。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云：“以今月初六日戒严，引高牙而出，十二月会于大斗之南。……臣自以马步三千，于大斗、建康、三水、张掖等五大贼路为应接。……波主等将辞，臣戒之曰：‘……尔须自大斗南山来入，取建康西路而归’……”，[71]建康军成为抗击吐蕃北侵的五大交通道路之一。到安史乱后，吐蕃侵攻河陇，于764年攻陷凉州、甘州，逃到甘州的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被沙陀人所杀，建康军遂成为抗击吐蕃的军事前沿。P.2942《唐永泰年间（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云：“建康无屯牛取朱光财充市。……建康悬军，复无人户。若令独办，又恐阙如。终须量事，支持余欠，当军率税”，[72]就是吐蕃进攻下的建康军的真实写照，孤军奋战，人户衰耗，生产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由于建康军地理位置特殊，军事作用重要，故建康军使一职经常由甘州刺史兼任。苏颋《命吕休璟等北伐制》云：“建康军使、甘州刺史李守征，玉门军使、肃州刺史汤嘉惠，墨离军使、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军使、伊州刺史李眘交等，各领当军兵马，与突骑施守忠、吕休璟等计会，共为表里”，后署“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73]当时距离建康军设立不久。P.2942《唐永泰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提到“甘州镇守毕温、杨珍、魏邈等权知军州”，郁贤皓认为这三人也是建康军使兼甘州刺史。[74]至于“李牧”、“李使君”、“李开府”，荣新江说“称‘使者’，指其任建康军使，言‘典郡’、‘牧临’，指其任甘州刺史”。[75]不过，并非所有的甘州刺史都兼任建康军使，最著名的例子是开元十五年（727）以前的张守珪，官任建康军使、左金吾员外将军。[76]另外判集中记载，“建康军使宁憘，擅给緤布，充防城人赐”。P.4640《吴僧统碑》载其“皇考讳绪芝，前唐王府司马、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即千夫长，使在列城。百乘之军，扬旌镇远。……因授建康军使廿余载。属大漠风烟，阳关路阻，元戎率武，远守敦煌，警候安危，连年匪懈，随劳久滞，因为敦煌县人也”，[77]吴绪芝当为陷蕃前夕的末任建康军使，最后退守到了敦煌。三、粟特郡望：会稽康氏与建康史氏会稽、建康这两个原本是江南的都市，却侨置于遥远的河西走廊。如果仅仅是作为侨置江南民众的地名倒也罢了，可最后却成为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的聚居地，甚至出现了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等著名姓望，这无疑是极富意趣的。《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康传》云：“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78]这些据称原本居住在祁连山北面河西走廊昭武城的九姓人，在学界被通称为粟特人。康国国君虽说姓温，但东迁入华者皆以国为姓，即姓康，而其他安、曹、石、米、何等氏亦同样以国为姓。[79]魏晋北朝，粟特人大批东迁，随着当时北族入华的整体形势，他们很快与当地社会相融合，甚至在北朝后期及隋唐的河西走廊上形成了自身的郡望，如武威安、曹、石三氏与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等，它们得到了全国社会的认同。[80]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登录了唐代全国10道90郡的778姓，其中越州会稽郡有康姓：越州会稽郡，出十四姓：夏、谁（谢）、贺、康、孔、虞、盛、资、钟离、骆、兹、俞、荣、氾。[81]《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5“康”条亦云：“唐太学博士康国安远祖，过江居丹阳，又徙会稽”。[82]惜康国安的远祖姓甚名谁不可知晓，但该书列出了《南史》卷55《康绚传》，云：“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河西，因留不去，其后遂氏焉。晋时陇右乱，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420—422）中，穆率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立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伯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而康绚在萧齐亦为华山太守，世袭其职，说明该家族在南朝势力之大。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康绚家族是粟特后裔，其祖上经过东迁、南徙，最后到了南朝境内。康绚主要活动于萧梁时期，官至卫尉卿，其家族也因此移居到了江南建康，但未及会稽。[83]在出土的许多唐代康姓人物墓志中，志主多自称会稽人，但他们大多为河西会稽人，而非江南会稽人，且很多保留了粟特人的民族特征。荣新江在考察粟特人迁徙及其聚落时，在“常乐/瓜州”部分已经提到康遂诚、康志达、安久光妻康氏及另一位康氏夫人等人，均自称为会稽人，甚或会稽山阴人，但《康氏墓志》云：“游击将军、上柱国、赏绯鱼袋康府君夫人康氏，会稽人也”；另一方《安公夫人康氏墓志》亦云：“夫人姓康氏，其先会稽人也。笄年又移天行于河州别驾安久光”，康、安二氏都是昭武九姓，他们实行内婚制，显然就是居于河西会稽的粟特人。荣氏说河西之会稽“才是大多数自称为会稽郡望的康姓人的本来居地，他们从西而来，落籍会稽”，并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康姓之称会稽人，大多数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84]同为粟特人的史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载唐代雍州京兆郡出四十姓，其中有史姓，P.3813《唐判集》即云“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有邻居康莫鼻，有人状告“婆陀，阛阓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门，贱地寒微”。[85]史婆陀虽然家资万贯，富比王侯，并且拥有骁骑尉之勋官，却因为是个粟特胡商，才会被蔑称为寒门贱族，但实际上已经是京兆大族，并被时任认可，写进了全国性统一的姓氏书中。比起京兆史氏，史姓粟特人最著名的当属建康史氏。《元和姓纂》卷6“史”条有建康、宣城、高密、京兆、陈留、河南六望，其中首望：建康史氏

主编简介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暨西北史地、隋唐五代史等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总

作者简介马玉凤，1983年生，甘肃天水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中国与中亚关系史及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专业教学与研究。“丝绸之路”概念于19世纪晚期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代名词。尽管“丝绸之路”一词所包含的内容日益丰富，但中国至中亚的交通路网始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在中国的向西开放中具有特殊地位。一“丝绸之路”由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这一词语脱胎于古希腊时代的记述，其重点便是张骞“凿空”之后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路线。东西方的“通道”和交流路网，是李希霍芬提出这一概念的落脚点。尽管“丝绸之路”一词提出不到150年时间，但是对两千多年来张骞“凿空”的这一通道，古代中国就有多种称呼，如“外国道”（《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西域道”（《隋书》卷33《经籍二》）、“朝贡之路”（《宋史》卷490《外国一》），此外还有“麝香之路”“毛皮之路”（王尚寿、季成家主编：《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等。与这些汉籍文献不同，李希霍芬从众多贸易物品中选择“丝绸”作为命名的核心要素，反映出他注意到了从东西方开始交往之初，丝绸在贸易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吴正浩，1994年生，河南林州人，法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古出土文献与西北民族关系史、文化史研究。内容提要：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北魏时期所镌刻的两方墓志，二志出土后，先是为于右任先生收于其名为“鸳鸯七志斋”藏石之中。[2]20世纪50年代，著名金石学家赵万里先生编纂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中（以下简称《集释》），收录有此二志，并作了精要考释。[3]后刁淑琴、朱郑慧又撰有《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北》文），对墓志所涉相关史事做了考述。[4]事实上，除上述外，涉及《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的相关研究论著还有很多，此处兹不赘述。一、有关《鄯乾墓志》与《鄯月光砖志》出土地、录文《鄯乾墓志》（图一）于1930年在洛阳东北后沟村出土。[5]据赵万里《集释》记，与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志盖，上“泛题《墓志铭》三字”，“志盖俱正书”。“志高56.4厘米，广48厘米。十九行，行二十二字。”[6]现据墓志拓本，录文如下：魏故征虏将军、河州刺史、临泽定侯鄯使君墓铭君讳乾，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侍中、镇西将军、鄯鄯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鄯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7]考以去真君六年归国。自祖已上，世君西夏。君初宦以王孙之望，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入领左右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出为征虜将军、安定内史。春秋卌四，以永平五年岁次壬辰正日四日薨，蒙赠征虏将军、河州刺史，谥曰定。其年四月改为延昌元年八月廿六日卜营丘兆于洛北芒而窆焉。其辞曰：有祑斯流，濬发灡京。唯天纵昌，聿资厥声。世光凉右，袭烋慕荣。豊幹絜源，邈彼姬赢。惟祖惟考，晓运昭机。入蕃皇魏，趣舎唯时。锡土分茅，好爵是縻。灼灼章服，悠悠车旗。唯君龆节，夙禀门矩。室友廉蘓，宾无滥与。幼承秘宠，早参禁宇。暂莅西服，烋政已举。体素钦仁，端风雅正。清明在躬，昭然冰镜。文英武果，超光朝令。将加殊命，显茲华禄。高列崇班，副此朝属。远二金垞，式昭魏录。如何不淑，摧樑碎玉。岁聿其徂，爰即遐堽。泉扉一奄，永谢朝光。去矣莫留，道存人亡。列铭幽石，长述风芳。大魏延昌元年岁次壬辰八月巳未朔廿六日甲申记《鄯月光砖志》（图二）何时出土于洛阳何地，已难以知哓。志砖质，赵万里《集释》补遗称：“志高45.8厘米，广23厘米，四行，行九字不等，正书。”[8]据拓本，录文如下：大魏正始二年岁次乙酉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前部王故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铭图一

608纸张在同一探方及层位出土有帛书一件，其中一面文字内容为：不可忽こ置舍所圣人こ不可已强饭自こ爱こ幸甚万幸こ甚こ谨因赵伟君奉书再拜白·知君谢子恩敬君强饭自こ爱こ知君病偷矣

作者简介王志通，1989年生，四川达州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西北区域史、边疆民族史研究，在《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农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摘要：鸦片烟毒危害中国甚巨，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初就厉行禁烟。甘肃实施禁政后，甘南地区成为甘肃种烟的重点区域，汉、回、藏族民众围绕鸦片的种、运、吸、售逐渐形成了多民族互动的利益链条。地方政府成立相关组织，推行各项禁政，而地方政教势力则包庇种植和销售鸦片，借机自肥，部落民众则为维护切身利益，在遵守和违背禁烟政令之间随意切换，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政府即便实施武力剿铲，也无法成功禁绝烟毒。民众是禁政推行的关键，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着治理的成效。关键词：地方民众；国民政府；甘南地区；禁烟鸦片是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商品，从进口消费转为自产自销后，丰厚的烟亩税款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但是致命的烟毒会造成侵占良田、伤害身体和摧毁家庭等后果。因此，鸦片的种运贩吸与禁烟彼此纠缠，相伴始终。甘肃烟祸几经跌宕，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控制下的陇原大地再次烟毒肆虐。随着国民党中央大员入甘主政，禁烟才逐渐推行和强化。国民政府制定的“六年禁烟计划”陆续实施，甘肃种烟的重点区域转移至甘南地区，汉、回、藏等民族围绕鸦片的种、运、售、吸逐渐形成了多民族互动的利益链条，导致禁政推行遭遇种种困难。目前研究近代中国鸦片烟毒的丰硕成果中较少关注边疆地区的烟毒状况，涉及位处汉藏边界地带甘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则更少。仅有论文分析了烟毒泛滥的原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甘南禁烟成功的艰难历程。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厘清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烟毒的整体概貌，忽视了地方政府推行禁烟过程中民众的角色和作用。本文利用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资料，从民众的角色变化入手，去认识甘南地区国民政府有限度推行禁政的历程和烟毒难以禁绝的困境，以深化我们对民国时期地方治理的认识。一、禁政与甘南地区烟情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初，就将禁烟列为要政之一，颁布多项法令，蒋介石更是将禁烟视为挽救中华民国之始端。然而，面临财政困窘的南京国民政府倚重鸦片款税，向各省派驻禁烟查缉处，寓禁于征，变相公卖，以致政府颁行的法令与行政举措的实际推行相互悖逆，陈义高远的禁烟法令变成了高悬门楣的装饰，各地种植、贩运和吸食鸦片依旧如故。因此，法令所载与实际施行的彼此剥离遭到媒体尖锐批评，“在高标禁烟之政令下，种运售吸无不在军政机关之组织计划下行之。口喊禁烟，手布毒氛，欺人自欺”，称其为“既痴且聋”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势力尚未进入偏居西北的甘肃之前，地方实力派控制省政，将烟亩罚款作为财政支柱，种植、运输、贩售和吸食鸦片“向未禁止，法令颁布后仍如旧贯”，对禁烟政令置若罔闻。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地位提升，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代浪潮，禁烟则被视为根治西北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1934年，蒋介石前往兰州视察，认为“甘肃大患，在于烟祸”，应严厉禁烟。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亦认为鸦片为害甚巨，并着手推行禁政，但鸦片烟亩罚款历来是甘肃财政之仰赖，他不得不强调“禁烟必须实事求是”，“也要顾及事实的可能性”。可见，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甘肃，并不能毫无保留地执行中央政令，地方财政对鸦片的深度依赖不可能被一纸命令立即扭转，这预示着禁政推展会遇到重重阻碍。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蒋介石亲任禁烟总监，往各省分派禁烟大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禁烟运动。甘肃省政府遵令执行“六年禁烟”计划，将全省划分为五个禁烟区，分五期禁绝。甘南所属夏河、临潭和卓尼地区属于当时种烟较少之地，对依靠烟亩罚款的全省财政影响不大，故被列为第一期禁绝地区。朱绍良发布通告，劝导民众切勿观望徘徊，要坚决执行，“自经此次布告之后，倘敢在本年禁绝区内，偷种一茎半苗，地则充公，人则尽法惩治，毫不姑息宽宥”。同时，省府向各县选派查禁烟委员，严格出巡规则，认真检举。禁烟推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遭遇种种困难，远未达及朱绍良在1935年8月宣布的第一期13县局“完成禁绝”，很多地方照种如故。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虽能获取丰厚利润，形成畸形的社会经济互动，但也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地方社会呈现衰颓之象。鸦片种植侵占大量深沃良田，将种粮田地排挤到水利不便的贫瘠之处，导致传统农业经济严重失衡，粮食不得不依靠外省进口。鸦片种植汲取土壤大量肥力，导致生产力下降，再有灾荒加剧，饿殍载道，农民离村人数增加。另外，大量民众吸食鸦片，劳动力饱受摧残，更是直接影响兵役、国防和民族复兴大业。抗战全面爆发后，禁政是大后方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建国、御侮图存的重要途径，“因为军粮的供给，前方士兵的补充，后方交通治安的维护，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供给。若不把烟苗铲除，则谷物生产不能增加，不把大量烟民戒除烟瘾，则人力补充，必受影响。”可见，抗战大后方的禁政推行深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实施禁政的力度必须有所加强。随着各级政府连续不断地推行禁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种烟的局面得到遏制，以前种烟的土地多换种粮食，但在全省范围内烟苗并未绝迹。强化禁政的另一结果是种烟区域出现空间移动，即1938年后，大部分种烟区域从通衢之处向僻静之处移动，交通沿线的农田里绝无大面积种植烟苗，甘肃全省烟苗种植的重点区域则从河西走廊转移到甘南、陇南等地。所以，甘南地区开始大面积种烟的时间要比云贵川等种烟大省和甘肃其他地方稍晚，很大程度上是在禁政推行之后才呈现出罂花怒放的景象。因此，甘南地区成为甘肃省违禁种烟的集中之地，也就是整个抗战大后方实施禁政的重难点区域。甘南地区偏居甘肃西南部，海拔较高，多崇山峻岭，主要是广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农业除在大夏河中游谷地有少量分布外，“仅于洮河及白龙江若干谷地及小型冲积平原中见之”。鸦片是当时农民大面积种植的一种经济作物，附生于耕地的鸦片种植自然属于农业的一部分，其分布情况必然遵循甘南地区农业分布的空间格局。所以，位于东部的卓尼和临潭（海拔相对较低）的山间沟谷和河滩低洼之地才会毒卉遍开。群罂乱飞的毒卉在河谷呈串珠型分布，在台地和缓坡呈片状分布。另外，在禁烟严行时种植鸦片属于“顶风作案”，偷种鸦片的农田就多分布在偏僻幽深的地方，以避查禁。甘南地区东南部的上下迭部、插岗、铁坝、录竹和新堡等地气候温和，适宜鸦片生长，“是有名的生产生烟的基地，每年有数百斤的大烟销往外地”。毗连四川的卓尼上下迭部地区种烟情况尤盛，是查禁烟苗的重点区域，大量禁烟报告都反映了迭部连年种烟的事实。1943年夏，卓尼上迭部买麻卡宋、什巴两旗种烟，“下迭部之桑巴、多儿沟、阿夏、卡巴、截尼、唵子、沙路哇等处胆大者，相率效尤”。其中，什巴旗种烟800亩，买麻卡宋旗种烟500亩，卡巴上下旗种烟300亩，阿夏旗种烟180亩等。1944年6月，卓尼设治局局长刘修月查得上迭部26个村庄、下迭部7个村庄种烟，“劝铲无效，公然强种，现已出土”。1946年10月，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某团长杨景华查得达拉沟下旗3个村庄种植鸦片，札阿那庄种烟30亩、滋哇庄种烟40亩、吁浪庄种烟20亩。其后，他又在达拉沟上旗查得6个村庄种烟，共计123亩。1948年6月，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得知四川松潘县“连年种烟”，与之接壤的上下迭部深受影响，亦连年种烟。两省地方政府虽然都严厉禁烟，但缺乏合作，以致秋后“平安收浆，屡年如是，以致种烟之风愈演愈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甘南民众依然大肆种烟，烟地面积甚广。可见，甘南地区的烟毒未有断绝。随着禁政施展，种烟面积减少，种烟地集中在位于白龙江上游的迭部地区。鸦片是一种体积小、价格高的消费品，人一旦吸食上瘾就难以戒除。甘南地区汉、回、藏等族民众共同参与了鸦片的种植、加工、运输和销售，很多人还成为消费者。甘肃省政府主持全省各县烟民统计，甘南三县（局）情况（表1）。从上表可知，甘南地区的烟民以男性为主，女性甚少，中年人居多。从地域分布看，临潭最多，卓尼其次，夏河最少。这与三地农业人口、鸦片种植面积和汉族人口的多少密切相关。临潭县农耕面积最广，农业人数最多，卓尼其次，夏河最少。甘南地区是汉、回、藏诸多民族共存共生之地，烟民以汉民为多，藏民很少吸食鸦片，回民不吸烟。卓尼烟民多系汉民，藏民吸食者较少，但也不乏藏族权势人物吸食鸦片。掌握卓尼地方实权的杨大太太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世俊等沉溺鸦片，他们确有烟具三副，常常对影横陈，吞云吐雾。杨世俊嗜毒甚深，烟毒早已“侵蚀他的精神，在体力上显得有些不够”。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内部人员约有三分之二也吸食鸦片。1938年夏，王树民在半农半牧的卓尼大峪沟看见当地“居民无论汉、藏，精神均不振作，嗜吸鸦片者甚多”。夏河“地处边疆，气候寒冷，向不种植烟苗”，但四川松潘县阿哇和黑水等地所产大量鸦片被贩运至此，有不少外来工匠和客商偷偷吸食。卓尼迭部、四川松潘等地所产鸦片，还被临潭旧城的汉、回族烟商组织人力大量收割和收购，“然后将生烟贩运到临潭旧城，出售给专门从事大烟加工的烟户，进行炮制后，再将鸦片成品（包括烟棒和白料面等）出售给烟贩”，再销往各地，有不少人在收购、加工和运销过程中逐渐染上了鸦片烟毒。1944年6月，杨复兴查得临潭回民19人携带枪支在上迭部麻拉哈什旗租地种烟。可见，南京国民政府一直都在推行禁政，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甘南地区种植鸦片，在禁政严行中有所减少，但从未断绝，不少人身染烟瘾，直至1958年方才彻底尽除。难以禁绝的原因有很多，如藏民种植鸦片可获得丰厚的利润，以此换取枪支武器；回汉莠民潜入藏区偷种和贩运，刺激了卓尼藏民效法种烟；政府在此地的力量非常有限，禁政难行；地方统治者借鸦片谋取厚利等。的确，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很难深入甘南地方社会，禁政推展遭遇种种困难，而地方势力对禁政的态度与之关系甚大，是理解甘南地区禁政“行”与“难行”的关键。二、甘南地区地方势力与禁政禁政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等诸多环节。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地方政府主抓的重点各不相同，具体禁烟政策也有差异，地方民众扮演的角色更是复杂多样，因而需要从不同环节去认识各种地方势力与禁政之间的关系。首先，地方党政人员成立相关组织，执行各项禁政。登记烟民、设立戒烟院促其戒绝是禁止吸食的重要工作。1935年6月，国民政府颁行《限期办理吸户登记办法》。两个月后，甘肃省禁烟委员会先后广泛发布了《劝告同胞戒烟书》《劝烟民登记传单》《甘肃省吸户登记须知》和《甘肃省勒令吸户登记办法》等，要求烟民尽快登记和戒除。省政府三令五申，软硬兼施，但临潭、夏河和卓尼三县局迟迟未报，延至1939年才上交烟民数量和登记表，比规定时间晚四年之久。省政府根据烟民数量在甘南地区设立了两所戒烟院，按200~1000人设立丙等戒烟所，200人以下烟民自戒的原则，临潭和卓尼分别设立丙等戒烟所，夏河烟民则在县府帮助下戒烟。1940年5月，临潭县政府和县党部联合召开全县禁烟宣传大会，广泛宣传中央政府禁烟的决心与意义，当众焚毁一大箱烟具。会后，县党部指导学生话剧团表演有关禁政的戏剧，各学校学生宣传队“分头在城内各街市衢及城郊一带切实宣传，使烟民及早觉悟，自动脱离苦海”。夏河县政府组织成立县禁烟委员会和烟土保管委员会，专门负责禁烟事务，并会同夏河党政军机关厉行查缉鸦片种植、运销和吸食。1943年，夏河县政府查获卢华堂、胡培隆和卢孜三名吸烟者，卢华堂和胡培隆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卢孜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虢夺公权三年。1945年查获烟犯崔克让和杨得禄，审判“崔克让处有期徒刑五年，虢夺公权五年，杨得禄处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虢夺公权三年，获案烟具，依法没收”。1946年3月，查获吸烟者张年禧哇，“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虢夺公权三年，获案之烟具，依法没收，于本年六三纪念大会，当众焚毁”。可见，夏河县将国家法引入禁政，判处烟犯有期徒刑和剥夺公权，这成为边疆地区禁政推行中的新内容。其次，地方实力派包庇种烟、售烟，借机自肥。在政令难及的边疆地区种植鸦片可获得丰厚利益，地方势力视之为一笔利源，多加庇护。甘南地区连年种烟，当禁烟命令层层下达和查禁官员深入实地后，无论部落头目（多任区乡长、保甲长），还是寺院喇嘛，都虚与委蛇，往往“具结保无偷种情事”，予以应付，而无法实际掌控边疆社会的“外来”官员“亦不过表面工作”。1942年甘肃省行政会议上，民政厅长王漱芳点名卓尼、夏河等地“仍是罂花灿烂，它们离省窎远，且僻运其他各省，实为文化所难及、政令所难治之地。地方政教势力在卓尼地区尚大，包庇栽种”。王厅长此处所指包庇种烟的“地方政教势力”实为夏河拉卜楞寺襄佐阿莽仓活佛和卓尼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1942年11月，四川松潘藏商将所产鸦片六驮运送至夏河，交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之弟阿莽仓活佛秘密销售。其后，省府要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和夏河县长李永瑞查办。胡受谦于次年8月派员密查后，无奈地回复“时过境迁，无法查明，以后当设法深入内层，以穷究竟”。李永瑞则直陈地方政教势力密涉其中，县府难以查获证据，说：“查拉卜楞为黄司令之势力范围，纵有此等非法行为，因其防范甚严，他人慑于黄之声威，不敢吐实也。”可见，地方政教势力实际控制地方社会，深受民众拥护，密查如不深入内部就难以获得实情。省府再次严令胡受谦等设法密查。经过多方努力，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等在1944年初查得松潘县安去乎柔加尼部落酋长车红采加五洛尔旦前往拉卜楞寺礼佛之际，将大量鸦片运至夏河，寄存在拉卜楞寺贡唐仓，嘱其同伴多勒秘密销售。2月26日，多勒将鸦片携至塔哇出售，县警王殿试、何中本、袁得条和杜丹巴等察觉后跟踪追随。至拉卜楞寺铜匠王岁成住所时，多勒藏匿不见。县警在王宅搜出一只皮袋，内装毛重30两鸦片、1只烟灯和若干熬烟器具，然后将赃物和王岁成送交县政府。次日，县府警佐苏连城在贡唐仓将多勒拿获，而车红采加五洛尔旦侥幸逃逸。为犯人提供住宿的贡唐仓活佛实有藏匿和纵放嫌疑，后经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一再说情，被免于追究。多勒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一千元，王岁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车红采加洛尔旦被处无期徒刑，虢夺公权五年，严加通缉。此番较量后，夏河地方政教势力示弱，禁政推展的阻力有所减小。卓尼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包庇种烟，派收烟款，借机自肥。1940年，杨世俊派亲信雷豫前往迭部，表面上视察工作，实则征收烟款，有保安司令部下发条谕作证，卓尼设治局也存案备查。后来，禁烟督察团团长杨世昌和视察员前往迭部，将这一违抗禁政行为核实后，上报给省政府。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禅定寺代理僧纲宋堪布指出司令部参谋长杨世俊吸食鸦片，为包庇种烟的幕后推手，恳请将其押解兰州，“调验有无烟瘾，以明虚实，如无烟瘾甘反坐。一面将该杨世俊扣押，勒令该部管辖地带，本年春烟不容发现一茎半苗，如有发现烟苗情事，即由该杨世俊是问。”面对禁政三令五申和宋堪布的指控，确实包庇种烟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不得不伺机前往迭部铲烟。1942年5月，杨大太太、杨世俊等人率领400多名前山藏兵前往上下迭部铲烟，声言两月内铲除净尽。当时，著名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正在卓尼调查，写道：“在叠[迭]部，政府在三令五申戒烟的时期发现了烟苗之后，负责人绝不因‘情形特殊’卸下责任，竟毅然派人去把烟苗铲除了。”他们的铲烟行动也得到了民政厅长王淑芳的称赞。实际上，他们在上下迭部采取不同方式铲烟，即在上迭部将烟苗尽行铲除，在下迭部，“不但将烟苗未铲，反向种烟者征收大烟并派款”。保安司令部禁烟工兵联合藏民，将截尼旗、唵子旗、卡巴旗、尤帕初旗、沙录哇旗等地道路两旁烟地的烟浆收割带走，而僻静烟地的烟浆则由各旗藏民自行收割。此外，以上五旗每户上交5两“官烟”和20元现洋。阿夏旗和多尔沟旗藏民自行收割烟浆，每户上交7两“官烟”和30元现洋，达拉旗民众则拒绝上交。据统计，下迭部有2200余户藏民共上交烟土1.35万两，现洋约6万元，仅多尔沟旗和阿夏旗上交烟土1000两，现洋1万元（表2）。最后，部落民众维护切身利益，抗拒禁烟，独立性较强。部落民众种烟可增加收入，故支持保安司令部包庇种烟和派收烟款，可是禁烟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保安司令部不公平铲烟尤使其受伤害严重。因为上迭部该年的农业收成欠佳，粮食和银钱皆缺乏，民众已将烟苗铲除，农地全部荒芜，收入来源几乎全部断绝。所以，他们借机抗拒，逐渐依靠自身力量维护私利，甚至以武力抗争。例如，上迭部藏民聚集在哈札庄，挡住满载而归的司令部人员的去路，称：“本区民众尊重中央命令，当司令到区时，烟苗自行铲除，且具甘结，永不犯种。而司令到下叠[迭]部后，不但不禁，反而收烟缴款，令本区民众向司令要问此种矛盾、命令及行为之来由，如说不明白，决不让返部。”上迭部藏民的抗争之举凸显了各部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迭部民众为获取丰厚利润，依然连年种烟，禁政推行也毫无突破。可见，对于各项禁烟政令，地方党政官员多有配合，陆续组织人力登记烟民、设立戒烟院、成立禁烟组织、宣传禁烟政令等，对种植、运销和吸食鸦片者予以查缉和判处，反映了国家权力逐渐深入边疆社会的整体路径和方向。不过，地方实力派和部落民众的行为增加了禁政推行的难度。地方政教势力包庇种植和贩售鸦片，借机获利，尤其是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在上迭部积极铲烟，在下迭部收烟收款。该部不公平铲烟引致上迭部民众集体反抗，各部落的独立性增强，为铲烟行动武力化和禁政难行埋下了伏笔。三、禁政难行与武力铲烟鸦片价格甚高，地方势力包庇种烟，征收烟亩税，获利颇丰。刨除税款，农民仍能从种烟中获得厚利，因此不少甘南藏民顶住一道又一道禁烟政令，为追逐私利而坚持种植。如卓尼阿夏旗旗长杨培荣称：去年“每户收去禁烟税烟土四两、五两、六两不等，故今年叠[迭]部人民均称，去年收五六两，今年怕收十两都可，烟一定要种”。卓尼地区种烟日甚，违抗禁政之声日高。当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查得达拉沟所种烟苗“出土已长三寸”，颇显无奈。该地地形险要，他们不敢贸然进兵，“兵力稍小，彼必反抗，兵力稍大，给养运输既属不易，且无法展开”。如果藏民破坏栈道，军队则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故“拟请商派飞机两架，先飞该地散发传单，促其自铲，否则实行轰炸其寺院，则番民惧，必可自动铲除”。借飞机之力禁烟，这尚属首次，是全国各地禁烟举措中的创新之举，可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43年2月28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杨景华、李彦霖和安富容等人“由卓尼起程前往各旗督耕，布种五谷，不准烟籽一粒入土”。随着杨景华等人细致督察，一些部落民众纷纷承诺永不栽种，出具切结，如下迭部截尼旗录亦卡庄头人巴吾、达拉九、赛奴等，卡巴旗术子甫头人更的、你秀等均出具连带切结，“此后决不偷种冬烟，日后如有烟苗发现情事，并等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出具切结是实”。刘修月也多次亲往督查和派侦探密查，都没有发现烟苗。实际上，刘修月等人查得下迭部藏民没有大面积种烟并非实情。1943年初爆发的甘南农民大起义、卓尼北山与夏河陌务部落的草山纠纷和“北山事件”越演越烈，各级官员都为平息地方乱局而应接不暇，因此禁政松弛。在不受地方变乱之扰的迭部地区，藏民大肆种烟，罔顾承诺和禁烟甘结。如上迭部尖牛、保什把、达拉等旗藏民趁机种烟，态度强硬，实施抗拒，以致派去督铲的旗长无法行使职权。至七八月间，地方局势稍有缓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与卓尼设治局联合派人前往种烟区域实地查勘，严令各旗务绝毒卉，可是抗铲者众多。对此，胡受谦等议决诉诸武力，以使抗铲藏民彻底服从。1943年乱局初定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接受裁员整编，原有核心人物杨世俊等被处死，第一区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刘济清担任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安绪嗣、雷兆祥和杨景华分任一、二、三团团长，原有土司政治再次遭受削弱和动摇。加之此前司令部不公平铲烟助长了部落的独立性，上下迭部地区种烟更甚，反抗禁政更烈。1944年初，上迭部哇巴旗东沟一带、买玛什巴等处民众播种冬烟，对各种劝导置若罔闻，“其余亦哇、你巴两旗已有效尤趋势”。杨景华率陈世杰、梁景鹏等各旗长分途前往各地详查，多方说服民众自动铲烟，还请卡巴录活佛、旺藏上寺压床喇嘛等帮助开导。可是，下迭部达拉沟和上迭部哇巴旗等地民众习性剽悍，对禁烟政令“遵”“违”反复。当哇巴旗旗长陈世禄奉令前往哇巴沟一带劝导铲烟时，民众集体反对和抵制，称：“你们有眼睛去看，长着鼻子去闻，种烟的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秋吉（川北）也种，谁的命令也不铲，打仗也不怕。”抗拒坚决的哇巴沟和达拉沟民众，是禁政推行的难点和重点。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胡受谦认为，“用政治方式导铲刻已穷术，为根绝毒卉，树立威信计，唯有武力进剿之一途。”其后，他坚持将禁烟诉诸武力，认为“非武力进铲，不独本年不能肃清，明年势必更加蔓延，不易收拾”。可见，地方官员在民众的“遵”“违”反复中失去了耐心，面对层峰命令，将禁烟行动推向了武力剿铲。刚刚遭遇危机、尚是惊弓之鸟的杨复兴对武力铲烟予以积极支持和配合，调集藏兵负责进铲。1944年5月，杨复兴与刘修月联合从录竹、洮北两乡抽调200名精壮藏兵，又调集保安司令部警卫连和团部传令排，总计300多人。胡受谦特意添拨了机枪和火炮中队，调配两门迫击炮，以增强铲烟队伍的火力和军威。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由杨复兴统一指挥，亲往迭部惩治那些违抗禁政的刁顽藏民，并为其他各项政令的推展扫清障碍。7月17日，杨复兴组织各部召开剿铲动员筹划会议，商讨兵员、粮草、运输、部署、城防和治安等诸问题。25日，铲烟队伍分两路进发，一路由杨复兴亲自率领，安绪嗣和杨景华两位团长陪同，“调集拜来达加、桑旺朋地、善扎、迭当、车巴沟、恼索、土桥、日完马、角缠阿科等旗藏兵千余人，经麻路、贡巴寺、石巴沟”抵达光盖山下；另一路则由刘济清参谋长和雷兆祥团长率领警卫连，“经达子多、卡车沟直抵光盖山下”，与杨部汇合。当铲烟部队“进驻上卡庄，尚未抵石门”时，700多名藏民结集在光盖山一带布防，武力抗铲。同时，抗铲队伍还得到四川松潘藏兵的支持，事态逐渐扩大，铲烟队伍急需四川松潘方面调集部队予以配合。8月3日，安绪嗣部在卡车沟首先与抗铲藏民接触和对峙，其他各部在车巴沟分三路进攻，午时抵达山麓。在紧缩包围圈之际，抗铲藏民“见势不佳，即后退防御”。铲烟部队趁势而上，占领三处据点，节节进逼。双方对峙至星朗月明之时，抗铲藏兵乘黑逃遁。次日，各部合兵光盖山，铲烟部队利用迫击炮和机枪等先进武器，迅速打垮依靠步枪和火绳枪进行反抗的哇巴沟藏兵，占领闹那胜高地，并将指挥部移驻哇巴沟梁上。9日，铲烟部队与藏兵接触，在猛烈炮火攻势下，抗铲藏兵腹背受敌，不支溃散。铲烟部队趁势追击，“当场射杀叛贼十余名，生擒一名，就地正法”。藏兵四处逃窜，留下磁龙、沙拉、吾浪和次客巴等村庄被铲烟部队占领。迭部电尕上下两寺的两位温布旦子森盖、苏奴旦巴等“代表当地群众与指挥部接触，承认种烟不对，抵抗更加错误，表示愿意铲烟，接受处罚”。指挥部移驻丁刚寺，“沿途所见未铲烟苗，尽行打铲”。麻拉、哈什尕只等庄藏民约请什巴总管高照达和勺沟总管工卜束奴出面说项，愿意自动铲烟和听候处分。几日后，上迭部电尕寺、下迭部卡巴和唵子等几个村庄也相约请电尕寺温布苏奴旦巴转呈司令部，愿意铲烟受罚。由此，哇巴沟藏民抗铲以失败告终。他们认交罚款，上交已收割的烟浆，铲除剩余烟苗，承诺“永远服从政府法令，以后再不敢偷种鸦片及违背法令”，切具甘结。司令部召集有关人员审慎研讨，最后决定“于法律、番例兼顾原则下分别情节，从事办理”。随着习性强悍的上迭部藏民陆续降服，杨复兴率部沿白龙江向下迭部进发，司令部暂驻卡巴录寺。上迭部藏民比下迭部藏民要强悍，强者降服极大地推动了下迭部藏民纷纷上交烟款、枪支和马匹，唯独达拉沟藏民凭借地险人悍，继续抵抗。可惜铲烟部队后援出现问题，又加插岗藏民武力反对保甲编组，与地方部队发生大规模冲突，亟待杨复兴等前往调处。铲烟部队不得不由武力剿铲转为谈判解决，并草草处理了达拉沟民众种烟抗铲事务。经过两个多月的武力铲烟，保安司令部和设治局等收缴烟浆278两，罚款银币2300元，行军口粮费银币1300元，收缴9支枪和4匹马（见表3）。从上可知，达拉沟藏民没有与铲烟部队交火，没有见识机枪和火炮的威力，没有承受战火的损伤。与其他各旗民众相比，达拉沟藏民遭受的惩处并不太重，也没有被此次武力铲烟行动震慑，所以他们容易撕毁约定，继续种烟。至1946年6月，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在临潭、卓尼一带视察，发现国家权力尚未深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也不能完全控制地方社会，迭部地区依旧种烟甚盛。1946年9月，保安司令部杨景华团长奉令率兵专门前往达拉沟铲除烟苗，与四川松潘县武力铲烟形成呼应。达拉下沟札阿那、滋哇和吁浪等庄藏民闻讯后，请总管和僧侣出面说情，最后双方达成五项决议：“（1）未割烟苗应一律打尽，已割到手烟浆，完全缴公；（2）认罚金；（3）交祸首，以马顶替；（4）服从政府法令，永不违法偷种；（5）明年如有发现植毒者，由各旗说话人负责，连环作保，具书甘结、保结。”最后，达拉沟下旗藏民上交烟浆410两，罚金1850元。达拉上沟的藏民则借助天险地势武力抗铲，杨景华率司令部警卫连、截尼和沙录哇两旗藏兵200余名、桑巴和卡巴下旗等地藏兵100名分队游击。他们得到达拉下沟各庄民众的帮助，与抗铲藏兵激战三个多小时，击毙抗铲烟民二人，取得了局部胜利。由于松潘铲烟部队未能按时出动，川甘两省联合剿铲达拉上沟和秋吉地区烟苗的行动流产，杨景华部不能孤军深入而撤回，未能彻底取得铲烟功效。可见，每次武力铲烟行动都受他事牵扰，遭遇种种困难，未能取得完全胜利。独立性渐强的部落民众为谋取私利种烟，倚势抗铲，一旦武力不支或难以抗御就主动降服，认受惩处和切书甘结，在遵守与违抗禁政之间自由转换。所以，禁政难行，即使禁烟行动诉诸武力也难成全功。四、结语自晚清以来，鸦片烟毒为害中国至深且至巨，历任政府皆有实施禁烟，但效果不佳。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就不断加大禁烟力度，整体态势有所好转。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逐渐控制甘政，实施六年禁烟计划，甘肃大面积种烟的局面得到遏制，但是种烟的重点区域则转移到了位处甘肃的甘南地区。在交通不便、政令难及的甘南地区，各族民众连年种烟，位于白龙江上游的迭部地区最为集中，群罂绽放。可见，甘南地区因禁烟而大面积种植鸦片，地方势力、回汉商人和藏民形成了种、运、售、吸鸦片烟毒的利益链条，给禁政推展带来了诸多困难禁烟政令层层下达至甘南地区后，地方官员联合党政军机关积极施行，成立禁烟组织、登记烟民、开展禁烟宣传、查缉和判处违法行为等。地方政教势力表面上参与禁政，实则包庇种烟、售烟，借机自肥。随着国民政府加大禁政力度和国家权力逐渐渗透至边疆地区，地方实力派的庇护之举有所收敛，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亲赴迭部铲烟，可是，不公平铲烟损害了部落民众的切身利益。部落藏民借机聚众抗铲，独立性增强，在“遵守”和“违抗”禁烟政令之间随意切换，连年种烟，使禁政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国家权力逐渐深入甘南地区后，地方实力派有所式微，双方合作加强，保安司令部数次率队武力铲烟，部落民众或借势抗铲，或直接屈服，或武力不支后屈服，但因受种种限制和牵扰，禁政未竟全功。国家政令在甘肃地区的推展和落实，地方民众是关键，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着各项政令得以落实的范围和程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在甘南地区推行禁政的过程中，地方民众逐渐加入，表明国家权力向甘南地区的渗透取得了一定成功，也表明地方实力派对国家权力渐趋遵服，而地方民众则遵违无常。这些变化的背后拥有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地方实力派从包庇种烟、借机自肥渐渐变为支持禁政、率部武力铲烟；部落民众既可在地方实力派庇护下种烟交款，也可在禁政严行下自觉铲烟、主动认罚，或具甘结、做承诺、不种烟，还可为坚持种烟、聚众抗铲。可见，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的禁政难行，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地方治理困境的内在机制。地方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超过内地民众，成为地方治理必须面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而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将其权力触角深入基层，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地方治理体系，即使依靠具有临时性、流动性和嵌入性的武力行动，也无法完全、长期、有效地控制地方社会。地方民众的利益不可被忽视，但国民政府实施的地方治理又比较缺乏基层民众的深度支持与有效合作，所以各项政令的推展存有明显限度，很难真正落地生根。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王丽霞，甘肃武威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武威汉晋历史文化研究，著有《武威雷台墓及其研究》，在《丝绸之路》《甘肃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目前所知河西地区最早的百戏图发现于武威磨嘴子一座东汉晚期壁画墓内。该墓由于历代均有盗扰，墓葬破坏严重，经抢救性发掘，发现墓中有保存完好的近16平方米壁画。百戏是此墓壁画的主要内容。百戏，是我国古代对乐舞、杂技等表演的总称，这种表演艺术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西汉武帝以后百戏得到长足发展，内容已相当丰富，具体表演包括杂技、幻术、徘优侏儒戏、驯兽等多种表演形式，另外还有一种“象人之戏”、即使用面具或假形衣等手段装扮各类神仙、人物、动物做乐舞表演的假形装扮等。出土于今河南、山东、内蒙古、江苏、四川等地汉代的石刻、墓葬或祠堂中的百戏图就充分体现了汉代兴盛的百戏表演艺术，使我们对当时的百戏以及丰富的娱乐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河西地区汉代、尤其是魏晋壁画墓发现众多，但以百戏作为壁画墓主要内容的较为少见，汉代墓葬中更是罕见。这里，对武威磨嘴子东汉壁画墓中的百戏图像做一简析。一、壁画内容概述墓葬发现于1989年，为多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横前堂、双后室组成。壁画集中于前室，其制作方法是先在墓壁上涂一层白垩，然后再在其上绘制壁画。内中人物、动物均采用墨线勾画，未施彩色。顶部绘天象图，左侧为太阳，内中绘一黑色金乌；右侧为月亮，内绘蟾蜍，日月周边绘流动的云气纹；前室西壁、南壁、北壁各绘表演百戏的场景。正对墓门西壁的壁画保存最为完整，共有三组内容，最左侧为一表演倒立的伎人；中间两人，一人拱手作揖，作迎客状，旁边一人右手抬起，似在卖力邀请众人前来观看（图一）；右侧有一表演鼗鼓的胡人、一戴尖顶帽的走索伎人与一大鸟形象，走索伎人与大鸟画面部分有脱落。图一

作者简介李旭东，1965年生，甘肃敦煌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特聘教授、敦煌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担任敦煌学院本科班《中国古代史》《敦煌文学与写作》《敦煌历史文化》《敦煌学教程》等课程。主要从事高校历史学教学和敦煌学、丝绸之路、张大千与敦煌等相关课题研究，出版有敦煌学专著2部，合著7部，在国内外纸质媒体、期刊发表敦煌学研究论文90余篇，发表文学作品180余篇。摘要：额敏和卓于雍正十一年（1733）率维吾尔族部落九千余人迁居安西（今甘肃瓜州）垦荒种田并管理迁居事宜，被清政府特封为“扎萨克辅国公”。有关史料谓这批维吾尔族移民为“回民”，其在瓜州按原籍风俗在修建了头堡、二堡、三堡、四堡、五堡，当地汉民谓之“回民五堡”。又修建回民南渠、回民北渠及比栉渠、崇墉渠、千仓渠、万箱渠，开荒数千亩。乾隆二十一年（1756）吐鲁番局势好转后，又率众从瓜州迁回原籍，在瓜州居留时间凡二十五年。关键词：额敏和卓；迁居瓜州；回民五堡；屯垦额敏和卓（1694～1777）出生于吐鲁番一个维吾尔族宗教世家，是吐鲁番的维吾尔贵族，也是吐鲁番历史上的统治者，被维吾尔族尊奉为精神领袖和民族英雄。康熙五十九年（1720）其率部归顺清朝，协助清军在吐鲁番屯田。曾随清军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因功被封为郡王。雍正九年（1731），准噶尔部出兵攻打鲁克沁（今鄯善县鲁克沁），他闭城坚守四十天，直到清军援兵赶到解围。鉴于无力长期固守吐鲁番，为避免准葛尔的频繁侵扰之忧，雍正帝提出移避之计。雍正十一年（1733）在朝廷的统一调度下，39岁的额敏和卓率部九千余人迁居甘肃安西（今甘肃瓜州）垦荒种田，率众修渠引水，管理迁居事宜，有关史料谓这批维吾尔族移民为“回民”；为奖励吐鲁番维吾尔族诸部落此次迁徒行动，清政府特封其首领额敏和卓为“扎萨克辅国公”。一、吐鲁番“回民”迁居瓜州的历史背景及简要过程明洪武年间，在吐鲁番回民的进逼下，“关西七卫”全部内迁至肃州以东。正德十一年（1516）“土鲁番复据哈密，以兵胁（罕东左卫首领）乞台降服，遂犯肃州”。

作者简介邢广程，1961年生，黑龙江绥棱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苏联历史，俄罗斯、中亚政治和外交。代表作有《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等。主编：邢广程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5月定价：198元ISBN：9787522818320

新刊简介《夏鼎》原名《向学》，是湘潭大学历史学会创办的内部刊物。2016年后，《向学》因故停办。在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们的关怀与支持下，《向学》正式复刊！并更名为《夏鼎》。2022年9月23日，《夏鼎》编辑部正式成立，9月27日，“XTU夏鼎”公众号正式上线。并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正式成立“《夏鼎》编委会”，逐渐建立起了完善、有序的来稿处理流程和审稿程序，做到了《夏鼎》每篇文章基本都有研究相关领域的优秀老师负责审稿并提供修改意见。直到今天，2023年6月2日，《夏鼎》第一期，正式出刊！

作者简介王鸣野，1963年生，陕西富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著有《“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2017年）《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2003）、《中亚史纲》（合著1997）等。《拔达克山汗纳款图》当代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几个国家在近代经历了一个被沙皇俄国从中国清朝的影响之下逐渐剥离的过程。《清史稿》将上述地区的民族、部族归入属国之列，该书列传《属国四》中，在浩罕名下附有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阿富汗诸条。新修《清史》卷目大纲中将上述哈萨克、布鲁特等列入《典志·邦交志》上卷《南亚、中亚诸国篇》之中，该篇第二章《与浩罕等国宗藩关系的兴衰》中有一题即为“与哈萨克部落的宗藩关系”。有清一代的中亚国际舞台上，有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的直接影响，还有英帝国的间接影响。因此，这片广阔的地域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今天的中亚诸国，但各种势力的交互作用却使今天中亚新局面的形成有了历史的前提，现将清代中亚地区乌兹别克、布鲁特、哈萨克诸族与清俄两大帝国的关系略作简述。一、清代的乌兹别克乌兹别克人的祖先原是蒙古金帐汗国的游牧人。16世纪左右，他们离开锡尔河和咸海以北的月即别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游牧地带，跟随昔班尼汗南下河中（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地方），摧毁当时统治河中的帖木儿后王政权，逐渐吸收当地民族，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河中地区的统治民族。乌兹别克人先后在中亚建立了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两国之间互争雄长，战争不断。同时，两国统治者对内实行残暴统治，民众生存艰难，导致社会经济逐渐凋敝。进入18世纪以后，两汗国面临的内外环境越发不利：西南面兴起了强大的波斯纳迪尔沙政权，南面的阿富汗则崛起了杜兰尼帝国，阿姆河以南的乌兹别克人地区被其吞并。在东南部，先是蒙古准噶尔部威逼中亚，后在50年代中后期，清朝一统新疆，中亚各政权和清朝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几乎与此同时，北面的俄罗斯帝国也在向中亚步步紧逼。在强邻环逼的形势下，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之间仍然战争和内讧连连，双方都无可救药地走上了衰朽之路。此时，处于布哈拉汗国边缘地带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明格部落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了浩罕汗国，或称费尔干纳汗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清朝与乌兹别克各政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与浩罕汗国的关系。清人认为浩罕有四城，分别为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和浩罕。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将领兆惠追捕霍集占兄弟进入浩罕境，得到当时的浩罕统治者额尔德尼的礼遇，并称浩罕“思慕”清朝的强盛，“奉表请内附”。1760年，清“遣侍卫索诺穆策凌赍（jī，带着）敕往谕，额尔德尼率诸伯克郊迎成礼”，“是为浩罕属中国之始”。其后，在额尔德尼及其继任各代伯克统治时期，不定期遣使入贡。当时，清政府将节制浩罕的职权授予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臣。浩罕和新疆之间在初期主要表现为商业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浩罕逐渐由清朝的藩部变成了愈演愈烈的边患，表现为浩罕政权庇护从新疆逃往其地的和卓后裔，支持其割据活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以降，逃往浩罕的和卓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在浩罕马达里汗的支持下屡次窜入南疆作乱。1826年（道光六年），张格尔又与浩罕勾结窜犯南疆，各城被破以后，“浩罕兵尽得府库官私之财，并搜括回户殆遍”。清将杨芳带兵追至阿赖岭，不料遭浩罕兵埋伏，几乎全军覆没。道光八年，清军俘获张格尔，钦差大臣那彦成令浩罕交出其家属，遭到拒绝。清政府遂以断绝互市、没收浩罕在新疆商人的财产作为报复。但浩罕并没因此收敛，反而奉张格尔之侄玉素普为和卓，纠集大批人马再度入寇新疆，围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地，并将抢去的财货运往浩罕。面对边患，清政府颇为头疼。钦差大臣长龄提出了“振威为上，羁縻次之”的安边方略，意图以清军在当时比较先进的鸟枪对抗浩罕骑兵，外联布鲁特、哈萨克等备受浩罕欺凌的部落，吸引浩罕的对手乘衅并起而一举灭之。除了武力征剿，还要辅以“羁縻”之策，也就是重开通商关系。清政府采纳其建议，恢复了与浩罕在新疆的经济交流。19世纪40年代以降，中国东南海疆危机骤起，清朝国力衰落，面对西北边患呈现出有心无力的窘境，浩罕趁机又多次入寇南疆。主要有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的七和卓之乱、1852年（咸丰二年）的铁完库里和卓之乱、1855年的玉散霍卓依善之乱和1857年的倭里罕和卓之乱。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北回民反清大起义的爆发，新疆也发生了反清起事，天山南北烽火连天，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有名无实。乱局之下，浩罕统治者感到有机可乘，遂命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为喀什噶尔汗，另任浩罕军官阿古柏执掌行政大权，于1865年（同治四年）率军护送布素鲁克等侵入喀什噶尔。由于清朝在南疆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阿古柏轻而易举地攻城略地，直至1877年（光绪三年）才为清军所灭。浩罕虽在新疆屡屡得手，但其内忧外患却日甚一日。当时统治浩罕的胡达雅尔汗对外甘当俄国附庸，对内贪残暴虐，百姓怨声载道，暴动不断。1875年，其子纳斯尔丁在地方首领和部落贵族的支持下公开反叛，胡达雅尔汗逃往塔什干寻求俄军的保护。俄军很快占领了浩罕城，纳斯尔丁投降后签订了《浩罕俄国条约》，浩罕成为俄国的附庸国。然而，俄国很快就不满于这种安排了，在肃清了浩罕的反俄起义后，于1876年占领安集延，又软禁纳斯尔丁，浩罕灭亡。俄国在其地设立了费尔干纳省。二、清代的吉尔吉斯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清代的吉尔吉斯人称为布鲁特，分东西两部分。当时东布鲁特由五个部落组成，萨雅克、萨拉巴噶什和塔拉斯是其中三个最重要的部落。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不断膨胀，吉尔吉斯人部落和哈萨克人部落遭到大规模入侵，吉尔吉斯人被迫迁往安集延。几乎与准噶尔人侵逼吉尔吉斯人居地同时，清朝也开始对准噶尔用兵。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兆惠等率部追捕准部残余哈萨克沙喇至东布鲁特界时，侍卫乌尔金、托伦泰被派往东布鲁特的游牧地珠穆翰与之接洽。萨雅克、萨拉巴噶什两部遣使献牛羊百余头，并要求归附清朝。七月，清参赞大臣富德再度派侍卫伊达木扎布前往东布鲁特宣谕，东布鲁特诸部同时遣使入京，标志着东布鲁特成为清朝的属民。西布鲁特与东布鲁特相邻。该部共有15个部落，其中较大者是额德格纳、蒙科尔多尔、齐里克和巴斯子。1759年，兆惠率军经过西布鲁特地，其首领献书请求率“自布哈尔以东二十万人众尽为臣仆”。清朝接受了西布鲁特的要求。自此，游牧于浩罕汗国以东、伊犁西南、喀什噶尔西北、伊塞克湖周围、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一带的东西布鲁特尽数归属清朝。东西布鲁特分别由伊犁将军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清朝政府统驭布鲁特的政策核心仍是羁縻制。所谓“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是双方关系的主要特征，目的只是期望其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具体到对布鲁特的管理，羁縻政策虽保持对各部的大小首领原职不变，但需由清政府加以委任，并赐给二到七品顶戴。双方关系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朝贡。根据规定，布鲁特每年要向清朝进贡一定数量的马匹，清政府则回赐大量的绸缎、羊只等物。同时，清朝对布鲁特与内地的贸易也采取优惠政策，“税减内地商民三分之一”。“乾隆以后，边吏率庸材，抚驭失宜，往往生变”。最著者有四，一是1814年（嘉庆十九年）喀什噶尔黑山派阿訇孜牙敦率众烧杀，结果清朝边吏枉杀布鲁特头目图尔第迈莫特，其子阿仔霍罕逃脱，纠集同族向清军报复，此事史称孜牙敦之案。二是苏兰奇投敌案。1820年，张格尔寇边，布鲁特头目苏兰奇向章京绥善报告，绥善非但不予表彰，反而将其叱逐，导致苏兰奇投入张格尔麾下。三是色彦巴图纵兵杀人案。1825年（道光五年），领队大臣色彦巴图率兵出塞追击张格尔不获，乃纵兵杀布鲁特百余人，谎报战功。布鲁特人奋而反抗，追杀清军。四是1864年（同治三年）布鲁特头目田拉满苏拉满联合库车马隆等参与新疆反清活动。在双方关系的演进中，布鲁特逐渐成为清朝治边的一个不安定因素。19世纪初，浩罕不断寇边，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名存实亡。在浩罕扩张的过程中，布鲁特诸部成为重要目标。19世纪20年代，额德格纳和克特缅退帕地区的布鲁特诸部成为浩罕的势力范围。此后几年，浩罕势力扩展到阿赖谷地、伊塞克湖和喀什噶尔边境，这些地方的布鲁特部落被浩罕控制。此时布鲁特实际已处在浩罕和清朝双方控制之下了。在浩罕蚕食清朝的布鲁特部的同时，沙皇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势头也日渐强化。由于浩罕已经控制了众多的吉尔吉斯人部落，因此沙俄对浩罕的征服实际上就是对吉尔吉斯人的征服。在征服浩罕的过程中，俄军占领了吉尔吉斯人居住的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1876年浩罕汗国的灭亡，标志着广泛分布于费尔干纳谷地到天山山脉的众多吉尔吉斯部落逐步沦为俄国的臣民。沙俄与清朝的关系也严重影响了吉尔吉斯人的命运。1864年（同治三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中国领土，居于该地区伊塞克湖、楚河、纳伦河上游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而成为沙俄属民。1884年（光绪十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使俄国对阿赖及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吉尔吉斯人地区的占领合法化。1895年，又发生了俄英私分原属中国的帕米尔吉尔吉斯人地区事件。至此，大部分吉尔吉斯人都处在沙俄的统治之下了。三、清代的哈萨克16世纪后期，统治哈萨克草原的哈萨克汗国分为三个“玉兹”。《清史稿》称哈萨克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中部（中玉兹，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部地区）和大玉兹（七河流域）曾长期臣服于蒙古准噶尔部，西部（小玉兹）处在今哈萨克斯坦最西面。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军追讨准噶尔残部到达中玉兹境内，其首领阿布赉汗亲自迎接，为表归顺之意，提出要遣使到北京朝觐。乾隆帝接受了阿布赉的臣服，向其颁发了册封诏书。1758年，清军追捕准噶尔残部进入大玉兹境，其汗阿布勒比斯献马进表，愿为清朝臣属。和阿布赉汗一样，阿布勒比斯也遣使来北京朝觐，受到优待。1762年，小玉兹的努拉里汗也向清朝表示臣服，并遣使朝觐。以上就是哈萨克三玉兹隶属清朝的开始。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清朝政府对哈萨克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误区。《清高宗实录》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传便为宣威绝域……不知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这说明，清政府对哈萨克地区的政策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消极应对、可有可无、来去自由的无为主义态度。上述态度和做法，在以中国封建帝国的继承者清朝的影响在中亚地区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是有效的，并且受到了包括哈萨克在内的中亚各民族的欢迎。然而，当挟西方近代工业化造就的强大军力的沙皇俄国出现在中亚时，清政府的羁縻政策就显得无所适从了。就在清军挺进中亚的同时，沙俄军队也正在从草原南下，一步步地将哈萨克各部置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中。最先与沙俄发生关系并遭到兼并的是小玉兹。1717年，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的下属袭击了俄罗斯卡玛河附近的诺夫切契明斯克一带，俄国军队反击并追至哈萨克草原。哈萨克的头克汗被迫在次年向沙皇彼得一世书面表明愿与俄“保持持久的和平与结盟”。在向广阔草原推进的过程中，俄国采取了建筑漫长的堡垒线的方式，稳步而无情地压缩着哈萨克人的生存空间：1715年，俄国在额尔齐斯河中游左岸亚梅什湖建立了亚梅什要塞，其军队以此为基地向前推进，并于次年建立了鄂木斯克要塞。为了强化两要塞之间的联系，1717年又在鄂木斯克和亚梅什湖之间建立了热列金斯克要塞，1718年完成了谢米巴拉金斯克要塞，1720年在额尔齐斯河中上游斋桑泊北岸建立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面对沙俄的步步紧逼，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在1730-1733年多次屈服。1738年，俄国奥伦堡远征军首领塔季谢夫进一步迫使阿布勒海尔汗及其亲属和部下宣誓臣服于俄国，并履行如下协议：阿布勒海尔汗送子入俄为质，并于1739年送其妻帕帕依去俄国宫廷，释放俄国俘虏，保护俄国商队通过哈萨克草原等。在此之前的1732年，阿布勒海尔汗就曾宣誓臣服于俄，而中玉兹的赛买克汗在俄方的诱迫和长老布肯拜的游说之下，也向俄国做了臣服宣誓。然而，赛买克汗的行为遭到中玉兹其他汗王的反对。18世纪40年代伊始，准噶尔军队大举进攻中玉兹，在1741年伊施姆河的一次战斗中，中玉兹阿布赉汗也成了俘虏。俄国地方当局趁势诱使哈萨克各玉兹再度宣誓臣服于俄，其中有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中玉兹的巴拉克汗和阿布勒班比特汗。18世纪后半叶，哈萨克各玉兹之间、玉兹内部的内讧和混乱进一步加剧，给俄国的渗透和控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此时大玉兹和中玉兹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使得沙俄感到更有必要加速解决哈萨克问题。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阿布勒班比特汗去世，两年后，阿布赉被清朝册封为中玉兹汗王。自此以后，阿布赉就拒绝承认与俄国的隶属关系，而俄国也不承认阿布赉的新地位。1781年，阿布赉病故，清政府很快谕令册封其子瓦里苏丹为新汗王。然而，由于清廷对大玉兹向小玉兹的进攻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瓦里汗向俄国寻求保护。为此，他于1782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又被俄国封为中玉兹可汗，从而造成了一个可汗同时接受中俄册封的奇特局面。然而，由于俄国步步紧逼，瓦里汗与俄国的关系很快转向对抗。1818年，瓦里汗去世。中玉兹内部四分五裂，对外部的侵略失去了抵抗能力，俄国趁机将其置于西伯利亚当局的军政管辖之下。中玉兹灭亡。在沙俄和清朝的影响扩展至大玉兹领地之前，蒙古准噶尔部是大玉兹的最大敌人。准噶尔部先是占领了巴尔喀什湖周围的大玉兹游牧地，损失惨重的大玉兹被迫退往楚河和塔拉斯河一带。在此期间，大玉兹饶勒巴斯汗（又译卓勒尔巴斯）被迫向准噶尔称臣纳贡。在三玉兹中，由于大玉兹位置偏东，沙俄对中玉兹和小玉兹的渗透直到18世纪四十年代左右才对大玉兹产生些许冲击，而影响大玉兹命运的主要因素除准噶尔外，还是三玉兹的关系以及与乌兹别克族的关系。清朝在18世纪中期平定准噶尔以后，大玉兹的最大威胁得以消除，但其内部的积弱不振并未有所改观，而几乎与此同时，浩罕汗国迅速崛起，其势力在额尔德尼比在位时（1753-1769）扩张至锡尔河北岸，并占有塔什干城。大玉兹再次面临强敌威胁。此时的大玉兹虽已成为清朝藩属，但执行“羁縻”政策的清政府却没有意愿对其实施保护，而是任其在周围强敌的绞杀中沉浮。面对浩罕的侵逼，大玉兹无力抵抗。更为严重的是，中玉兹的阿布赉汗趁机在1767年夺取了塔什干，使大玉兹的处境更为不妙。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饶勒巴斯汗去世，清政府册封其长子为汗，但这已经无法阻止大玉兹走向灭亡的脚步了。1808至1819年是大玉兹分崩离析的时期。浩罕爱里木汗在1808年再度攻占塔什干，宣布哈萨克人为其属民。然而，浩罕的残暴统治很快激起普遍反抗，而浩罕统治者的反应则是要消灭所有哈萨克人。哈萨克人被迫四处逃亡，一部分进入中国本土，成为清朝属民，一部分逃往俄境，还有一部分迁往中玉兹锡乌克苏丹的领地，于1819年成为俄国的附庸。文章来源

作者简介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湖北汉川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7年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参加西北考察团，赴内蒙古、新疆考察。1930年入罗布泊地区采集，历时3年，获得大量器物运回北京大学。1933年第二次入疆，再次进入罗布泊地区，历时两年。1943年再次赴新疆考察。黄文弼根据考察，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判明了麴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坟茔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著有《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作者：黄文弼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3月定价：98元ISBN：9787559851437楼兰遗址（王金/摄）楼兰国创始于何时，记载缺乏，无可征信。但其名称之初见于中国载记者，以汉司马迁《史记》为首。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云：“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按当作三十六国，‘二’字恐误），皆以为匈奴。”此为记录楼兰名称之始。然此时汉朝对西域诸国情形尚不明晰。汉朝之首认识西域诸国始于张骞。张骞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04年）奉使西域，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汉，俱以所过及传闻西域各国情形，还言于武帝。司马迁著《史记》，据之以作《大宛传》。如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是为记录楼兰国之始。汉朝知有楼兰国，亦自司马迁始也。在《史记》以前，若《山海经》，虽述河水入泑泽事，然未提及楼兰。《水经注》引姜赖国之传说，语多虚诞，未足取信。故述罗布区域历史，当以《史记》所述楼兰为始［英国斯坦因于1906年在楼兰遗址中所发现之佉卢文字（Karoushthi）中有“Kroraina”二词，想为本名，则《史记》“楼兰”二字，必为译音］。及武帝以后，宣元之际，汉朝和西域交流频繁，西域各国情形益臻翔实。后汉班固作《汉书》，西域各国别为一卷，而鄯善国即楼兰，特立专传，以志其事迹，后之作史者，均相沿不改，而楼兰国历史，差可考述。今本近世出土之文书，参稽古籍，述其历史如下。一、鄯善国之初起及最盛时期试读《汉书·匈奴传》，在匈奴冒顿为单于时，汉朝势力逐渐向西北发展。然在汉朝西北边外，东为东胡，西有月氏，北为匈奴，为汉朝边外三大相邻势力。时匈奴在阴山以北，今内蒙古一带；而月氏居于敦煌、祁连间，最为强大。乌孙等民族均为其役属。楼兰僻处蒲昌海西岸，与月氏为邻，是否服属月氏，或有亲属关系，虽无明文可考，然当与月氏有交往。月氏西迁，疑亦假道楼兰国境也。及秦二世元年，匈奴冒顿为单于，势渐强。北灭东胡，西走月氏，奠定西域三十六国。据汉文帝四年冒顿所遗文帝书称：“楼兰、乌孙属匈奴。”则当时匈奴势力已达西域各国，即今新疆之西北隅矣。时月氏、乌孙已相继西迁。匈奴疆域右方，直至盐泽以东。时楼兰居盐泽以西，国小兵弱，为匈奴役属，此必然之势也。故在西汉初年即自汉文帝四年至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76—前108年），楼兰为匈奴属国时期。西汉之初，匈奴奄有汉朝之西北边外，又置左右贤王，以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又与氐、羌相通往，故汉时西北两面均被迫于匈奴，与氐、羌累为边境之患。自汉武帝元狩二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定其地，以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益西北徙，羌、胡交通，自是断绝。初张骞奉使西域还，言联络乌孙、大宛之利；武帝从其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然汉由白龙堆过楼兰，至乌孙、大宛，必须经过极长之险道。时匈奴虽已西北徙，然与西域诸国相接，车师服事匈奴，共为寇钞。又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尝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汉使至西域，必经过楼兰、尉犁，沿塔里木河西行，过龟兹以至乌孙，西通大宛。时楼兰与姑师均临盐泽，当汉道之冲，楼兰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常主发导，迎送汉使。楼兰当道苦之，数为匈奴耳目，攻劫汉使王恢等。故武帝欲达到通西域之目的，则非取得楼兰地为根据不可。元封三年，武帝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人出姑师，王恢将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楼兰降服，纳质子于汉，汉亦列亭障至玉门矣。太初三年，贰师将军西行，得以渡过盐泽，平行至大宛，皆由已取得楼兰，无后顾之忧故也。但楼兰虽一时震于汉之兵威，始役属于汉，但同时又被迫于匈奴，时离时合。例如楼兰尝遣一子质汉，一子质匈奴；又尝为匈奴反间以苦汉使，可为证也。武帝既崩，昭帝秉承父志，因楼兰王不恭于汉，立遣傅介子刺杀之，悬首北阙下，更立尉屠耆为王，迁都伊循城，置伊循都尉以镇抚之，更名其国为鄯善，是为鄯善得名之始。《汉书》立《鄯善传》而无《楼兰传》，盖从其后称也。伊循在罗布淖尔之南，当南道之冲；楼兰在今罗布淖尔之北，当北道之冲。楼兰既已南迁伊循，则楼兰故地，汉得因之以为军事运输之重地。例如宣元之际，设都护，置军候，开井渠，屯田积谷，由盐泽以至渠犁，亭燧相望，皆为布置军事及运输之重要表见。由是言之，自昭宣以后，楼兰故地遂为汉有矣。及前汉之末，哀平年间，内政不修，汉朝威力未能远播，西域诸国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汉朝隔绝，并役属匈奴。光武初定，未遑外事。西域诸国复自相攻伐兼并。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述：“明帝永平中，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葱岭以东，唯此二国最为强大。”《魏略·西戎传》所述与此略同，唯戎卢属于阗，别有楼兰国属鄯善为异耳。是当后汉时，鄯善疆域，西达今之尼雅矣。1901年，斯坦因氏考古西域，在尼雅北废墟中发现有佉卢文字，及封泥上刻篆文“鄯善□记”四字，又一封泥刻有希腊式神像雅典娜（Pallas